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哲，原名李扶西，笔名萧村、夏青峰、李子核、雁翎，1930年1月13日出生于新加坡蔡厝港，晋江市池店镇新店村人。7岁返乡，曾就读于家乡雁山小学和福建省立仙游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雁山小学和雁山小学双沟分校任教。1947年侨居新加坡，在青云学校任教。1949年侨居马来西亚，在吡叻州兴中中学任教。1950年6月初，因组织反蒋抗英的学生运动，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关押于吡叻州怡保集中营，同年12月被驱逐出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接回的难侨。回祖国后，先分配在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编译室工作，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统计专业。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设在沈阳的中央国营第二石棉水泥制品厂工作达25年之久。期间，于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1979年11月，调至辽宁省计委经济研究所任处级研究员。1981年任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管理研究室副主任、对外经济研究室主任等职，直至1991年2月离休。1990年至2008年间，还相继担任辽宁关贸总协定机构、辽宁世贸组织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总编辑等。他是高级经济师，是知名的东南亚经济和海外华侨华人经济专家。
李君哲1983年加入辽宁省作家协会，1993年起担任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学会理事，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此外，他还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名誉理事、辽宁省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李君哲16岁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末路》，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刊登《悼志雄兄》散文。迄今已创作中短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和经济、华侨史研究论文千万言，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我国的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750多万字，出版专著20多种约600万字，包括：
小说集《国术师》、散文集《山芭散记》，分别由香港学文书店于1951年7月、1952年9月出版。
小说集《椰子园里》，香港赤道出版社1952年8月出版。
论文集《辽东半岛——东北对外开放的窗口》，1988年8月内部出版。
随笔集《异国风情趣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
论文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辽宁省经济研究中心1995年7月出版。
长篇小说《椰子肥 豆蔻香》、散文集《新加坡情思》，分别由中国华侨出版社于1993年10月、1990年10月出版。
论文集《我看香港经济》，辽宁世贸组织咨询研究中心1995年7月出版。
散文集《马来恋歌》，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论文集《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散文集《魂萦南洋》、文学评论集《海外华文文学札记》、论文集《开窗看世界》、小说散文综合集《热带行吟》、散文杂文综合集《关东夜话》、综合集《沈水漫笔》，分别由香港南岛出版社于2000年1月、2000年4月、2000年8月、2001年5月、2001年5月、2007年7月出版。
长篇传记《故园寻梦》（上下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长篇小说《乱云飞渡》，新加坡文艺协会2010年12月出版。2008年10月，新加坡文艺协会为其出版了5卷本的《萧村文集》。他的小说《中秋》、《山芭》、《半天姑娘》和《国术师》等，散文《牛车夫》、《在木廊里》、《相命》和《扫墓》等，被选入《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卷和散文卷、《马华文学作品选读》、《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和《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作品选》，部分被选为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和新加坡华文中学的教材。
