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三字经》上有这样的话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儒家正统的性善论。至于人的性善、性恶，或是性无善恶，其实是至今也无法说清楚的，也是根本就无法说清楚的。但儒家的性善论的确有着自己的道理，为人类从正面发展自己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即使是性善论，也没有否定社会对人性的影响，甚至将人性的善恶看成是社会影响的结果，应该说，这正是性善论的基本特色，带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色彩。
【事典】
《长短经》上说，天下兴亡之事，无不推移改变，既不会因尧舜贤德长久停止，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失。谁是君子小人？何为贤才？何为愚妄？都没有个定准，即使是至高至明的圣人也无法弄清。由此可知，一个人的好坏，并不完全由他的智力决定。
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人格卑微的小人，也有形成互相谦让之风的时候。但上述情况，未必出于人的本性，也不是事情发展的必然，都是大的形势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子》上说：“人们自己富余时才会谦让，而不足时便会争斗。谦让就产生了礼义，争斗则发生暴乱。财富多了欲望自然受抑制，获取的多了争斗自然就会停止下来。”《管子》上说：“衣食丰足之后，才会产生荣辱的观念。”这是说有余才会礼让。韩信是普通百姓的时候，贫困潦倒，品行不端，不被推举为官。待到在汉中投奔刘邦，萧何向刘邦推荐他说：“韩信很难得，国家再找不出他这样的第二个。”这是因为他是一介百姓，衣食不足啊！因此傅玄说：“要是给伯夷、叔齐一个小官职，只发给他很少的俸禄，先是他父母挨饿，再是老婆孩子吃不饱饭，那他不改变其节操的可能性就太小了。”
《淮南子》上说：“在水里游泳的人不能抢救其他淹在水里的人，因为他抽不出手足去救别人。在火灾中被烧伤的人不能救火，因为他自己的烧伤疼得厉害。在树林子中看不到卖木柴的，在湖上也没有卖鱼的，因为大家都有这种东西。”因此，在太平盛世，本来道德卑下的小人也会奉公守法，不义之财也引诱不了他。但若是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品格高洁的君子也可能会干坏事，法律也难以扼制他。慎到说：“夏桀、商纣当天子的时候，四海混乱。虽有关龙逢、王子比干这样的贤者，人们还是称那时为乱世，因为作乱的人多啊。”
唐尧、虞舜当天子的时候，天下太平，虽有丹朱、商均作乱，人们还是把那时称为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守法的人多啊。因此《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不是那时人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显达的人，不是那时人都愚笨了。这都是形势造成的。”《新语》说：“靠近河边的土地总是湿润的，靠近山边的树木总是长得很高，这是相关事物相互影响的原因。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古称四渎，都是向东注入大海的，因而其他众多的小河也没有向西流的，这是由于小河受大河影响的原因啊。”
由此可知，世上的君子，未必本质上就是君子。匡衡曾经说过说：“英明的君主恭敬谦让，百姓也会停止互相争斗了；君主好仁德礼乐，下民也自然温顺；君主推崇道义节操，百姓也常会按道义节操行事；君主宽厚仁慈，百姓也会互相帮助爱护。因为有这四点，所以有道之君不靠严刑峻法也能化导天下，让天下太平。”
由此说来，社会上的君子，是明主化导的结果。因而《尚书》上说：“殷商的法律并无空子，但社会风气却极坏，荒野盗贼成群。大夫在朝廷内外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上行下效，法律却落了空。”这是说商朝的末年，大夫们纷纷干违法的事，极少遵纪守法，这也都是君主影响的结果。由此可知，世上的小人，未必就是真小人。世人的礼让，也未必是出于人们的真心。所以《左传》上说：“晋国的范宣子执政，他好礼让，大夫们也都效仿礼让。栾厌即便横暴，也不敢违抗这种礼让之风，因而晋国得以安定，几代人都托范宣子树立起来的民风之福，安定地生活。还是榜样好啊。”在周朝刚兴盛的时候，有一首诗唱说：“礼仪上以文王为榜样，许多国家也都讲诚信了。”这在于榜样好。待到周朝衰落时，那时的君主在诗中唱道：“大夫不公平，让我做的事比别人都多。”这就是没有谦让了。由此说来，栾厌那样的谦让，是时势造成的。所以，世人的谦让，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因而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谦让也好，都是时势造就的。这个道理必须明察。
【评议】
正所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臣，暴君眼里皆奸佞，桀纣手下无忠臣。在一定意义上讲，人是环境的产物。《政论》上说：“世上虽然有生来就品质高洁的人，但极少出那么一个，没有大众性。所以，不能作为天下的普遍标准。”因此可以明白，君子、小人本来没有清晰的界线，大都是随着时势的推移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