1.“圈子”内部侵蚀制度规则。
侵蚀制度规则首先发生在“圈子”内，由于“哥们儿规则”的存在，“哥们儿”之间互相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促使圈子成员追求的理想状态是维持一种融洽的大家庭气氛。在这个大家庭里，最高领导人处于家长的位置。符合“哥们儿规则”要求的领导要待圈子成员（下级）如子弟，成员之间要讲情义，要“以和为贵”，成员要对领导忠诚。由于圈子是组织中的一个特殊系统或群体，圈子的伦理又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伦理，由于特殊利益的存在，圈子成员对这种特殊系统或群体的承诺要胜于对普遍主义的制度规则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圈子成员将主要期望放在领导者个人身上，对诸如个人的努力，企业管理规章等制度规则的期望则很低。因为任何一种制度规则如同机器一样总是非人道的，总是对“哥们儿规则”的一种最严重的威胁。受“哥们儿规则”约束并分享其好处的成员要比不受该规则约束的成员更加痛恨“非人道的东西”。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制度规则在“圈子”内缺乏足够的尊严，制度规则成为表面化形式化的东西，难以进入成员的骨子里去。
从认同的角度来讲，圈子中的领导人和圈子本身由于在相当程度上受“哥们儿规则”的约束，因而可能与组织的制度规则和组织目标相抵触。圈子成员对圈子的领导、由圈子所界定的群体也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但对于组织的制度规则和目标来说，这种认同只能产生“负的认同作用”。在圈子利益的牵引和鼓励之下，圈子成员完全可以结成一个坚强团结的“战斗堡垒”。如此一来，圈子内的“认同”就转变为一种有效的“捍卫力量”，它足以对任何制度规则和组织目标实施有力的打击。
2.“圈子”外部侵蚀制度规则。
应该说，任何与制度规则相抵触的文化均可以起到侵蚀制度规则的作用。所以，作为组织高层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通过各种管理措施来维护制度规则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然而由于组织高层中存在一个特殊的“圈子”，不但意味着领导人放弃了应负的重要责任，使组织的制度规则缺乏保障，而且意味着领导人自己首先锻造了一件侵蚀制度规则的强有力的武器。组织高层的圈子文化之所以能够严重侵蚀组织的制度规则，主要是其严重破坏了保证组织制度健康运转的三个基本要素：承诺、认同和组织公正。
历史上的朋党之争就是一种小圈子的扩大化。历代朝廷大臣凡欲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指之为朋党，并因此而引起党争、酿成党祸，其最烈者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明代的东林党争。如牛李党争时，唐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李宗闵传》）表达了对牛李两党长期争斗厌倦又无可奈何之心情。牛僧孺、李德裕各自交结宦官，党同伐异，作意气之争，使国乏诤臣、朝政荒废，加速了唐之衰亡。唐朝中叶以后的政局，就在宦祸和党争的折腾中，变得体无完肤。
打破小圈子，企业组织才能健康运作
如今，有些企业由于公司内部的权、位、责任出现了不配套，利益分歧加剧，企业内部不同员工之间也就存在了不同的圈子，为争取自身的利益，不断打击其他圈子，使得公司内部损耗异常巨大，员工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致使企业运作不畅通。圈子的危害不容小视，其一旦形成，再想打破就非常难，但也并非没有任何办法。
乱世宜圆，治世宜方。作为一名管理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着手，逐步打破小圈子。
第一步，应以融洽为主，不分亲疏，尽量使每个圈子的员工、管理干部都接纳你，通过圆滑的手段来规范一些重要的流程，而不是一开始搞制度化、规范化。可以逐步通过企业文化，建立良好的内部沟通体制和良好的激励体制来逐步瓦解派系，例如多组织大范围的集体活动，并通过集体活动让帮派之间有比较多的互动和沟通，打乱帮派的内部结构，让派系之间有更多非正式交流的机会，增进了解。
第二步，采用人性化管理手段。通过新颖的人性化手段来取代人情化，如利用员工生日、结婚等契机，慰问员工，感动他们，并尽量为员工提倡舒适的工作环境，让员工产生公司就是家的感觉，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可以人性化，但管理是没有人情的。所以，要制定的管理制度必须是合理的、人性化的、大多数员工所乐于接受的，然后坚决果断的、持之以恒地执行下去。在执行的过程中，要注意技巧，避免争端，化解矛盾。
