庵山青铜时代沙丘遗址
晋江本属七闽之地，长期在这里繁衍生息的闽越人断发文身，崇蛇信巫，舟楫为家，喜食螺蛤。其后晋人南渡，衣冠八姓入闽，沿晋江而居，法天敬祖、遵道好礼、注力农耕、安土重迁的中原汉族文化遂与闽越文化交融、结合。唐宋以来，文风大开，以至有“海滨邹鲁”之称，有“千人进士县”之实。宋元开埠，蕃客胡贾大量涌入，又为地方的风俗带来极大的变数。而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的传入，更在本地的巫教、道教之上添加了几道浓艳的色彩。
“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千百年来，无论是闽越文化还是中原文化，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本地宗教抑或外来宗教，在晋江这片土地上，差异互补，彼此包容，一起受海洋的浸淫、淘洗、沉淀而脱胎换骨，呈现出崭新独特的面貌，散发着浓郁的大海气息。
晋江深沪半岛突出于东海海面，东临台湾海峡，西拥深沪湾，深沪湾东北通外海，有个大缺口，冬天的东北季风可以长驱直入，扬起海滩上的沙粒，吹向下风，日积月累，堆成一个个小山似的沙丘（当地叫“沙岗”），分布在从深沪首峰、华峰到金井山苏、山头、新市、洲一带，逶迤近20里。冬天一到，风吹沙扬，沙丘移动，不仅田间作物受害，有时连村舍都被掩埋。以农耕为主的晋江先民为了减少风沙的危害，引种各种灌木、菅草、沙蓬草，以防风固沙，但作用甚微。直到20世纪80年代，引种了越南的木麻黄树，在沿海种植成林，这才固定沙丘，镇住风害，不再危害村庄田园。
由于深沪湾发现海底古森林（在浅海一带分布着大大小小的7000年前的古油杉树桩，大的树径达一米多）人们有理由相信，深沪湾南岸在早时并非飞沙走石之地，而是一片林木繁茂之境。至于在早是何等境界？风沙起于何时？囿于时间的辽远，史料的缺乏，谁也说不清楚。
2007年4月21日下午，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袁宝印研究员带着一行专家，到深沪镇工业园区工地，参观工地掘土工作面出露的海成台地的网纹化地质。专家中福建省博物院考古所范雪春研究员是新石器研究的专家，他抬头看到工地取土剖面，上有数米高的沙丘堆积层，下为老红沙、网纹化红土，中间显露出几处和着褐色泥沙的贝壳的堆积点，掰下一片看看，成团的贝壳中还夹杂着细碎的灰白的陶片，细看周围取土断面掉落的沙土中，也不时可发现这种贝壳和陶片，一些陶片上还有印纹。经访问，该处为深沪颜厝村后的大沙岗，地名庵山。正在深沪湾南面1000米处，近拟开发为工业园区，并已取土铲平了一部分。范雪春断定，庵山的沙丘底下埋藏着一处新石器遗址。
2007年5月—10月，2009年1月—5月，由福建省博物院考古所与晋江市博物馆联合对庵山新石器遗址进行两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530平方米，还对另一部分区域探方清理。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贝壳坑、土墩、房基、活动面等遗址，出土大批有特色的文化遗物。初步揭露出一处青铜时代大型的沙丘聚落遗址。
在数米深的沙丘底下，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38个圆形或椭圆形的贝壳坑，这是古人类的“垃圾坑”，里面填有沙土和大量贝壳，少量碎陶片、石器、炭粒、烧土粒、动物遗骸等；又发现2座房基，遗留着用老红沙在平整过的地面填垫以固定木柱的柱洞；还发现在沙地上挖坑然后用老红沙填压的密集的大小土墩96个，分布在一个不到200平方米的平面上；和一处残留面积约130平方米，经平整踩踏而成的活动面，其中有少量烧土粒、陶片、碎骨等。
