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有句古语，叫作“严父慈母”，按现在一般的理解，其意是说父亲严厉，母亲慈祥，故又将“严慈”当做父母的代称，足见这一观念是如何的深固。但是，根据古汉语的习惯，“严”、“慈”应是互文，即相互修饰，就是说“严父慈母”应该理解为：严厉慈祥的父亲和严厉慈祥的母亲。的确应该如此，否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看来，根据古人的观念，母亲也是可以严厉的。
【事典】
明朝的李太后，在这方面是十分突出的。她是明神宗的生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三月，被封为贵妃，生下神宗。等到神宗继皇帝位，便尊号为慈圣皇太后，居慈宁宫，十分贤德，在后宫和大臣中有很高威望。当时张居正辅政，觉得幼主不太懂事，容易被奸臣蛊惑，放心不下，就提议请皇太后搬到乾清宫去住，以便看护皇帝的起居，教导皇帝。这样，李太后就直接承担起了教育皇子的责任。
太后对皇帝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溺爱放纵。她深知教子就是治国，如果皇帝教导不好，其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皇帝虽然年幼，但已是一国之主，如果不从小造就，将来怎能去治理天下？
皇帝还是小孩心性，比较贪玩，不愿意读书，有时使起性子来，谁也无法加以管束。太后得知后，常把神宗召到面前，严厉训斥，还罚他跪在地上反省，一跪就是几个时辰。周围的大臣都觉得有些太严厉了，但太后并不因此而放松对他的管束。为了检查皇帝的读书效果，太后不厌其烦，让他一遍遍地背书，并令他学着讲臣的样子，当着自己的面宣讲，直到满意为止。遇到早朝的时候，太后就半夜就起身，到了五更时分，便亲自走到皇帝的寝所，大声呼唤：“皇儿快起！皇儿快起！”不叫醒就不罢休。然后让左右的人拉着皇帝坐起来，取水洗脸，等皇帝完全清醒过来，才搀着他登辇而出，一直送到大殿。这样不管寒暑，几年如一日，使神宗养成了不贪睡的习惯。
太后不仅自己严加管束，还要诸位内臣也效法她的样子来教育和管束皇帝。她说，对皇帝该说就说，该管就管，这并不是犯上之举。她常对内臣说：“皇上尚年幼，需要各位勤加服侍，才不辜负了先帝的一片厚爱。但服侍而不教诲，又怎能算恪尽职守呢？又怎么算是尽职尽责的臣子呢？你们只要忠心对皇上，就算有些得罪的地方，将来皇上也不会怪罪你们的，等他长大明白了事理，自然会感激你们，觉得各位是有功德的。”因此，内臣们也打消了顾虑，放手去管教了。有时即使有过分的地方，太后也毫不介意，还要开导皇帝明辨是非，有容人之雅量。长此以往，神宗事太后逾发恭谨，对大臣提出的好的建议言听计从了。
一次，皇帝在西城宴饮，多饮了几杯，有些失态。他强令内侍演唱新曲，内侍因为没有排练，推辞说不会新曲，无法弹唱。皇帝觉得脸上不好看，顿时龙颜震怒，竟然取剑要杀这位内侍，经左右多方劝解，才稍息怒火。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又想出一个恶作剧，将内侍的头发割掉，让其扮成秃和尚，取乐一番后才散。第二天，太后知道了此事，非常不高兴，心想：如果从小就养成皇帝的这种恶习，妄自尊大，脾气暴躁，滥加惩罚，将来如何治理国家呢？绝不能让年幼的皇帝步昏君的后尘！
于是，太后立即传话给张居正，让他以辅政大臣的身份，上疏严辞进谏，还要求代皇帝草拟罪己诏札，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然后，太后又亲自把皇帝召来，令其长跪，严厉地批评他说：“身为一国之君，怎能如此放纵自己？治理国家靠的是法度，切不可为所欲为，逞一时之乐，视臣民为草芥。如果这样，你早晚是要被臣民抛弃的。何况君主是天下之表率，一言一行都关乎社稷，因而一定要谨言慎行。有过当改，才不愧是明君。”
神宗倾耳聆听太后的教诲，受益匪浅，表示要真心悔过。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皇帝大婚，太后觉得此时已经不便再紧随其左右了，便主动提出要返回慈宁宫，但她知道皇帝还没有完全长成大人，仍是放心不下，于是敕命张居正说：“我不能朝夕看视皇帝了，先生亲受先帝遗命，一定要小心看护皇帝，加以谆谆教诲，不负先帝与老身的重托。”张居正将此言谨记在心，竭诚尽忠地辅佐神宗皇帝。
李太后是个十分有政治头脑的人，她慧眼识人，任命张居正辅国，可谓所选得人。由于张居正改革成功，明朝后期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其实，这不能不说是太后的深谋远虑，教子有方、识人有道所致！
【评议】
俗语说，棍棒之下出孝子，这看来不符合现代教育观念，但确实又是被数千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明神宗不能说是什么特别好的皇帝，但他毕竟还是努力想做一个好皇帝，并做出了一些业绩。如果按照明神宗的禀赋，恐怕是很难做到后来的样子的，他的一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母亲李太后的严格教育。所谓严师出高徒，用在母亲的身上，也可以说严母出佳子。李太后没有什么现代观念和革命观念，但她的许多做法却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尤其是她面对“天生的皇帝”，还能采取比常人更为严格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