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故宫藏画目录》的记载，在1198件失散的书画中，有400余件精品，按照当时的收购价格，并不十分昂贵。因此张伯驹一再呼吁有关部门拨专款收回这些国宝。但是南京政府忙于内战，无心答理，这些国宝不幸大多被古董商人购买。他们以低价买进，再挑选其中的稀世珍品转手出口国外，以此牟取暴利。这样的消息传来，张伯驹再也坐不住了，立即驱车赶到古董商马霁川的住处大声责问：“展子虔《游春图》可在你手里？”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品转手于洋人牟取暴利，却不想事情暴露，顿时大感不妙。他便狡黠地点头说：“张爷息怒，您真是料事如神，确实在我这里。”张伯驹是个随性的人，倘若遇到喜爱的稀世珍宝常常不惜一掷千金，马霁川深深知道他这个脾气以及他急于收藏这件国宝的决心，于是便狮子大开口地向张伯驹出价800两黄金。这么多黄金，张伯驹当然没有，但他一想到将我国存世最早的古代名画盗卖给洋人就坐立不安，赶紧找到当时的博物馆馆长，要他一定将《游春图》收回故宫，同时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游春图》出境。可是国民党政府拨给故宫的经费并不多，实在无力购买。张伯驹心急如焚，他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于是他开始到北京各地的古董商行和书画店等地去游说。每到一处他都说：“有一幅《游春图》，此画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游春图》一事至此已闹得全北京城沸沸扬扬，马霁川想要再转手洋人已十分困难，再加上张伯驹又愿意购买，也就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消息传出后，张伯驹又是喜又是忧，喜的是《游春图》不能转手洋人，忧的是要价仍然很高，一时恐难凑够金子数。经过再三商榷，马张二人最终以220两黄金成交。张伯驹为防止奸商变卦，当即立了字据。然而拿出这么多黄金，对这位出名的贵公子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张伯驹因屡收宋元墨宝，已手头拮据，实在无力凑足这么多黄金，这件事圈内人有目共睹。但为了及时把《游春图》买到手，张伯驹不惜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一处占地13亩的房院出售，凑够了220两黄金。却不成想马借口金子成色不佳，又要增加20两黄金。张伯驹又气又急，夫人见他愁眉不展，坐卧不安，毫不犹豫地变卖了自己的首饰，换了20两黄金交给马霁川。经过这么多辗转波折，张伯驹终于如愿得到了《游春图》。
购买《游春图》不久后的一天，张伯驹家中来了一位自称是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委派而来的不速之客。这个人带着张群的亲笔书信并说：“张秘书长来北平视察工作，听说你花费240两黄金买下了《游春图》，张秘书长愿出500两黄金，求兄让出。”张伯驹不禁暗自感叹张秘书长出手大方，家境阔绰，视500两黄金若等闲，但是却不肯多拨款给故宫博物院。想到这儿，他愤怒不已，但他强压着怒火对来人说：“请转告张秘书长，说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永不再转卖。”旧中国时期，为了不使真迹国宝流失国外，张伯驹不惜倾家荡产，只为了能收藏珍品字画，也因此他家的收藏品数不胜数且质量甚优，是全国内外家喻户晓的文物收藏鉴赏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担任了北京市政协委员、燕京大学艺术史导师、北京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等职务。1956年文化部专门召集文化界人士召开了盛大的会议，鼓励购买公债，为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一分力。张伯驹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心潮澎湃，最后同妻子商议决定把自己珍藏几十年、价值连城的八件真迹墨宝捐献给国家。这八件珍宝是晋代陆机《平复帖》、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道服赞》卷、宋代蔡襄《自书诗卷》、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宋代吴琚《杂诗帖》、元代赵孟《草书千字文》以及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这件事带给了他至高的荣誉，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亲笔签发了褒奖状，并颁发了20万元人民币作为奖励金，但张伯驹分文未要。
张伯驹先生一生收藏了数不胜数的奇珍异宝，但他的收藏是不为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他用一生的历练感悟着收藏的真谛，付出着一个公民为国家的热忱。
张伯驹夫妇捐献的书画