经细心地收集、刷洗、整理，该遗址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青铜器、贝器及大量贝壳。
陶器有夹沙陶、泥质陶、硬陶和原始瓷，以夹沙陶居多，可以复原的有八九件，最大的一件釜口径18～19，腹径26～28，高28～30厘米。可以复原的或辨认的器物有罐、釜、甗、壶、尊、钵、豆、支座、网坠、陶拍、陶环等。陶器多加以拍印、施衣等装饰。拍印的纹饰有梯格填点纹、叶脉纹、曲折纹等多种，施衣主要为红衣，间有黑衣和赭衣。
石器有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多为生产工具，如石锛、石斧、石网坠、石拍，还有一件用来铸铜用的石范。兵器仅见石戈。装饰品有石玦、石环。最多见的是一面或两面有凹窝的圆球形的凹石，足有二三百件，这应该是古人类所用的工具或武器。
玉器有玉玦、玉环、玉璜、玉块等。
骨角器有用动物骨骼加工的骨镞、骨匕、骨锥、骨笄和用鹿角或羊角制作的角锥。
贝器主要用牡蛎壳制作，有贝铲和贝环。
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器的发现，出土了多达14枚不同样式的青铜鱼钩，还有青铜锛、青铜簪、青铜条等。
专家根据庵山地层的堆积、文化遗存的发现及C14测年数据分析，该遗址延续的时间较长，大体距今2800～3400年左右，相当于我国中原的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初期。
2009年初庵山考古期间，范雪春研究员还在深沪湾浅海处牡蛎礁下，发现相当于新石期时期的野象的牙齿和野牛的骨骼。
通过考古发现及相关资料，我们可以描绘出当时庵山聚落一带的自然及人文情况：
距今2800～3400年左右，深沪湾已经形成，其南岸有大片天然原始森林，冬天从海滩上扬起的沙粒均匀地洒落在附近的红土地上，沙层不厚，只一米左右，春天野花野草仍旧蹿上地面，长成一片花花绿绿。一支闽越人选择庵山的红土岗居住，因为这里地势高垲干爽，可以瞭望周边，不易遭猛兽突然袭击。东北有狮山可以阻挡冬天凛冽的东北风，南面一望平地，夏季南风习习分外凉快。西边一条溪流，自南向北入海，长年有清淡的溪水可供饮用和洗涤。更难得的是此地两面靠海，东面大海风浪较大，但礁石间多有大鱼可钓。北边湾澳风浪平缓，海滩上的螺蛤随手可拾，食物资源极为丰富。
因为这里是沙地，不太潮湿，居住舒适。先民就用绑在木棍上的石斧砍去杂树，拔掉杂草，清理出一片平地，在上面盖房子。但沙地立房柱容易动摇，不牢固。就得先挖个洞，从附近搬来黏性的红土填上、压实，再立上房柱，柱基周围也用红土加固。他们会用野藤或麻皮搓成的绳子，把梁架扎牢，在屋顶上密密地苫上一小绺一小绺的茅草，用来遮雨遮阳。四面墙壁用细竹编就，涂上一层泥巴，以挡风寒。房子周围竖上栅栏，以抵御毒蛇猛兽的侵害。除了一家一户的住房，他们还会合盖一座最大的属于全族公用的房屋，在其中举行祭祀和聚会。公房外面会清理出一片场地，供族人活动，比如说从海上捕获一条大鲨鱼或在山上击毙一头野牛，就会在这场地上宰割分配给各户。
他们有的善于磨制石器，如石锛石斧等；有的善于制陶，会用黏土在慢慢旋转的木盘上捏制出各种应用器皿的形状，趁它半干不湿的时候，在上面拍印或刻划出图案和划痕，而后架在炉里煅烧；也有善于铸铜者，从远方换来铜块，在陶做的坩埚里烧溶成铜汁，然后倒在石范里，铸成一个个鱼钩，用这种鱼钩可以钓上几十上百斤的大鱼。
除了钓鱼，他们还结网驾舟到海上网鱼。为使渔网在海里展开成一个立面，就在渔网下沿绑上石头磨成或陶制的网坠。除海鱼外，海贝也是主要的食品，大概那时已有更多的人喜欢吃熟食，每每将拾来的螺蛤在凹石上敲开，取其肉在釜中蒸煮。其实凹石也就是海边拾来的卵石，因经常在上面敲击，就形成了凹窝。他们也采集一些植物的嫩叶、根茎、种子作食品或捕杀獐鹿之类小型动物来调剂口味，但海产仍是主要食品来源。他们已经会自觉维护公共卫生，会在住居附近挖个土坑，把贝壳和兽骨丢到坑里，然后掩埋，以免使住宅周围发臭。