厦门大学教授庄钟庆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在介绍李君哲时说：
（李君哲）喜爱鲁迅、沙汀、萧军的作品，深受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苗秀等作家提出的“文学马华化”主张的影响，树立了本土化文艺观，创作了许多反映当时当地现实生活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他的小说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主要表现马来亚人民的反殖斗争，反映战争和战后动荡的局势带给马来半岛人民尤其是马华社会的深重灾难……萧村的散文以报告文学式的语言描写处于马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在作品中运用了当地方言、口语，使作品更加真实、生动。回中国后，不忘海外华社与国内侨界的命运与前途，业余时间几乎都用于创作华侨华人题材的文学作品，研究华侨华人特别是海外华人经济和华文文学的发展史……南昌大学教授公仲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简评李君哲的作品时说：
萧村的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描写了40年代新马华侨劳动人民的生活，塑造了小贩、店员、码头工人、锡矿工人、割胶工人、小学教员、国术师、巫婆、相命先生等底层人物形象，并对殖民主义的专横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萧村在这一时期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他始终用深切同情的笔调去描述当时被损害、被侮辱的华人社会底层的真实故事。“哀其不幸”是其主体。而“怒其不争”也使他揭露了华人社会的陋习和弊病，如赌博、娼妓、吃鸦片与偷窃。他的名篇佳作《国术师》、《中秋》、《山芭》等小说，《牛车夫》、《水手亚麻伯》、《相命》等散文，就是此时创作的。
新马著名华文文学史家方修对萧村在新马时期的文学创作多有评论，如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7年出版）中评说：
这时期（1948—1953）写作界的另一个主要倾向——反映本地若干次要问题或非本质意义现象，一般作品大抵取材于都市或乡区的灰暗面，诸如上流人家的丑态、教育界的黑幕、小市民的生活、私会党的活动、封建农村的小悲剧、一些卑微人物的不幸遭遇等等。
这方面的作者可以萧村和白寒为代表。
萧村出有短篇小说集《国术师》及散文集《山芭散记》。所收的作品有些是较早期写的，但相当大的部分是这一阶段的作品，内容着重在暴露华人社会上一些寄生虫的行径，如庸医的招摇撞骗（《国术师》），神棍的横行霸道（《中秋》），校长串通教员，制造假发票，侵吞贩卖部的公款（《寄生虫》）等等。
方修在《马华文学史补》（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1996年出版）中又评说：
进入紧急状态初期——1948至1953年（注：指英国殖民政府于1948年6月相继在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直辖殖民地宣布法西斯条例初期），南侨日报的《南风》和星洲日报的《晨星》当时双双挣扎求存，虽然未能坚持到本时期的终了，但却是本时期存在过的内容比较坚实的两个文艺园地……
《南风》，文艺性副刊，它创刊伊始，在倾向上即呈现了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推出了不少谈论中国问题、反映中国政局的稿件；另一方面又吸纳了一些现实性比较强，侧重描写“此时此地”的作品。这种情形到了这个时期，看来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后一倾向如萧村的《弟弟》、丁毅力的《茶毒》、陈言的《疯妇》等几个短篇，也都写得相当出色。特别是萧村的《弟弟》，多少还带着一点紧急状态初期的时代特征——严禁村民持刀出门，违者可能处死。
《弟弟》写的是紧急状态初期一个农村家庭的不幸遭遇。主人公是村童亚龙……亚龙的爸爸李仔石，是附近一间硕莪廊里的工人；工厂因为有了大量廉价新工的来源，近日宣布解雇旧工，李仔石也在解雇之列。虽然他知道只要花数十元的咖啡钱给工头，解雇他李仔石之事便会收回成命；但他实在连这一点油水都榨不出来，却又不愿意轻易地接受解雇。终于闹了事，被工头贼仔炳打了一顿，驱逐出厂了。这时，李仔石在家里，椰花酒喝完了，牢骚也发完了，他顺手拿了一把菜刀，奔出屋外，嚷着要杀贼仔炳。结果被抓到警察局去，据说需要300元保释金；否则将被当作闯入村里的陌生人控上法庭，可能上吊的。亚龙的妈妈家徒四壁，举目无亲，为了筹措保释金，迫得把小弟弟卖掉了。
