簋是我国商周时期的重要青铜礼器。重大庆典时王公贵族用来铭记的礼器，常用的有铸鼎、簋等。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自古就讲究礼仪，天子在大型祭祀和宴乐中杀猪宰牛，用九鼎八簋盛主菜主食献给祖先、鬼神，群臣也在宴请的范围之内；诸侯按规定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可以说，班簋自一诞生就身世高贵。但是，按周代的习俗，它最终成了毛伯班的随葬品。根据记载，班簋在清代中期前就已出土面世，在嘉庆年间的大学问家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著作中就对有班簋铭文的记录。清嘉庆年间开始组织邀请当时的有名之士参加编辑全唐文，但是严可均不在邀请之列，深感怀才不遇的严可均一赌气竟独自发奋编写了共15集的《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
班簋在清乾隆年间已是皇宫的“重器”，深得乾隆的喜爱。清朝关于它的图形和铭文在皇家编辑的图录《西清图鉴》的第十三卷中便有所记载。遗憾的是，班簋在清皇宫中的这种尊贵生活并没有一直得以延续下去。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向西安，侵略者把宫中的宝物洗劫一空。班簋大概是此时被抢出皇宫的，后来又被贩卖或遗弃在北京。由此导致在此后的70年间，班簋一直无声无息地隐没在北京的“尘世”中从未出现过，可能是它的主人也知道这是宫中的重宝，怕树大招风而始终秘不示人。直到“十年浩劫”时才重见天日而又立刻被抛弃在无人问津的废品堆里，险些遭到毁灭的命运。
1972年夏季的一天，文物清理拣选小组的呼玉衡、华以武师徒二人又来到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拣选文物。年轻的华以武考虑师傅年事已高，便独自一人先进废铜堆中扒拉、翻腾。华以武在散发着满是铜臭味的垃圾堆里细心地寻找着，希望能有惊人的发现，但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见到一件像样的东西。在快到中午的时候，肚子开始呱呱叫的华以武想要歇一歇的时候，角落里躺着的一个裹泥带锈被砸扁的、不完整的青铜器进入了他的视线。他拣起来看看，觉得好像是旧东西，不十分确定的华以武赶紧抱出来让师傅“掌眼”。呼师傅经过仔细查看，再凭借多年经验，初步认定它应该是古代的重要青铜器，可是器物已经残破不全了。师徒二人又仔细寻找到其他一些相似的碎片，包好后立刻把它们带回到清理拣选小组的办公处。当时，我国另一位著名的青铜鉴定家程长新也在这个小组内。经过程先生的仔细鉴定、考证，初步认定它就是清宫的旧藏“班簋”，应属于国家一级文物。这个在废品堆里发现的国宝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因为班簋的名气，所有金石学者都不陌生，很多年不见踪迹的它，如今浮出水面，可想而知他们的兴奋之情。为此，郭沫若先生激动地写了《班簋的再生》，这是因为他以前的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收录了班簋，但郭老与班簋却从未谋面。后来，我国的另一位青铜专家李学勤先生也写了《班簋续考》。再一次横空出世的班簋已是遍体鳞伤，伤痕累累，为了重现班簋的风采，被送到故宫博物院修复，班簋也由此再一次走进了皇宫。
1973年夏季，班簋被送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经验丰富的赵振茂先生。历尽磨难的班簋已经破烂不堪，从外形到器面等很多地方都急需修复。面对需要动大手术的班簋，经过一番慎重思考后，赵先生制订出一套适合班簋的周密细致的修复方案。经过整形、翻模补配、修补、对接纹饰、跳焊焊接、钢錾雕刻、做旧等多道程序最终将班簋复原。经过专家的巧手再造，劫后余生的班簋再露尊贵、典雅的真容，最后入藏到首都博物馆，就这样从废品里拣出的国宝终于获得了新生，免遭毁灭的厄运。
废品站30元买回国宝
1965年，宝鸡市博物馆干部佟太放，在市区玉泉废品收购站见到一件高约40厘米的铜器，观其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而富有变化，直觉是一件珍贵文物，便向馆长吴增昆汇报。吴增昆随即让保管部主任王永光去查看，王永光赶至废品收购站后，也断定是一件珍贵文物，便以收购站当初购入的价格30元将这尊高39厘米、口径28.6厘米、重14.6公斤的铜器买回博物馆。经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尊西周早期时的青铜酒器，浮雕为“饕餮纹”。宝鸡市博物馆终于有了其成立后的第一件青铜器藏品，命其名为“何尊”，只因该铜尊是一位姓何的人所制。
15.馆藏国宝盗窃案