这里的冬季很短，气温较高，一般不用穿着过多的服装，有一条用细绳连缀起来的兽皮裙或鱼皮衣就足以遮身了，在海上作业赤光身子还更方便。男女的服饰没有多大区别，不过男子是割短头发的，在水中游泳，在山林里奔跑更加利索；女子多从事拾螺贝和操持家务，可以留一头乌黑的长发，平时为做事方便，就横插一支骨笄，将长发盘卷起来。对于穿鞋子，大概当时的人没有那种概念，不论男女都是精赤着双脚上山下海，跑出一层又厚又硬的脚茧来。
按祖祖辈辈的规矩，一年里头会有几次大大小小祭祀活动。他们会捧出一壶早已酿好的清酒，陈列上鱼干、肉干等食品来敬神。为表示庄重，有人会在脸上涂饰红色或蓝黑色的颜料，也许其中有些海上潜泳的高手为了惊吓水下的鲨鱼，早已在身上刺满蓝黑色的图案。有人会挂出祖辈传下的玉器，如玉璜、玉玦、玉环之类，那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也有些没有家传玉石的，会选一些闪耀着珍珠光泽的贝壳串成项链或用本地的石头打磨成石玦、石环带上。
他们基本可以自给自足，但并不封闭，架起独木舟或木排，就可以通过海路同沿海居住的其他群落交换物品，交流信息。据现代在闽南地区、粤东滨海地区，甚至到更遥远的如台湾岛等太平洋岛屿上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址及遗物，都与庵山遗址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这就是当时文化交流的证据。
现在，庵山青铜时代沙丘遗址揭露的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其研究工作尚在初始阶段，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我们会了解到更多远古的文化信息。
深沪掷石风俗探源
《深沪镇志》“方言、宗教与民间信仰、民俗”记载，从前深沪流传一种“相掷”的习俗，“就是把深沪半岛分为上深沪（璧山、后山、东垵、南春）、下深沪（港阜、狮峰、金屿）两个对垒的‘阵营’，于正月初一日下午起，至崇真殿玄天上帝‘出灵’，大概至正月十三日左右为止的每天下午，集结于‘相掷脚’（现码头大道），用石头击打，打斗十分激烈……形成过去深沪人过春节的一项最‘热闹’的项目。”
据云：相掷通常由双方小孩来此名为“相掷脚”的沙沟里挑起，一待揭开战幕，成年人便踊跃加入，人数多时，可达三五百人，石块密如飞蝗。血气刚烈的青壮渔民，一面拾取地上砾石，奋臂掷向对方，一面还要躲闪腾挪，避开对方的打击。“战斗”到白热化时，双方冲突往来，混战在一起，每每打得头破血流。按祖先留下的规则，如被击中受伤者，众人不能再攻击他。所以一般不会有大事故。“相掷脚”东西两边各有个红土小山包，数千村民则分立山顶作壁上观，也时有看得兴起，跳下沙滩参战的。因看客众多，也有小贩挑着鱼羹、肉丸等吃食担子来此兜售的。
活动由双方口头协定，连续进行多天，一般到正月十五深沪崇真殿玄天上帝出巡的前一天才停止。届时，双方的伤员都会向上帝公求一张符纸贴上。据说，即使伤势再严重，也不曾死过人。依自古遗留下来的乡约，活动结束后，双方不结怨，不记仇，相好如初。
新中国建立后，认为掷石风俗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实为陋俗”，被严厉制止。新春村民的活动改用了拔河、球赛、猜谜等项目。
关于掷石风俗的由来，传说因深沪是“狮穴”，但明洪武年间江夏侯周德兴来建司城，蓄意破坏当地风水，凿了一条壕沟，把活狮变成受伤的“剖腹狮”，死气沉沉的，所以村民掷石相斗，就是为了唤醒这头狮子。