这个短篇后来收入作者第二册小说集《椰子园里》，在香港出版。小说后半篇，写妈妈一方面与客人接洽鬻子事宜，一方面却强忍悲泪骗亚龙说是什么表哥表嫂来帮忙；以及后来亚龙眼见弟弟被强行抢走，压抑着的感情终于爆发，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声，狠命要去夺回弟弟等两个场面，发表的当时是感动过一些读者的……
在汕头大学陈贤茂教授主编、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第1卷中，有时任汕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彭志恒的《论萧村》一文，摘要如下：
如果说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为一种方法在影响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创作上表现得很有成绩的话，那么，萧村的创作应该被认为是这种成绩的令人高兴的一部分。萧村的作品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它所展示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好的方面，使我们即使是在各种各样的艺术主张泛滥成灾的今天也觉得现实主义是人对自身实行艺术把握的一个值得依赖的手段。
（萧村于）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返回新加坡……在韩萌、米军、苗秀（文之流）等文学界人士的鼓励下，他开始了业余创作……1949年，萧村到马来亚吡叻州和丰兴中中学教书；课后，经常到锡矿场、硕莪厂等处，深入生活，与工友交谈，用笔反映他们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贫苦生活和美好憧憬。他深厚而感人的写实主义文风大致就是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的……（他的短篇小说集《国术师》、散文集《山芭散记》、小说集《椰子园里》）可以算作他于1950年11月返回大陆之前留给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份珍贵的礼物……他所著的长篇小说《椰子肥 豆蔻香》堪称一部华、马、印各族同甘苦共患难的反殖斗争史……
韩萌为我们描述了本世纪上半叶南中国人漂渡七洲洋的令人痛苦的过程，萧村的创作告诉我们的则是华人到达东南亚之后的艰难而令人心酸的生活。他们有幸逃脱海渡的险境，如愿以偿地走上作为理想中乐土的陌生的土地，但生活本身对于他们并没有他们幻想中的慷慨恩慈：他们不但没有“淘得荷包金足”，而且生计本身也成了问题；他们受“头家”的欺压和剥削，受病魔的威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经营惨淡的人生。萧村以他的创作向我们转达的正是这样一幅海外华人用他们的痛苦和不幸编织的生活图画。
反映东南亚华人异域创业时期的艰苦与不幸以《山芭》、《椰子园里》和《采锡人》这3个短篇为劲作。1948年写于新加坡万礼律，收入《国术师》里的《山芭》以笔致细腻、从容、含蓄深厚而给人深刻印象。它讲的故事是再简单不过的：主人公鸟赖嫂是一家火柴厂的女工，丈夫被日寇杀害之后，她带着儿子亚南在娘家过活；娘家很穷，儿子又有病，这一切都压在她的肩上；有一天，她终于决定去以身体换钱。但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因素却是浓重而深远的。在叙述中，作者没有任何渲染，话语平实朴素，故事恰如生活本身的平淡。然而，悲剧性正是在这里。所谓悲剧只有在不自觉的状态之中才是本然的悲剧，一旦进入自觉状态，悲剧就已走出它自身而成为对悲剧性的认知了；这时的所谓“悲剧”实质上只是理性所把握到的“悲剧性”。萧村叙述的魅力在于：他让故事本身自为展现，而使自己彻底成为故事自动为自己寻找话语形式的中介或手段；这就使其叙述方式达到了把握悲剧的基本要求，即“这一个”悲剧故事只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展示自身，而从不反思自身。《山芭》中，作者对女主人公鸟赖嫂最终作出“卖身”决定的处理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之笔：“近半夜，鸟赖嫂轻轻地打开后门，蹑手蹑脚地走出去。//室外一片死寂，灰浓浓的天壁，贴着冷冰的残月，胶林里，猫头鹰正在啼叫，她横过小山坡，跨上那条熟悉的火柴厂的红泥路，向工头独居的木屋走去。”
这个结局乃是悲剧生命的自然延伸，它并不给自己赋予意义，而作者的叙述也正是只关涉这个简单的事实。这就给解读过程留下了更多的“意义给予”空间。
