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登高怀古时，也有不同。辛弃疾的词，怀古内容占大部分，他的怀古是为了抒发亡国之恨，恢复愿望十分强烈，打回老家的情绪高昂。他往往借缅怀古代先贤豪杰来自比，并且情绪沉郁，通常是深陷英雄不测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以廉颇自况，表达了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摸鱼儿》中，借陈皇后失宠，感叹自己遭排挤的不幸。在他的怀古词作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而苏轼的怀古之作，多为登临抒怀，他往往赞叹古代显赫达人，随手拈出古代英雄，然而并不一味沉潜其中，而是通过对他们的缅怀瞻仰，指出他们的显赫仅是一时，在人生长河中仅为一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也仅是昙花一现。什么功名利禄，在苏轼看来，都是过眼烟云，他是用超然洒脱的思想境界去对待人与自然、人与历史发展关系的，表现了超然世外的旷达。辛弃疾却不是这样，辛弃疾的功名思想较重，他的骨子里深潜着积极入世思想，力求用自己的才华去匡时济世，一方面说明他的才干超群，另一方面又说明他的顽强自负，信念坚定，儒家思想浓重，但现实与自己理想的矛盾，使他又转入悲愤之中。苏轼是时而入世，时而出世，时而飘逸，现实中如果畅达，他就积极入世，现实与理想产生矛盾之后，他就自适，又转向出世，这种思想与他的儒释道的统一有直接关系。在二人心目中的人物、题材、事物都有其个性在。
4、在写醉酒与隐逸这一题材中，认识也不同。辛弃疾也赞美隐逸生活，但字里行间透露的是被逼无奈，于心不甘的痛苦情绪。在他描写醉酒的词中，也歌颂酒精带来的欢乐畅快，但清醒之后往往是苦中之痛，如他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梦中，也是醉中，意气风发，豪迈无比，“剑”“灯”“号角”“弓”“马”极尽渲染之能事，那火热的战斗生活，那驰骋疆场的英雄壮举，心情是如此痛快豪迈，但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表现的又是无可奈何的痛苦。《西江月·遣兴》一词“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去！”这首词作者使用滑稽诙谐之语来抒严肃庄重之情感，上片是酒后狂语，表现的是对现实的不满，壮志难酬的苦衷，下片用拟人手法来写人与松的对话，一个酒徒形象栩栩如生的表现出来了，这就是他的性格和无法自拔的痛苦心情的直接流露。苏轼酒后则不是这样，醉后是“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完全是一副超然旷达之心态，有牢骚，也有激愤，但牢骚之后是隐逸的洒脱情怀，是那样潇洒超然物外，是那样的乐观自适，随缘旷放。对田园生活的态度上，二人也有不同表达。苏轼把它当作远离是非的乐土，“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水调歌头》），“求田问舍笑英豪，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南歌子》），这种对田园乡村生活的向往显然是发自内心的，与辛弃疾的“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是截然不同的。可见，二人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品格不同，其词风当然就有诸多不同。
三、南宋其他豪放词人
在辛弃疾的影响下，南宋豪放词队伍壮大，风气为之一振，著名的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蒋捷、文天祥、陆游等。陈亮自幼好学，才气纵横，是著名的主战派，与辛弃疾是好友，词风上又十分接近。他自述写词“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他写词“不作一妖语、媚语”，其词的题材内容大多都是抗金救国，敌我形势，用兵策略，投降苟安，苦闷情怀之类，他填词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抱负，披露自己的内心情怀，决不是遣兴娱宾，以酒助乐，正如他自己所言：“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也就是说，他填词是把其当作施展才能的一个平台或工具，否则不足以展示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美好愿望。他学习了辛弃疾的创作理念，以议论为词，以散文填词，将经史子集中的语言熔铸于词中，并时有方言土语，豪放雄浑，不可遏制，激越慷慨，气势过人。他的《水调歌头》《满江红》《念奴娇》《贺新郎》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特别是《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表现了无与伦比的浩然正气，主张恢复中原，反对议和，表现的是铮铮豪壮之骨，信念无比坚定专一。具有振臂高呼，号令天下之势，给人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战斗力。陈廷焯说：“同甫《水调歌头》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精警奇肆，几于握拳透瓜，可作中兴露布（檄文）读，就词论则非高调。”。这首词奇警有力，震撼人心，是众人公认的，但说“非高调”，则有失公允，什么是高调，缠绵悱恻之词就是高调吗？合于艳科规范就是高调吗？我看未必。我觉得此词与辛弃疾同调同势，与岳飞的《满江红》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认为：“大凡论不必做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采词句之间，则亦陋矣”，由此可知，陈亮词重理与意的结合，无形中就加大了议论的成分，感情充沛，借古论今，理性深远，气势纵横驰骋，他的《念奴娇·登多景楼》与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一样，表现了抗敌救亡，恢复中原的英雄气概，有着大无畏的赤胆忠心，分析形势和策略条理清晰，层层转换，慷慨激昂之势一泻千里，无法遏制，令人振奋，时刻跳动着一颗滚烫的心。
刘过也是这一时期辛弃疾的追随者，“少有志节，以功业自许，博学经、史、百氏之书，通知古今治乱之略，至于论兵，尤善陈利害”。力主抗金，曾屡次上书朝廷，均未采纳，仕途不畅，怀才不遇，终身布衣，但侠肝义胆的精神十分旺盛。他生性豪爽，被称为“平生以气义憾当世”的“天下奇男子”，词作篇篇皆是歌颂抗金，发泄胸中郁闷不平之气。慷慨昂扬，痛快淋漓，不受任何约束，大有一吐为快的情致。他的《贺新郎》《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或大谈兵事，或对抗金英雄的歌颂，他的《唐多令》先写景，后抒情，抒发了壮志未酬的感慨，情景交融，耐人寻味，据传此词一出，“楚中歌者竟唱之”。刘辰翁一连和了七首，周密则因词中有“重过南楼”之语而易词调名为《南楼令》，可见此词在当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
从风格上更接近辛弃疾，比陈亮有过之，他的《沁园春》：“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白云‘天竺飞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来晚，且此徘徊。’”这首词写来十分新颖，构思奇巧无与伦比，他把白居易、林逋、东坡三大诗人各具特征的相聚一处，在谈诗，在交会，并把自己与辛弃疾也穿插其中，与三位古人相会，有点狂放傲视，让人惊愕，但他做到恰到分寸，令人无法攻评，可谓大手笔也。他学辛弃疾的创新，不步别人之后，散文化，引用故事、诙谐风趣的词风确实与辛弃疾不分伯仲，据说，当辛弃疾看到这首词后十分欣赏，“致馈数百千，竟邀之去”（《桯史》）。这种形式灵活，自如推移安排，幽默情趣着实让后人喜爱。把自己穿插古人中，又把辛弃疾也贯穿其中，二人与三古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聚合，这是一个别具一格的会晤，也是二人在古人中寻求知音同调的相会。这种写法只有刘过一人，他人是不可复制或模仿的。辛弃疾就是一个善于创新，走出新路的人，而刘过在创新上又超过了辛弃疾，说明了古人的创新意识之强，追求艺术形式美的无止境，正是这种精神才使我国艺术宝库不断丰富和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