但据查，掷石风俗，并非深沪独有，晋江好些村落也有。如陈桂炳教授《略谈泉州沿海地区的“相扛”习俗》一文介绍：“石狮永宁掷石战的时间早时是在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交战的双方，以永宁、外高、沙堤村为一方，梅林、港边、埭头、浯沙村为另一方，其分界线北自城隍庙，南至龙头山，南北对峙。掷石战一开始，先以双方的儿童出战，互掷小石块及瓦片。战至激烈之际，双方青壮年即纷纷上阵参战……即使受伤，头破血流，亦毫无怨言，反以为荣。此俗至民国后期，规模缩小……相传此俗在驱除邪瘴，消灭瘟疫，以保一方平安。”又如石狮彭田村，每年正月初旬，必与邻村隔山掷石为戏，谓之“相扛”，相传可以此避免瘟疫。
晋江市档案局也有民国时期档案记录：“青阳乡龙埭保辖之洋埭村与庵上，自祖开居以来，两村之儿童每年于古历新正数天之时以掷砖石为嬉……”在塔头刘村，活动时间在中秋夜，把掷石战改为“扛火”，即互掷用火烧红的木头，还升级为徒手搏斗、用长槌竹篙对打。相传这种风俗是由塔头刘氏开基祖宋行军令史刘拓所倡设的。
除晋江以外，惠安辋川、崇武、同安石码、莆田的灵川、兴福、武盛、奉谷和仙游的慈孝、连江、香田以至于广东番禺等地都有这种掷石风俗，清陈盛韶《问俗录》“仙游”记：“元旦日，两村相率斗石为戏，起自幼童，厥后父兄俱至，始不过十余人，后乃数百人。有或伤者、血出者，捧头而走，舁而归。妇子嘻嘻欢笑盈庭曰：庶几终年无灾病矣！此风文贤里最盛，历年已久，未闻命案斗案。”关于惠安辋川的掷石有这样一种传说：明嘉靖某年冬至日，倭寇来犯，辋川百姓登上山顶，掷石击退敌人。为纪念这次胜利，每年冬至祭祖后，乡人即上山掷石为戏，遂成风俗。而莆田、仙游等地的掷石为戏，当地认为与宋时的“石手军”或许有关系，可能即民间平常练兵时的一种实况。
综上所述，掷石风俗的乡村较多出现在沿海，传承已久，活动的时间都与民俗节日关联，多数是在新正农闲举行。属于游戏性质，且寄托着平安免灾的冀求。由是，深沪掷石唤狮的说法就显得牵强了。依笔者之见，掷石风俗就是为了演武练兵以抗海寇。
自宋代以来，福建沿海屡有海寇发生，《晋江县志》就记载：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海寇奄至安平镇。
乾道七年（1171年），岛寇毗舍邪掠海濒，八年复以海舟入寇……
淳熙七年（1180年），海舟贼沈师作乱，泉郡大震……
开禧二年（1206年），有剧贼号过海龙、罗动天等攻掠临漳，逼泉郡，泉城昼闭。
嘉定十一年（1218年），海寇赵希却等冲突围头……
绍定五年（1232年），海寇王子清等泊舟围头澳……
咸淳末（1274年），海贼寇郡境……
仅南宋一百多年间，有记录的海寇侵掠就有这么多回，更不用说倭寇肆虐的元代明代了。海寇来时，肆行杀掠，官兵讨捕不力，沿海的百姓不甘任盗寇肆虐，自是首当其冲，自发组织起来与之对抗。南宋时，官府便招募沿海“土豪水手”巡守海防，在明代，一些开明的地方官也鼓励百姓组织御寇。
《晋江县志》载：“先是，深沪常患海寇，（深沪人、弘治丙辰进士，曾任大理寺正、惠州知府）王鍭倡议阅乡丁之壮者，编为队伍，授以战法。贼复来寇，众奋力擒之，自是贼不敢窥。”“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夏五月，盗犯深沪，其乡民相率纠义以御寇。（泉州通判）陈尧典督捕至海上，檄而许之。民得命，益坚而奋，获其魁，歼其党，夺其舟，皆岛外诸蛮也。我民斗死者二人，伤者若干人。”
其时，官府是不会允许百姓拥有兵器的。那么，百姓抗御海寇，拿什么当武器？大概只有扁担、棍棒和石头吧。闽南多山多石，御寇乡民以城寨为屏障，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掷石击敌，可以发挥巨大的威力。