写于1949年9月，收入《椰子园里》的《椰子园里》（原题目为《弟弟》）也是一篇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为了生计卖掉亲生骨肉的令人心碎的故事，作品的写实主义风格里多多少少有点感伤主义的情调，但作者对故事结构看似不经意实则完全可能煞费苦心的处理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个审美内涵极为复杂、对于模式化的文学批评显得颇为棘手的角色——亚龙。亚龙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从作品写作的实际情况上看，作者是以这个孩子的逻辑来组织整个故事的。妈妈生了小弟弟之后，亚龙显得懂事多了，不再贪玩儿，常帮助“亚妈”做家务。他爱他的“亚妈”，因她为他生了一个“小弟仔”；有了“小弟仔”，将来在外面吵架时就有了个帮手，可以免受欺侮。“小弟仔”被抱走是亚龙绝对接受不了的，而这仅仅是因为他没有了一个吵架的帮手。亚龙透明的孩童逻辑构成了故事本身的主要方面，从而使故事具有了一种“非社会化”的品质。这种设计在解读中的收效是：亚龙以他的前教化之真压倒了教化世界的矫情——感伤。亚龙的设置为批评提供了许多话题。亚龙的思想和情绪不是故事的主题，但却在解读中对故事的主题具有修改作用；亚龙不是故事的主人公，但它却有效地使小说主人公阙如；亚龙的世界与作品关涉的所谓“现实生活”在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在量上又是完全同一的；亚龙的设置不是故事的本质，但它却使故事的本质得以表象。总之，亚龙的设置使《椰子园里》不但具有流俗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深厚的批评价值。
收入《椰子园里》的《采锡人》也是一篇反映海外华人穷苦生活现实的力作。这里写的是一个矿工为了养家糊口最后死在矿场上的故事。故事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但作者的叙述方式却是别致而有效的。这个矿工叫赵亚荀，他的工作是用高压水枪把含有锡苗的泥土从岩上冲洗下来以备滤采，作者一方面叙述了赵亚荀保有这份工作对于其全家生计的意义，同时又用相当的笔墨渲染了赵亚荀本人对这份工作的超越生活逻辑的迷恋：他爱那“水笔”（高压水枪），因为它就是他生命的简明的形式；他爱听“水笔”的吼声，因为在那抽象的声音里，他发现了他自己的作为个体人的含义。这不仅增加了人物作为艺术构成的厚度，而且也使作品摆脱了庸俗社会学的羁绊，摆脱或彻底摈弃庸俗社会学对人物的具有强迫性的意蕴设计，从而使人物走出对外在性的幻恋而投身于内在性的独立自足、自我呈现，这乃是萧村的功夫及魅力所在。这一点对于30—40年代受尽教条凌迟的中国文学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而当时的萧村却做到了；我们不能不很自然地把它归因于当时萧村的远在东南亚从而至少在空间意义上走离了蓬勃于中国大陆的“文艺潮流”，这多少告诉我们一些道理。
《中秋》把萧村的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度。这篇小说写于1948年，收入《国术师》。在这个短篇中，作者将对华人谋生计的艰苦的反映与对华人的信仰的叙述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在作者那里几乎是不期然的，他没有着意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小说包容了二者的叙述却使文本具有了超创作的意蕴。小说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居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迷信“大伯公”，每年中秋都由司仪专员从村里的富裕户中选定一家，由他出钱举行仪式祭奠“大伯公”，这一年由李七伯出钱，他虽然没有足够的富余钱支持这笔额外开销，而且也知道这个义务落到他头上是司仪们（毛冰田等）做的手脚，但他信奉并畏惧“大伯公”，最后还是出了钱。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迫使李七伯亏空花钱的并不是别人，而就是他自己。李七伯所信奉的所谓福德之神“大伯公”实质上就是他个人思维方式的基本性格，而不是什么外在的超现实的存在。在这种思维中，李七伯作为个体人的含义是在“大伯公”神那里被给定的。在现实意义上，李七伯是“大伯公”的奴隶，他没有任何主权；奴隶为主子花点钱，理所当然。李七伯为自己的出钱非常不情愿，大骂毛冰田等人，还要“干他十八代祖宗”。实质上，把花冤枉钱归咎于毛冰田，这是李七伯的一种先天的错觉。毛冰田并不是作为毛冰田的毛冰田，而是李七伯的思维向着特定方向运作的必然产物，是“大伯公”的现实成分，是被“大伯公”规定的一个伦理分子。在李七伯的思维中，毛冰田是由“大伯公”定义的一种特别人格，他让李七伯出钱这一决定的威慑力正是从“大伯公”那里来的。在本质上，李七伯与毛冰田并无两样，都是“大伯公”的奴隶，所不同的只是道德方向相反；正如君子与小人虽不同，但都是仁的奴隶一样。严格说来，李七伯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虚幻的、自我反动的世界。一直到最后，他都是以“大伯公”为支点建设着他的世界：“毛冰田，那种人，天自会灭他的！——至于，钱银事，一占一角都操在‘大伯公’手里，‘大伯公’要‘多隆’我你，唔免怕镭不倒走来找我们的。”