张伯驹先生一生收藏的珍贵书画，最后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其中李白的《上阳台帖》献给了毛泽东，后转归故宫博物院。1956年，他将所藏的8件国宝级的书画，捐给了文化部。后来，张伯驹先生又将宋代杨婕妤《百花图》、宋代赵伯啸《仙峤白云图》、元代赵孟《篆书千字文》、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一大批书画，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据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张伯驹潘素捐献收藏书画集》介绍，张伯驹夫妇捐献的书画多达27种，均是罕见的稀世之宝。
13.故宫追回“二王”法帖
乾隆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皇帝，他娟秀的题字、题诗比比皆是，这和他平时酷爱书法很有关系。在他收藏的众多历代书法中，有三件作品是他最钟爱的。一件是书圣王羲之写的《快雪时晴帖》；第二件是他的儿子王献之写的《中秋帖》；第三件是他的侄子王珣写的《伯远帖》。乾隆皇帝太喜欢这三件宝贝了，于是就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专门隔出一间小屋，将它们收藏在这里，为的是可以随时欣赏、临摹它们。这间小屋就被乾隆皇帝命名为“三希堂”。
早在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这两帖曾经被收藏在敬懿皇贵妃的寝宫名叫寿康宫中，这个光绪时的老妃子一直想把这两件无价之宝变卖出去却苦于不能得手，于是趁着溥仪出宫的混乱之际，敬懿皇妃私自将这两帖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出了宫，交给了她娘家侄孙。后来又把这两幅作品卖给了一个叫做“品古斋”的小古董铺子。
时过不长，有一位爱好收藏且家财万贯的先生来到这间古董铺子淘宝，此人正是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葆昌。他一上来就问掌柜的近来可有上好的东西，掌柜的给他打开了装着两幅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书法布袋。郭葆昌定睛一看，立刻惊喜交加、不能言语。对于古董十分热衷与熟悉的郭葆昌，知道这就是被乾隆皇帝视若珍宝并一直深藏在宫中的三希宝帖中的两希《中秋帖》和《伯远帖》。郭葆昌不敢多问他们怎么会从皇宫中突然到了这个小古董铺子，他只顾着不露声色地跟掌柜的讨价还价，以此来掩饰内心的欣喜若狂，最后花重金买下了这两件宝贝，更是在临走时千般嘱托掌柜的一定要按规矩严格给他保密。
郭葆昌在极其幸运地得到《中秋帖》和《伯远帖》之后，就秘密而低调地将它们藏在家中，不曾胡乱宣扬。因为郭葆昌深知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眼睛，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两件皇帝身边的宝贝，树大招风，他更怕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丁点儿风声的走漏都会给自己带来想象不到的祸患。
在郭葆昌的细心保护下，两帖在他家里平静地度过了一年又一年。1932年，一次，郭葆昌请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家中吃饭，酒过三巡，有些微醉的两人畅谈甚欢，话也就跟着多起来。在谈到了故宫的文物古董时，一时兴奋，郭葆昌竟将《中秋帖》和《伯远帖》两幅宝帖取了出来，在马衡面前很是炫耀了一番。马衡身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面对此种情形大为震惊。他知道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大批原在紫禁城里的文物珍宝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而此时的他正奔波忙碌与整理和寻找这些文物珍宝。谁料想却意外在这里与声名赫赫的《中秋帖》和《伯远帖》不期而遇。连做梦都在寻找的宝贝此时就摆在眼前，他多么想马上就带着这两帖同故宫中仅存的《快雪时晴帖》团聚，好让这三希宝帖重新变得完整无缺。但是郭葆昌是他的老朋友，而马衡对这位老朋友的熟悉和了解，他深知郭葆昌是不肯出让的，因此只能带着深深的遗憾把那个念头放在了心上。
而郭葆昌把《中秋帖》和《伯远帖》给马衡院长看过以后，就将两幅宝帖较以往更为神秘地深藏了起来，自此没有拿出来过。在世人眼里，这两件宝贝就如同一块沉入了大海且不知道沉在哪里的石头。
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中战败的国民党政府在慌忙之中逃向了台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台湾竟然出现了隐没长达17年之久的三希宝帖——《中秋帖》和《伯远帖》。
有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来到刚刚从大陆迁台组建不久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他说他有两幅书法想卖给博物院。这两幅书法竟然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而三希之一的《快雪时晴帖》早前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被带到了台湾，此时又恰好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于是便能与此刻主动送上门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实现令人期待的大团圆结局。但由于当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经费有限，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收购，只好再一次眼睁睁地和这两件好不容易出现的宝帖擦肩而过。