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先人就利用海边俯拾皆是的石头做工具、做武器。最近，在晋江深沪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出土大量3000多年前制作的石器。在冷兵器时代，出现了刀枪剑戟、弓箭等利器，但在战争中石头这最原始的武器仍被人沿用，比如守城防御，还以弓箭和投石为上。上阵对敌，有一种武器叫“流星索”的，就是利用绳索发石，可以准确地打击对方。还有像《水浒传》中的“没羽箭”张清，则专用石子投人，莆田在宋代有一支“石手军”，看来也是专门训练以石投人的。宋代以前的砲，事实上是一种投石器，所发的都是石弹。就是后来所用的火炮也有发射石弹的，如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说：“猷在兵间数十年，诸铳皆经试，详明其要，唯在有铳胜无铳，大铳胜小铳，盖摧坚阵，破大敌，必须大铳，其一石子或铅子重一二斤……”可见当时还有用石子做炮弹的。明嘉靖年间“倭寇至（泉州）东桥焚屋杀人，直至城下，官兵以石拒退。”福建巡抚谭纶曾称“土民鱼盐为生，惯习风涛，尤堪水战，飞石放镖，乃其长技，近年屡与贼斗，贼亦畏之。”的话为证。
因此，深沪等沿海乡村百姓用石头御敌就是很自然的事。而在平时训练时，将村民分成两拨，练习掷石，也不失为一种练艺练胆的好方式。为了让这种训练坚持下来，以确保日后乡里的安全，倡议者以“神道设教”，强调此事关系一乡的风水或气运是有可能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海荡自来争执多
晋江海岸线曲曲折折，形成许多大小湾澳，在一些避风流缓的浅海处，泥土腐殖质沉积成的大片滩涂地，即称为海荡。鱼、虾、蟹、鲎、蟳、蚶、蛤、螺、章鱼、鳗鲡、沙蚕、泥虬……就喜欢栖息在这波平水静、食物丰富的滩涂里。约在明代，沿海百姓就已大面积在滩涂上树蚝石养牡蛎，整蛏坪养缢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来源。至于在滩涂间耙虾、推血蚶、钩蟳、寻鲎、戽鱼、掘章鱼、照跳跳鱼、插縺网、举罾捕鱼等统叫“讨小海”，早成为海边人家的生计。
宋代，晋江人口增多，粮食问题突出，沿海百姓纷纷围海作田，时称为“埭”。《晋江县志》“水利志”所记121个埭围大都是那时候建成的。相传某地在筑堤时，几次被海潮冲毁，于是请来一位高僧，以扇挥之，曰：“海于天地间最大，不能尺寸相让耶？”海潮终于被说动而退去。与海争地，围海作田，固然扩大了耕地面积，但还要有足够的水源来洗除盐碱，灌溉禾苗，再就是要不时组织人众修筑堤防，否则也没得好收成。如元末青阳居士夏秦所作歌：“吾农种田海之浒，晋邑之南二舍许。厥土涂泥地湿卑，筑就堤防尤费力。年年八月秋风高，惊涛恶浪何嗟及。呼号震怒势淘天，往往襄陵咸卤入。使我禾苗尽烂萎，农夫田妇无人色。我欲上天诉风伯，青天荡荡不可陟。我欲入海诉冯夷，海波茫茫迷所之……”后来，人门渐觉得浅海滩涂地也可捉鱼虾，也可养殖蛏蛎，同样有利可图，也就不再与海争地了。但就是这个“利”字，又使平静的海荡生出多少风波。
海荡不比陆上田地，一丘一垄有明确的界限。潮来则没，潮去则现，遇上洪水大潮也会尽变形势，不容易界定。因而造成不少争执。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晋江历史上就发生过陈埭海荡、祥芝海荡、塔头海荡、白沙海荡之争。
陈埭海荡在泉州湾晋江出口一带，“一望数千顷”。元末明初，丁氏第三世丁夔始徙陈江（陈埭）就看上这一片海荡。其子丁善更有才略，“陈江故多巨姓，著代年远，自公后，主择一二门第相埒者与为宾礼，而诸族无不俛首奉伏。环江居负海而潮所往来处，其地卤泻，宜生海错诸鲜，居民受其产以为业，谓之海荡。沿海弥漫一望数千顷，大约产以十计，公有七八，其二三则公与为宾礼者得之，而他不与也。”为了后代合理合法领有这大片海荡，丁善明知“其地无盐之产”，还是往县里为三个儿子都报名盐籍，名正言顺地取得官方的承认，为此纳一点税粮，却可从这大片天然的海荡中获得“湿生、咸草、蛏苗等物”。当其取得大量经济效益而不许旁人染指时，便引起他姓的争夺。陈埭丁氏族谱资料显示：明崇祯年间，陈埭岸兜张、林等五姓为海荡事“藉张谱于霞行二水老先生，党殴下厝房福天官，伊房莫敢护之，汾溪房伯叔方喝护之，就桥头大打一场，续上厝房众亦至，五姓方散去。”