在《国术师》和《半天娘娘》这两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海外华人谋求生计的另一种面貌。这是一种缺乏严肃性的求生方式，其中含集了中国人主要的恶习——一旦离开以“仁”为支撑点的伦理环境，便没有了道德良知，到处行骗，以各种各样的手段骗。这种生活让人觉得好笑，同时也令人感到悲哀。作者在这里采用的是一种漫画式的笔法。这种笔法可以对人物进行恣意勾画，充分绘制其不合逻辑的“惨相”；通过将构造“漫画”人物的概念叠加的非法性浮凸于话语，刺激和活跃解读过程，给人以享受。《国术师》里的主人公何辉，自称精通中国武术（国术），招徒赚钱。其实他只是早年流浪卖药时跟别人学了一招半式。结果在人家测试他的功夫的时候闹出许多笑话，出了许多丑。他求生的欲望是严肃的，但求生的手段却显得滑稽可笑。对自己的尴尬处境的朦朦胧胧的觉知使他不得不在出丑的时候求助阿Q精神，严肃认真地自我解嘲。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人却混得出奇地成功；雇人写了一篇文章又托人在报纸上发表之后，他竟然发达了起来。由此，作者将嘲讽的笔锋指向了社会，从而使《国术师》获得了更普遍的意义。《半天娘娘》里的巫婆（巫号）半天娘娘为与另一巫婆争夺顾客也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但体现在这里的滑稽与“国术师”的滑稽不一样。半天娘娘的行为就其自身而言是严肃的，而只是对于“健康理智”来说才是滑稽的。
萧村的散文创作不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看都可以说成绩不菲……大体而言，他的散文创作延续了他小说创作的主题和风格，即以深厚、踏实的写实主义手法描写下层人民的贫苦生活以及他们的善良心地。在《在木廊里》、《割胶》、《硕莪厂里》、《矿场》等篇中，作者描写了东南亚华人创业期的非人的生活，他们不但没有可能享受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性命也经常受到野外作业环境的威胁，除了受苦受难外，他们几乎找不到别的可以确证他们存在的方式。他们所受的苦难是中华民族在近现代背景下所遭受的不幸的一部分。萧村的散文运笔从容，行文舒畅，给人以绵然悠长之感，同时内容深厚、浓酽。这很适合表达他悲伤的历史情怀。
萧村的方法是积极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他的心理素质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时尚的标签。他的创作是海外华文文学的财富。
厦门大学教授连志丹在《谈萧村小说的本土性》（见《文艺报》2005年6月23日）一文中说：
本土性是萧村小说最重要的特色，研究萧村的小说对我们研究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问题很有帮助。
萧村小说的选材大多是马来半岛华人的生活，表现出华族民族性与马来亚本土性的结合。他小说里的华人，多数是从中国移民马来半岛的，他们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以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着。《中秋》里的李七伯要过中秋节；《国术师》里的主人公何辉自诩教的是中国的武术；《山芭》里的女主人公鸟赖嫂的父亲冯金福在街头卖芋粥，家里贴的是中国“关帝爷”的画像，生活无望时想的是“这把老骨头要放在番山了”。他们虽是华人，但都身居马来亚，他们与马来亚土著民族一起置身马来亚的土壤里，呼吸着马来亚的空气，共同生活、工作和交往。所以，这种民族性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本土的烙印。华人们在异乡辛勤劳动，努力想融入当地，但他们为生计而挣扎的生活令人心酸，融入当地、扎根本土的道路艰苦而漫长。因此必须指出的是，萧村小说表现的本土性与民族性是有差异的，其民族性是华族的，本土性是马来亚的。
萧村小说的故事是以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为大的时代背景的，在表现马来亚人民反英抗殖斗争的同时，也反映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的抗日战争给马来半岛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萧村小说反映的芸芸众生的悲惨命运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半岛。小说里的主人公大多过着非人生活，如《山芭》里的鸟赖嫂，“哥嫂同时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她自从丈夫给日本鬼子‘检证’检去后，婆家无依无靠”，回到娘家，但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最终做出卖身的决定，是极具悲剧性的。《三人行》叙述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华人洪姑、李杰、沈师父三人如何与英国军警斗智斗勇，为抗英游击队运送药品的故事。小说讴歌了华族与马来亚各族人民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结下的深情厚谊，颇具国际性色彩。由于萧村小说反映了新马本土的世界性战争，使萧村小说的本土性特色蒙上了国际性的色彩。