1959年，年轻的共和国进入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期，8月的时候，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为新中国10岁生日忙碌着。就在准备过节的祥和气氛中，突然传来一个惊天的消息：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周青铜器“史孔和”一夜蒸发，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御用金册也被盗！两个文物大案立刻惊动了中南海为国家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国家博物馆一向关心备至，1958年他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全国各地一批大收藏家给博物馆送来了稀世珍藏。周总理对陈列内容一一过目。
这次是不是冲着10年大庆来的？周总理没有丝毫的怠慢，命令由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立即牵头组成专案组，限期侦破。在大家的努力下，故宫金册盗窃案迅速告破，但“史孔和”案却依然捋不出任何头绪，这里是否有敌人在暗中操作呢？因为在新中国的艳阳下，还有很多敌特分子藏在阴暗的角落，策划着各种破坏活动，妄想颠覆国家和政府，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为此专案人员反复研究了史案发生的前前后后。
1959年8月，新建成的国家博物馆依靠中央的力量，从全国无偿调集几万件国宝重器。因为陈列方案涉及5000年历史诸多重大问题，所以必须报请中央政治局甚至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加之时间有限，方案仓促出台，反复修改，文物来回码放频繁，正是博物馆最混乱的时候。但领导们对博物馆的安全也非常重视，内有工作人员贴身守护；外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层层密布，出入几次检查证件。馆领导决定8月18日前陈列柜暂不上锁。就在层层包围中，竟发生了偷盗案件。
据工作人员回忆：17日临下班前，工作人员把包括21号展柜（陈列着“史孔和”等共17件青铜器）在内的本段展柜文物数了一遍。第二天早上，“史孔和”就不见了！作案现场已被破坏。那天晚上馆内工作人员杨文和、赵桐臻前后夜值班。专案组了解了情况后宣布：此案是监守自盗，是内部人员干的。
“史孔和”到底是什么宝贝？从铭文、成色、品相上断定，这是3000年前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因铸有“史孔作和，子子孙孙永宝用”这一西周特有标志性铭文而身价陡增。它很可能是西周法定量器——合。考古学家郭沫若、夏鼐等都称它可与著名的商鞅量、秦权秦量、汉尺等量器相媲美，是中国计量史、农业史上一件不可多得的物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此案成了公安部通报的A级特急绝密要案，光发往全国的“史孔和”的照片就有两大麻袋之多。公安人员天天加班加点，讯问、外出调查。事后，领导告诉大家，公安部曾计划淘干金水河，估计罪犯无处隐藏赃物，极度恐惧，有可能扔进金水河，后因耗资不菲、动静太大没有实施。
经过数月奋战，怀疑的目标集中在馆内人员赵桐臻身上。因为人们反映他自视清高，心胸狭小，报复心强，害怕下放农村劳动，突出的毛病是好占小便宜，近来神情压抑，举止反常。为了进一步观察赵桐臻的行动，办案人员决定引蛇出洞。1960年4月6日，博物馆安排干部下放顺义县板桥公社桑园大队劳动，特意派了赵桐臻下乡。不久队伍中就出现了问题：不是这个今天丢了毛巾，就是那个明天丢了肥皂，这里面肯定有内贼。
1961年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下放干部要回家过年。有人发现赵桐臻正鬼鬼祟祟把秫秸垛里的赃物往怀里揣，便冲出去大喝一声。赵桐臻脸都吓绿了，支支吾吾嘱咐千万别声张。两人扭打起来，别人闻声赶来，只经过简单问讯，赵桐臻便低头认罪了。下放干部立刻召开了批斗会，并在会上宣布，大家抓紧回城，赵桐臻要作深刻检查，听候处理。
大年三十，赵桐臻给行政处长和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韩炳文去了电话。问“史孔和”找到了没有，韩炳文说还没有，并问他是否知道线索。赵桐臻说：“我要向领导汇报，争取立功。”
大年初二，赵桐臻走进韩炳文办公室，“我要将功折罪，汇报‘史孔和’的隐藏地点：它就藏在‘大盂鼎’腿肚子里。”随后赵桐臻承认了自己的偷盗行为。韩炳文不慌不忙地说：“先把‘史孔和’找出来，其他的事情我来办。”陈列大厅里，保卫科长戴着手套，在“大盂鼎”内掏出了失踪一年多的“史孔和”。几乎在同一时刻，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在了赵桐臻的双腕上，他被公安部门逮捕了，震惊全国的重大盗窃案终于告破。