双方告官，经断：“在丁，而以粮荡为业，不得越而问修渔；在林、张五姓，各以渔为业，鼓棹大海，扳网所至，不得稍入丁家荡界。”之后又有涵口陈家以“祀海”来争溪边港，经官断“港照旧丁管，不得再争。”到了清康熙年间，又有泉州浮洲官宦黄某、李某，“以浮洲片荡接界，遂萌祸心，希图占夺”、“擅毁官定石界，洗采蛏苗”。经丁氏上控，官断“饬各照原断遵守。委东衙姚督同乡老立石定界。”在明代，陈埭海荡为丁氏家族共有，后人丁繁多，到清乾隆间便按房均分，各去管照。因为港汊时有改变，滩涂面积又不断自然增扩。为不至族内争肥捡瘦发生矛盾，特规定每8年一次，重新按房抽分，而后各房再抽分到家，各自去洗蛏苗、殖缢蛏或收割编织草袋的咸草。就这样，丁氏家族经营着陈埭海荡，直到民国年间。
祥芝海荡在祥芝东南“东至东洋，西至鲂鱼石，北至大坠，南至宝硃石”，既可安网罟以取鱼虾，又可乘潮汐间往礁石上取蠔、螺、紫菜、石花等湿生。宋绍定年间，祥芝的大姓刘姓捷足先登，“册造海界”，“闻官丈产，立户纳粮，为子孙祖业而世守之。”历宋、元、明，刘姓以此海荡为世业，一面向官纳粮，一面向同乡各姓的大小船只收费。当然，刘氏一姓长期占有海荡以取利，同乡异姓下海谋生却得交费，这使其他各姓，特别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蔡姓颇为不平。
明朝末年，先是刘姓五世祖有个女儿出嫁丰山谢氏，割海荡古浮大山以西为女奁装。后来谢氏有甥女嫁给蔡姓，又将“荡埠米一石”即部分海荡的领有权辗转落到蔡姓名下。时刘氏想要赎回，蔡姓不依，却将买海荡契呈献与官府，表示要“捐施澳人，不收其直，以绝祸胎。”兴泉道曾樱对此表示赞同，批示“米摊渔户自纳，契付士民吴廷绩等收执为照”。自是刘氏失去海荡的专有权。但随即遭遇改朝换代，又有20年之久的沿海迁界。清康熙年间复界后，刘姓仍向晋江县令请准，向官府纳海荡税并抽澳民大小船只定额银两及抽拾取湿生紫菜者银两。于是激起通澳士民反对，先后联名呈告于晋江县、泉州府，官司从康熙二十九年九月打到三十一年五月，终得泉州府批示：“蔡刘各有埠米，自应照旧分界南北，各置渡船，以完正课。何得违例私抽渔船，以干功令也。”才算定案。
塔头村居民主要有刘姓、孙姓，刘姓肇基约在宋末元初，孙姓肇基在元末明初，因而刘姓较先领有海荡，后来的孙姓要向海发展，就受到限制。在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双方曾在官方协调下订立一个合约。当时东石一带，曾发生张厝王姓在海荡插縺捕鱼，石菌王某往其縺内取鱼，两相斗殴见官的事件。官府在审理时发现，“近海一带，共有十八乡，而插縺仅有五乡。縺位从祖相承，历来已久，非自今始。”为杜绝日后再发生类似争执，再次重申在海荡有縺位的为“潘径乡张姓、张厝乡王姓、塔头乡刘姓、何处安乡柯姓、胡尾乡苏姓”。在县官推动下，塔头村刘姓、孙姓订立《孙刘二姓塔头海合约字》云：“同立约字人孙亩淑、刘隆淑等，窃念孙刘二姓，代居海濒，同乡共井，素无猜忌，各以捕鱼为业……亩并隆族姓颇繁，旧约虽严，诚恐年久子侄辈争利生端，兹会同公亲，复申旧约，于蠔石照界管业外，孙姓仍于潮到时驾艇设网捕采；刘姓仍于潮退时插縺挨罾、徒步捕取，各守其业，不得借端混占。如有败约，公同问官究治。”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两姓复“以罾縺相争”，各呈控于县，官断：“念尔等同乡共井，务要和好，既自康熙年间相承至今，各有定规，着即循照旧规，各安其业，无许越占互争。”经各乡公亲调处，两姓再次立约，重申前规。又过百余年，时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两姓又因海权发生纠纷。后经公人调解，订立条约四条，大意为：一、划分界线，明确各自海权。二、开放海中人为堵塞的“蠔门路”。三、不得轻妄发生械斗。四、双方同意，不得反悔。这时争斗才告结束。