萧村小说反映的是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是那个时代那个地域，因此本土性又兼具时代性。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看，萧村的小说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描述当时马来半岛被损害、被侮辱的华人社会底层的真实故事，塑造了小贩、店员、码头工人、锡矿工人、割胶工人、小学教员、国术师、巫婆、相命先生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萧村以现实主义的笔触，不加粉饰地对他们的生活作客观、朴素、冷峻的白描，站在他们的立场直面人生。
萧村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形象。《山芭》里的鸟赖嫂、《采锡人》里的赵亚荀、《椰子园里》的亚龙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被损害的小人物们的形象栩栩如生。对这类人物，萧村的创作态度是“哀其不幸”。另一类是萧村为揭露华社陋习而塑造的国术师、巫婆、相命先生的人物形象。《国术师》里的主人公何辉是个不学无术、靠招摇撞骗过日子的“拳头先生”。《半天娘娘》里的主人公半天娘娘，则是个自称“半天娘娘”下凡附身，凭借神威骗财害人的巫婆。这两个人物形象是萧村小说里最受读者欢迎的典型人物，他们为新马华文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光彩。萧村对这类人物的态度是“怒其不争”。
萧村小说运用的语言呈现出民族性与本土性交织的特点。
萧村小说里使用了大量的闽南方言。如对人的称呼：“头家”（老板）、“恁父”（你父）、“恁母”（你母）、“某”（老婆）、“小弟仔”（小弟弟）等。闽南方言是华人们从故土带到马来亚的文化传统之一，闽南方言的使用是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在使用闽南方言的同时，萧村的小说还出现了一些马来文词语。如“纱笼”（一种马来围裙）、“多隆”（帮忙）、“督”（对老人的尊称）、“估俚”（打工仔）、“马打”（警察）、“山芭”（乡下、山林）、“甘榜”（乡下、农村）、“亚答屋”（马来茅屋）、“巴刹”（市场）等。这些马来语词在马来亚属日常用语，它们进入萧村的小说，既真实地再现了华人在异乡的现实生活，又丰富了萧村小说的语言，是萧村小说地域性的一个表现。
在萧村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闽南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性穿插在现代汉语的行文中，马来语则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性间或夹杂其间，民族性与本土性交织，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二战后的马来亚，萧村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激起广大华人读者的共鸣，并流传至今，被收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大系》，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它所表现出的本土性特色。这种本土性是民族的、地域的、世界的和时代的，是海外华文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萧村小说为什么能够具有本土性，这与萧村所受的影响有关。萧村虽生于新加坡，但他7岁就回中国接受教育，到16岁才重返新加坡。他喜爱鲁迅、沙汀、萧军的作品，并深受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二战后初期，新马著名作家苗秀等提出“文学马华化”的主张，并鼓励萧村等青年作者“投身于时代的漩涡中去，反映芸芸众生的遭遇和憧憬，推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去捍卫人类的尊严和生存权利”，这实际上就是文学“本土化”的主张。萧村意识到“马、华文学毕竟不是中国文学的‘海外版’，他应当植根于马来半岛的沃土里，和广大华人同呼吸共命运，才不会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见，他已树立了“文学马华化”的本土化文艺观，而且这种观念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得以实践。