第三步，还可通过组织机构重组改变原先的人事结构，打破原有小团体结构，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不要让属于同一个帮派的人在同一个部门工作，特别是一些核心部门，发现派系的问题后，应该分散他们集中的风险。
第四步，储备备用人才，坚决剔除破坏分子。如果是公司已经形成了帮派主义，那么在执行之前就要储备好备用人才，执行中如果有个别人员存在明显与公司作对且不明事理者，就要毫不犹豫地予以辞退，没有其他选择。任何一个公司如果拥有“小山头”，部分人拉帮结派，即使这样一群“小分队”再优秀，对公司的长久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长痛不如短痛。当然辞退之后，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补救负面影响，做到每辞退一个人对公司只会有利，不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小圈子的形成，不仅仅是利益上的关系，其由来已久，彻底灭绝它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只要掌握引导得当，统一圈子与公司的利益，创造企业大方向的认同感，就能把握圈子之争，使这时不时的“内部矛盾”不影响企业大局。
权力崇拜与现代领导者个人修养
中国二千年多年的“官本位”传统和统治阶级的特权制度，导致中国人形成权力崇拜心理，在官场上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人身依附关系，公权被私化。在异化了的权力体制之下，权力崇拜成就了中国的阶梯性极权特征。
《法学》月刊主编、郝铁川在《传统权力观的误区》一文中这样写道：“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势单力薄，抗（自然灾害、社会强暴等）干扰能力低下。这样容易产生权力崇拜，渴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因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荣耀；“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即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商人财运亨通的成功秘诀；“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农民虔诚崇拜的对象。
隐藏好恶：权力崇拜心理下的控制之术
集天下权力为一身的君主手中握有杀生予夺的大权，要想得到好处，就需要取得君主的好感。为此，顺应君主的好恶意向，顺水推舟，见风使舵，就成为一般臣属的行为准则。人们从盲目地崇拜权力、追求权力，到走向崇拜和追求有权势的个人；掌权的人则运用权力使别人依附于自己，把权力当做资本。掌握的权力越多，就越能左右自己的生活乃至地位。
由此可见，臣属费尽心机揣摩上司的心思，并按上司意愿行事，一切都变得极其自然了，因此便有了“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的一贯倾向，才会出现“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宫中多饿人”。
基于这样的原因，许多时候，领导者需要隐藏自己的好恶、情感及立场，才能让信息得到真实的反馈，让吹牛拍马者无处下手，从而有效地控制局面。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强调君主要隐藏好恶，不作自我表现。君主一旦自我有了表现，向人透露了他的喜怒好恶，下面的臣子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就会用各种方法去包围他，逢迎他，欺骗他和坑害他。因此，君主必须“循名责实”，制定客观的法律，令臣下看到的只是代表君主的客观的法律，而不是君主本人。齐桓公隐藏好恶给后人带来了诸多的启示。
齐桓公对服饰有自己的偏好，他喜欢穿紫色的衣服，上朝或会客常穿紫色的衣服。大臣们察觉到齐桓公这一爱好后，为讨好逢迎桓公，便也纷纷穿上紫衣，这样，不多久全国上下就到处变成了一片紫色。
由于当时紫衣造价较高，一匹紫布价格差不多是素布的五倍，全国都穿紫衣，过于奢侈，因此，齐桓公便想制止这一风气的蔓延，可是一直苦于没有良策。管仲看出齐桓公的想法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瞅准了机会对齐桓公说：“大王，只要您明天朝见群臣时，故意表现出对穿紫衣的人十分讨厌就行了。”齐桓公很奇怪，不明白管仲的用意何在。
第二天，齐桓公上了朝，看见几个穿紫衣朝服的大臣们正在孤芳自赏，煞是得意，于是就皱起眉头说：“你们天天穿紫衣烦不烦啊，你们穿不腻，我可看腻了，离我远点儿！”从此，朝中再也没人穿紫衣了，民间紫衣之风也渐渐散去。