看到破案报告，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总算放下了心。赵桐臻对盗窃罪行供认不讳——保卫科长张荣过去曾组织大家对他进行“帮助”，他想报复张荣。那天值班的时候，他在后半夜偷出了文物，先放在办公室专用柜内，又因风声太紧，转移到家中，后来借职务之便放在大盂鼎内，目的是想栽赃张荣，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因盗窃国家一级文物罪，法院判处赵桐臻无期徒刑！新中国第一起博物馆员工监守自盗的文物大案落下了帷幕，国宝“史孔和”又被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供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欣赏观览。
中国文物界第一大案
承德外八庙文物失窃案被视为中国文物界的“第一大案”，虽作案手法并无高明之处，但作案时间却相当长——从1992年开始至2002年事发，整整跨越了10年。
2002年10月，在香港金钟道万豪酒店，佳士得拍卖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底价为200万～300万港元。另一件是乾隆时期的“银坛城”。这两件物品的原始标签，分别是“留平××号、复查××号、故××号”字样，有人怀疑是故宫藏品。国家文物总局从被提供的编号入手，查实它们确属故宫文物，调拨单显示，已经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调至承德外八庙，皆为国家级馆藏文物。警方后来发现，此次拍卖的49件物品中，竟然有46件都来自承德，承德外八庙文物失窃案由此浮出水面，偷盗人、承德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李海涛被判处死刑。
16.博物馆的兴起
公元前284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堂兄弟，也是他的童年玩伴托勒密一世在位的时候，在埃及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建立了一座庞大的学院，其中有博物馆、图书馆、动物园、植物园和气象台等，用来献给希腊的缪斯女神［据说缪斯（Muses）是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文学、艺术、史学、音乐的女神］。博物馆的英文为“museum”，意思即为献给缪斯女神的殿堂。亚历山大博物馆是博物馆的原始雏形，在这里收藏了各种文化艺术品。博物馆是整个学术教育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曾为东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流和融合起过重要作用。此处的图书馆是古代图书馆中最大的一座，收藏了50多万册手抄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部分手稿也包含其中。这个图书馆是希腊时代世界学术研究和科学中心，这里聚集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得等一大批专业学者。他们在从事各学科研究外，还组织了哲学、数学、修辞学、语言学和医学等讲座，同时各国渴望知识的青年学子也都来到这里接受高等教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公元3世纪的内乱中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毁于战火。
15~17世纪，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洗礼，向公众开放并传播知识的博物馆终于崭露头角。1533年，梵蒂冈诞生了在圣经故事点缀下的梵蒂冈博物馆。这个教堂式博物馆奠基原址是历代教皇居住地的梵蒂冈宫殿，有24间礼拜堂和美术馆，里面的1000多个展厅，以拉斐尔展厅和西斯汀礼拜堂最为有名。在16世纪初期，教皇朱里阿斯二世开始用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来装饰宫殿，从而保留了古希腊时期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大师的壁画作品。
1581年，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建立了乌菲兹美术馆。馆内有45个展馆，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及哥特式艺术作品的艺术巨作。它原为16世纪美第奇家族掌权期间增建的客厅，因这个家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收藏家和艺术赞助者，所以他们在办公室里展藏了许多艺术品。法兰契斯卡一世认为好东西应和大家分享，于是就捐出办公室里最高的一层建为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