李君哲引起关注的另一篇小说是《柔佛海峡两岸》（即《椰子肥 豆蔻香》）。主要是写1948年英国当局颁布“紧急法令”以后，到1950年发生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有“紧急法令”下的大肃清、游击队员逃亡入深山、移民烧芭、监禁集中营和遣送回国等。它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新加坡、马来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史实，讴歌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风雨同舟并肩反对殖民主义的火热生活，塑造了以华人为主的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既有叱咤风云的壮烈牺牲场面，又有情意缠绵的恋爱细节；既有原始丛林的烽烟烈火，又有远东名港的灯红酒绿；既有炎黄子孙海外生活的写照，又有马来乡村奇风异俗的素描；既有锡山胶园的牧曲山歌，又有黑牢炼狱的呻吟怒吼……它是一幅殖民地人民抗争的历史画卷，它是一首海外华人落地生根的正气歌，它是一部华、马、印各族同甘苦、共患难的记录稿。
新加坡著名作家、文学博士孙爱玲在《论归侨作家小说》（新加坡云南园雅舍1996年出版）中，多处提及，“小说运用两个动人的故事……来表现这方面的主题：印度人、马来人、华人在独立运动中同舟共济，表现出国际主义的博爱精神；也反映南洋各地不同种族的团结合作、为异族牺牲的伟大精神”。“小说除塑造华人忠厚爱好和平的品质，也刻画与异族相亲相爱的精神，为创造幸福的马来亚作出献身的工作”。“萧村在《柔佛海峡两岸》里采取复线式，小说虽然写李杰，其实作者主要还是反映副线的主题：反映华、马、印三大民族如何团结一起，争取民族独立，因此在这部小说中主线的作用是连串副线。或说副线是肌肉，主线是个骨架，把副线给架起来，使他成形”。“作者在叙述的方法上，打破了叙述的时间连续性；把只用一条主线向前发展情节的传统方法拓变为多线条或辐射状地发展情节、演化事件的方法，从不断地变换方法中用倒叙、插叙等置换时间，把叙述、描写、抒情和议论糅合在一起，强化叙述手法的表现力”。“萧村在小说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都希望能给予净化、升华的作用”。“阅读萧村的小说《柔佛海峡两岸》，会发觉其中有不少诗歌式的语言，可以用来朗读”。“这些诗歌式的句子，在小说里成了他的一个创作特色”。“萧村在40年代末期的马华文坛上，是以散文和短篇小说而名噪一时。在这部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散文功力”。
日本著名汉学家、新加坡与马来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山本哲也教授，对李君哲写《柔佛海峡两岸》给予鼓励：“40年代后期及50年代初的那一段时期，算是马华文学史的一个空白。您的大作对填补这个空白，确有极大的作用。”
暨南大学教授潘亚暾评说，“《椰子肥 豆蔻香》是一部反映马来亚华侨华人在二战末期打跑日本侵略者之后，接着就开展了针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为马来亚的独立解放而奋斗的艰苦卓绝的英雄事迹。它也反映此时新中国成立未久，生机蓬勃，对海外赤子的吸引力，和英、蒋勾结上演的‘遣返政治嫌疑犯’的政治双簧。故事写至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之际，前后历时5年。这是现实生活的文学加工复制的‘录像带’（录影带），通称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全书24章，构思严密；自80年代中期动笔至1993年出版之日为止，作者三易其稿，谨严周到。萧村君盖老成持重的小说家也。文如其人，这部小说的风格也是稳重而不露激情的”。“《椰子肥 豆蔻香》之成功，首要的是艺术地记录了历史；故事当然是编撰的，但它概括着史实。这是历史小说弥足珍贵之处”。“小说成功之二，是人物设置少而精，读来脉络清晰，总喜要言不烦。书中没有一个角色是多余的赘人，出场次数有悬殊，但处理得体，显见萧君小说技法之圆熟”。“最大的历史事迹对比，是新中国欢迎海外赤子回乡参加伟大建设，接纳被英国殖民者驱逐出境、遣返大陆的‘政治嫌疑犯’；而国民党余孽竟也派出‘高总领事’和州党部书记长汪福山到集中营游说，希图把一些人诱骗去台湾，还可能被卖往南美洲做奴隶，伤天害理，到此地步。有当面揭白的斗争，有挖苦骗局的讽刺（被劝招赴台的两员，竟是误落集中营的国民党特务），痛快淋漓。文学允许适当的夸张”。“《椰子肥 豆蔻香》是根据现实斗争的史料，经文学处理，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创作。它跟菲律宾出版的《中国魂》和《抗日史略》二书性质不同。但此二类作品积之既多，必将孕育‘史诗’的胎儿。战争和其他形态的国际斗争往往激动人心，锤炼英雄，英雄是群众精英的化身，历史是群众的政治表现记录，入诗则小为咏史诗，其大者为史诗。特洛伊之战产生《伊利亚特》，中华民族本世纪的浴血奋战岂不是一部待歌待唱的史诗吗？萧村的劳绩是奠基的，也是划时代的”。（见潘亚暾《千秋万代仰丹心》，载《统战月刊》1996年第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