白沙早时是个海岛，白沙乡后海的海荡与郭岑乡前港海荡相连，界址不清。在清同治年间双方因争夺海界几次发生打斗，因此致伤多条人命。控县堪验，屡断屡斗。同治七年（1868年）由省提刑按察使带兵下乡，提两乡族长到府讯问。在官府高压下，双方同意和解，将海荡归官，并具甘结，刊刻于石碑。其《甘结碑》现今犹存白沙张圣公宫中。记云：“谨奉宪谕将甘结呈刊刻石碑。具遵依结状，白沙乡族长周核等，今在提、府宪大人台前结得：核等白沙乡与郭岑乡郭、杨姓氛，因白沙乡后海的海荡与郭岑乡前港海荡相连，界址不清，互相争斗致伤人命案，经控县堪验，屡断屡斗，历年以来两乡各有毙命。核等自知罪无可逭，兹蒙提宪大人亲临，格外施宽其已往之咎，不加剿办，提府讯问。今核等自原将后海海荡无论何姓所管概行归官，各无争执。至两造被杀人命，仍归晋江县主验勘拏凶究抵。自结之后，彼此两乡族长均当结束子侄，永远和好，断不敢再滋事端。倘有不肖子侄辄以细致微嫌仍蹈故辙，复行争斗，各族长家长当自行捆送惩办。如家长族长敢于袒护庇纵，听凭大兵临乡从重剿办，核等虽死无悔。除将各字据当堂呈缴，并将此结各刊刻石碑，竖立两乡宗祠，并候委员到乡察验外，具遵依甘结是实。”
新中国成立以后，推行公社化，土地收归集体经营，海荡也悉为公众利用，邻里之间便平息了往昔的争执，一笑泯恩仇。然而，福兮祸所伏，有利必有弊。无恒产即无恒心，前人视为珍贵财富的海荡，失去了有效的保护、规划和利用，尤其是近年来对近海水域的污染，使许多海荡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失去早时蓬勃的生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伤心的事。
不堪回首说海难
旧时晋江的渔民船户，以海为田，打鱼航运，只能凭生活经验观天，靠简单的线坠测海，用罗盘定方向。遭遇风波船毁人亡的事故层出不穷。故俗语说“行船走马没三分生命”。
相传在清乾隆年间，一艘官船在深沪附近洋面遇风倾覆，人皆遇难，有50余具浮尸随海流飘游到深沪海岸边，潮落时，搁在象屿旁的礁石上。常言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渔民见到海上的浮尸，称之为“好兄弟”，是一定要拾回安葬的。见有海难，深沪渔民当即招集船队冒着风浪出外海搜救、打捞。竟然找不到一个生还者，只拾回几十具流尸。如此重大的海难，怎不教人痛惜！于是深沪人便醵资收埋了这百余具尸体，并在游尸搁浅的礁石旁（现深沪码头附近）建立一座小庙，庙中塑造一尊带清朝袍褂的神像，造了一艘二米长红漆彩绘的官船供着，名曰“百公宫”。此后凡渔船出海，家属常备香楮供品来祭拜，祈求平安。又以当年打捞浮尸的二月初八、初九作为百公的忌日，一到是日，家家便来此上供，以求保民安航。
若要统计深沪渔村历来遭遇海难的人数，何止于千百？《沪江詹氏家谱》载：“十七世孔竹（1734-1759），公在浙江金乡头溺水殁。”“孔答（1732-1759），在浙江金乡头溺水殁。”“孔韵，考溺于海，用魂竿灰葬祀宫后。”十九世“侯汉（1808-1832）溺海殁。”“侯贴（1838-1882），号朴轩，考往北海溺而亡，用魂竿灰葬新祀宫东。”“侯兴（1844-1898），号侯丰，考与三子廷树同溺于海，用魂竿灰葬中赤埕”……《温陵晋邑沪江山头穆氏族谱》记其十三世弘来“溺海卒”；弘见“葬浙江台州凤尾山”；弘灯“行舟没海，用魂竿灰葬本山塚”；弘法“因往捕鱼，与子元盈同日遇风溺没”；十四世元荫元助“兄弟皆是溺水卒”；元杂“少年被风溺没”；元夸“没于外洋”；元南“没于浙江，长途无回”；元卒“公往北卒”；元众“公在浙江捕鱼遭风殁”；元秋“公起冬无回”；元盈“与父往北山捕鱼遇风同日没”；元癸“溺上海江殁”；十五世再碧“没于海，生卒（年）未详”；再糍“与子世谋往北捕鱼，同日没，葬处未详”；再螺“殁于海”；再店“遇风失事”；再溪“殁于海，墓用魂竿灰与次弟再炉、四弟再赞合葬”；再谤“未娶，往捕鱼身故”；再望“行舟卒于宁波，葬小白山”；再领“行舟卒大实岛”……又见《沪江侯氏族谱》，记其十八世有业向、业音、业泉、业系、业等、业浅“溺海而亡”；十九世子忠、子搬“溺海而殁”。詹氏、穆氏、侯氏在深沪都是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姓，海上失事就如此之多，其他大族可想而知。