历史虽然已进入21世纪，但中国很多历史传统的陋习却顽固得惊人，下属依然在揣摩着上司的心思，依然在找机会讨好于上司。企业中确实有一些事事遵从、附和上司却毫无原则的喜欢拍马屁者，他们言语行为活像是上司肚里的应声虫，甚至做出超过一般正常社交礼节的举动讨好上司，以期达到加薪或是升官的目的。所以，韩非子“去好去恶”的方法仍然值得领导者们借鉴。
韩非子告诫统治者说，君主在听取臣属汇报时，要十分谨慎。当涉及到有关的人和事时，如果轻易地外露好恶意向，那么，臣属就会按君主的意向乱说一通，将真实情况掩盖起来，这样，君主便失去了区分臣属忠奸的依据。“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也。”因此，韩非子主张君主实行“无为”之术，隐藏自己的好恶，凡事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看见也像没看见一样，知道也像不知道一样，不表现出任何主观好恶，防止别人顺着自己的好恶去办事。如此，下属就无从揣测君主的想法，在不知道君主思路的条件下，便只得按实汇报，道出实情了。
另外，之所以有人要拍马屁，实在是因为有些领导者喜欢被拍。如果公司制度是父权式管理、单向式领导的组织，由于决策权都掌握在上司手中，凡事由上司来判定，那下属就非讨好上司不可。如果企业纯粹以人缘、人际关系作为升迁标准，而不是看重绩效成果，下属当然也会不务正业、以拍马屁为主要工作，那么企业中就很难形成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当然，现代管理中，领导者去好恶的方法，并不需要一味地板着面孔，对下属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在很多场合，领导者更应该以下属之忧为忧，以下属之荣为荣，也就是要做到“博爱”，对所有的员工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情感，一视同仁，并不因为某些下属的讨好而特殊对待，这样才能“清洁”公司的风气，培养良好的企业情感氛围。
杀一儆百，方能树立领导者权威
有些中国人的性格深处存在着欺软怕硬的心性，俗语“人善被欺，马善被骑”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领导者，下属每一分钟都在观察你，处理越轨、不良行为的方式妥善与否，直接影响到你的威信。如果领导者是个“软柿子”，就会使人产生懈怠，那么领导也就会成为傀儡，只能任权臣摆布了。所以，该唱黑脸时一定要唱黑脸，千万别心软。
要树立自己的权威，领导者就必须严惩犯有重大过错的下属，就像韩非子说的，“（明君）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其他的下属看到后就会引以为戒。
中国的领导者格外的重视“立威”。司马穰苴杀监军立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司马穰苴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此人不仅精通兵法，善于指挥作战，还在人才管理方面享有盛名。
齐景公时，齐国曾遭晋国入侵，-、阿等地均被占领，齐国出兵征战，却因军中无良将，不能制定得力的作战计划，因而大败而归。燕国也趁火打劫，攻占齐国河上一带。齐景公闻讯大惊，急忙与相国晏婴商议反攻之计，以求收复国土。经诸臣商议，终于找到兵败原因在于良将之匮乏。于是，晏婴向景公推荐穰苴挂帅出征。景公应允，并派其最宠信的一位大夫庄贾出任监军。
庄贾平时由于备受景公宠幸，因此傲慢放纵，朝中诸臣早就对其心存不满，但没有人敢触动他。娇纵惯了的庄贾这次也没有把司马穰苴放在眼里，因此虽然与穰苴约好次日中午到沙场点兵，但并未如约而至。直到黄昏时刻，庄贾才在家人簇拥下姗姗而来，并且已醉得如烂泥一般。穰苴见状大怒，问其迟到原因，庄贾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亲友饯行，多喝了几杯忘记了预约时间。众目睽睽之下，身为大军的监军，贪杯误时，定难让全军折服，对兵士的影响也极为不好，如果不严惩，那么穰苴以后肯定难以服众。这样出战，怎么能收复国土呢？因此穰苴决定要采取有力措施，借此严以立威，整顿军纪。于是正色问军法官：“校场点兵，不按时到场，该当何罪？”军法官答曰：“当斩！”此话一出，吓坏了庄贾，他没想到穰苴竟真敢对自己下手，只能搬出最后一道护身符，赶紧命人向景公报信，求其说情，救他一命。
穰苴早已打定主意，要杀庄贾以立军威，所以他立刻下令处斩庄贾。当景公的使者手举着景公的特赦令，快马加鞭奔入营中时，庄贾早已人头落地了。穰苴又问军法官：“军中鞭马疾驰，该当何罪？”军法官答道：“当斩！”使者立刻吓得魂飞魄散。当然，穰苴没有斩杀君主的特使，但他杀了特使的马以代特使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