然而在时隔不久的1951年，这两幅宝帖奇迹般的又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此时宝帖为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所持有。而两年前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了台湾同时想卖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个人也正是他。郭昭俊此时急需用钱，于是他又辗转到香港将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双方把赎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在临近抵押期限快到的时候，赎宝的钱还全无下落，郭昭俊无比焦虑却又仍旧无计可施。其实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逼近，无可奈何的郭昭俊最后准备出卖宝帖了。
然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关于抢救收购国宝三希宝帖的报告。那么这个消息是怎么传回大陆的呢？
原来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和郭昭俊是多年的朋友。在听到郭昭俊要卖三希宝帖的消息之时，徐伯郊一下子就急了。这两件国宝要是卖给了外国人，便成了国家的千古遗恨。徐伯郊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又刻不容缓地迅速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很快又报告给周总理。
于是周总理亲自下达批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国家派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宝以便确保国宝的真实可靠。但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管辖的香港，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为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地点特意安排在了澳门，所以这些鉴定人员没有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门。然后经过鉴定，《中秋帖》和《伯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买了下来，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而此时的《快雪时晴帖》存在于台湾博物院，最终形成北京博物院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快雪时晴帖》隔岸相望，等待绮丽瑰宝的最终团圆。
14.废品堆里淘国宝
在“十年浩劫”那个文化凋零的年代，不计其数的古玩珍品都被作为封建“四旧”惨遭涂炭，所谓的革命小将、造反派把打砸抢弄来的书画、铜器、瓷器全都送到废品站、造纸厂、炼铜厂，于是太多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转瞬之间就化作了造纸和炼铜的原料，即便是有所幸存者也都成了废品站一无所用的破烂。这些宝贝曾经被细心珍贵的供奉在大雅之堂，如今却惊天逆转，正在遭遇着灭顶之灾。与造反派无比快意的表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的主人痛心疾首而又敢怒不敢言、生怕惹来杀身之祸的痛楚和无奈。面对这场深重的文物浩劫，文物界的专家们也是忧心忡忡、心急如焚，眼看抢救和保护古代文物的使命已经迫在眉睫，他们义不容辞地组成了“文物清理拣选小组”。他们每天奔走在废品堆中“寻宝”、“拣宝”，令人欣慰的是，竟然淘回不少弥足珍贵的国宝。据他们统计，1971—1981年这10年间，从废品站中拣选图书高达314吨，青铜文物85吨，其中更是有59件属于珍贵青铜文物。
在北京市属博物馆中，首都博物馆是文物收藏数量最多的一座，收藏文物达12.3万多件。在馆内众多的藏品中，古代青铜器是最具特色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种。而该馆的镇馆之宝“班簋”居然就是从废品站被文物专家们从垃圾场“捡”回来的。
这件高22.5厘米、口径25.7厘米的班簋，腹部有4个半环形兽首耳，并续接着4个内卷象鼻形足，周身都布有精美的兽面纹饰。尤其难得的是在器内有198个铭文，从文字中可以了解到，3000多年前周穆王时的贵族毛伯班是它的主人。铭文记录了他受周王册封和他父亲随周王平定东国之乱的功绩，铭文的最后一句是“子子孙多世其永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