深沪老渔民回忆，深沪海洋捕捞生产历史悠久，有拖网、围网、定置网、钓鱼等多种方式。早在明清时期，就有冬季往浙江渔场钓带鱼的活动，俗称“起冬”。近海作业有风险，往远洋作业风险更大。深沪渔民在“起冬”之前，必往本乡崇真殿虔求平安，并求签指示出行时得带上多少“斗桶”。所谓“斗桶”，是一种木制小口宽底，形状如斗的装尸桶。船上有人遭遇不测，就以坐姿装于桶中，拖在船后，以便带回安葬。通常船队出行，都得带上二三个。谁知那一年求签，神明竟指示要带上20多个“斗桶”！死亡的机率这么大，谁也不知自己能否活着回来，都不愿前去冒险。所以这一年就没有渔船到浙江渔场钓带鱼。
俗谓“是祸躲不了”，早期的帆船用的是竹篾制的船帆，抗风力差，易遭暴风袭击。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二，深沪有40多艘渔船在海上作业，全被突然而至的飓风打翻，死亡人数300多人，时人谓之“洗澳”！次年，乡儒吴咫园曾受乡亲之托，写信向菲律宾侨胞求援，写道：“万家烟火，人少负郭之田；一叶风涛，海是生涯之路。身固危于走马，业难舍乎捕鱼。若朝往暮还，回航无恙，虽遭风暴雪虐，折磨亦甘。何意灾难生于一朝，突飙飓母；波涛惑于千仞，徒唤天公。四十余艘楫樯，霎时沉鲲溟之外；三百多人顶踵，同时瘗鱼腹之中。天地为悲，鬼神亦哭，时则八月初二日也。东西舍哭声相闻，南北邻灶火多稀，或父子兄弟之皆亡，程婴难存孤者，或只鹄单凫之顿逝。此罕世巨祸，实吾乡之晦气……”至今读来令人心酸。
深沪民俗，因海难殁于外洋无法觅得尸体的，就在乡中做“海醮”或族人做“功德”时，一并请道士作法超度，率其亲属，趁潮水退时到海滩上插香，摇动招魂幡，呼请亡魂归附，用魂幡接引回家，然后用魂竿烧灰，代替海难者的骨灰下葬。有时作一次海醮就要超度几十人，海滩上一望尽是着丧服的人，孤儿寡母，哭声哀切，成为老一辈深沪人惨痛的回忆。
频繁的海难，使行船人对超自然力的神明有更多的依附和膜拜。单就深沪一乡，就奉有玄天上帝、妈祖、龙王、广泽尊王、水仙尊王、屈大夫、吴栋洲、夏禹帝、项羽帝、伍盟府等水神，大小宫庙十余处。船只出海，必供有水神牌位，插有崇真殿玄天上帝处求来的黑旗，以求出海平安。
在日常生活中，渔乡人还形成不少避忌习俗，也与祈望海上平安有关。如造船时要先请崇真殿玄天上帝到场“护龙”，备办筵碗敬神。船龙骨从动斧之日起，不准任何人跨越，不许女人靠近，也不许在旁说“翻”、“花生壳”、“斡倒去”等对行船不利的话语。出海时劈柴不能说“破柴”，要说“啄柴”；放置饭碗不能说“趴碗”，要说“阬碗”；食鱼不得在盘中翻动，恐为翻船之兆；在船上不得吹口哨，怕预示大风；看到飞鸟在船上落脚不得驱赶，示爱惜生灵。在海上发现大鱼怪鱼，不得与鱼冲撞，要用斧背敲打船目以为警示。据传旧时海上船只如遇台风险境，要以“划水仙”的方法化解，“划水仙者，众口齐作钲鼓声，人各挟七箸，虚作棹船势。如午日竞渡状，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则为之。”
深沪渔船每年除夕都要入港过年，待元宵后出海，曾因有第三艐出海最为晦气之说，故渔船出海前要往崇真殿玄天上帝处卜杯决定次序先后，但是第一、二艐船出海后，轮到第三的船往往要拖延许多时日，影响其他渔船的出海，故自1995年始取消分艐出海，而举办新春集体出海仪式。澳内渔船按协定时间排列在港区，信号一发，鞭炮、鼓乐齐鸣，众舟齐发，十分壮观，成为深沪渔乡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