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俗语说：“人在人眼下，不得不低头”，意思都是说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所谓“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正是这个意思。
【事典】
明成祖朱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他所以能够登上皇位，也是由于他十分善于韬光养晦。他本为燕王，靠装疯这一招赢得了时间，最终发动了叛乱，打败了建文帝，登上了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君主。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许多儿子，其中朱棣为人阴鸷老辣，很像朱元璋。在太子朱标病死以后，朱元璋曾想立朱棣为太子，但许多大臣表示反对，理由有二：一是如立朱棣为太子，对朱棣的兄弟则无法交待；二是不合正统习惯。朱元璋无奈，只得立朱标的次子（长子已病死）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皇太孙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年龄既小，又生性仁慈懦弱，他的叔叔们各霸一方，并不把他看在眼里。
原来，朱元璋把自己的子侄分到各处，称作亲王，目的是为了监视各地带兵将军的动静，以防他们叛乱，后来就分封各地，成为藩王。这样，许多藩王就拥有重兵，如宁王拥有八万精兵，燕王朱棣的军队就更为强悍。这样一来，建文帝的皇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一些大臣的鼓动之下，建文帝开始削藩。
在削藩的过程中，杀了许多亲王，其中当然也有冤杀者，燕王朱棣听了，十分着急。好在燕王朱棣封在燕地，离当时的都城金陵很远，又兼地广兵多，一时尚可无虞。僧人道衍是朱棣的谋士，他对朱棣说：“我一见殿下，便知当为天子。”相士袁珙也对朱棣说：“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长须过脐，必为天子，如有不准，愿剜双目。”在这些人的怂恿下，朱棣便积极操练兵马。
道衍唯恐练兵走漏消息，就在殿中挖了一个地道，通往后苑，修筑地下室，围绕重墙，在内督造兵器。又在墙外的室中养了无数的鹅鸭，日夕鸣叫，声浪如潮，以不使外人听到里面的声音。但消息还是走漏出去了，不久就传到朝廷，大臣齐泰、黄子澄两人十分重视此事，黄子澄主张立即讨燕，齐泰以为应先密布兵马，剪除党羽，然后再兴兵讨之。建文帝听从了齐泰的建议，便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命都指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事，又命都督宋忠屯兵开平，再命其他各路兵马守山海关、保卫金陵。部署已定，建文帝便又分封诸王。
朱棣知道建文帝已对他十分怀疑，为了打消他的疑忌，便派自己的三个儿子高炽、高煦、和高燧前往金陵，祭奠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正在疑惑不定，忽报三人前来，就立即召见。言谈之下，建文帝觉得除朱高煦有骄矜之色外，其他两人执礼甚恭，便稍稍安心。等祭奠完了朱元璋，建文帝便想把这三人留下，作为人质。正在迟疑不决之际，朱棣早已料到这一着，飞马来报，说朱棣病危，要三子速归。建文帝无奈，只得放三人归去。
魏国公徐辉祖听说了，连忙来见，要建文帝留下朱高煦。原来，徐辉祖是徐达之子，是朱棣三子的亲舅舅。他对建文帝说：“臣的三个外甥之中，唯有高煦最为勇悍无赖，不但不忠，还将叛父，他日必为后患，不如留在京中，以免日后胡行。”建文帝仍迟疑不决，再问别的人，别人都替朱高煦担保，于是，建文帝决定放行。朱高煦深恐建文帝后悔，临行时偷了徐辉祖的一匹名马，加鞭而去。一路上杀了许多驿丞官吏，返见朱棣。朱棣见高煦归来，十分高兴，对他们说：“我们父子四人今又重逢，真是天助我也！”
过了几天，建文帝的朝旨到来，对朱高煦沿路杀人痛加斥责，责令朱棣拿问，朱棣当然置之不理。又过了几天，朱棣的得力校尉于谅、周铎两人被建文帝派来监视朱棣的北平都司事谢贵等人设计骗去，送往京师处斩了。两人被斩以后，建文帝又发朝旨，严厉责备朱棣，说朱棣私练兵马，图谋不轨。朱棣见事已紧迫，起事的准备又未就绪，就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装疯。
朱棣披散着头发，在街道上奔跑发狂，大喊大叫，不知所云。有时在街头上夺取别人的食物，狼吞虎咽，有时又昏沉沉地躺在街边的沟渠之中，数日不起。谢贵等人听说朱棣病了，就前往探视。当时正值盛夏时节，烈日炎炎，酷热难耐，但见燕王府内摆着一座火炉，烈火熊熊，朱棣坐在旁边，身穿羊羔皮袄，还冻得瑟瑟发抖，连声呼冷。两人与他交谈时，朱棣更是满口胡言，让人不知所以。谢贵等人二人见状，相互对视了一下，就告辞了。
谢贵把这些情况暗暗地报告给了朝廷，建文帝有些相信，便不再成天琢磨着该怎样对付燕国了。但朱棣的长史葛诚与张、谢二人关系极好，告诉他们燕王是诈疯，要小心在意，谢贵二人还不大相信。过了许久，燕王派一个叫邓庸的百户到朝廷去汇报一些事情，大臣齐泰便把他抓了起来，严加拷问，邓庸熬不住酷刑，就把朱棣谋反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建文帝知道后大惊，便立即发符遣使，去逮捕燕王的官吏，并密令谢贵等人设法图燕，再命原为朱棣亲信的北平都指挥张信设法逮捕朱棣。
张信犹豫不决，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万万不可，我听说燕王应当据有天下，王者不死，难道是你一人所能逮捕的吗？”张信便不再想法逮捕朱棣，可朝廷的密旨又到了，催他行事，张信举棋不定，就来见朱棣，想看个究竟。但朱棣托病不见，三请三辞。张信无奈，就便服前往，说有密事求见，朱棣才召见了他。进了燕王府，但见朱棣躺在床上，他就拜倒在床下。朱棣以手指口，荷荷而言，不知所云。张信便说：“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尽可以告诉我。”朱棣问道：“你说什么？”张信说：“臣有心归服殿下，殿下却瞒着我，令臣不解。我实话告诉你，朝廷密旨让我逮你入京，如果你确实有病，我就把你逮送入京，皇上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是无病装病，还要早做打算。”
朱棣听了此话，猛然起床下拜道：“恩张恩张！生我一家，全仗足下。”张信见朱棣果然是装病，大喜过望，便密与商议。朱棣又召来道衍、袁珙等人，一同谋划，觉得事不宜迟，可以起事了。这时，天忽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殿檐上的一片瓦被吹落下来，朱棣显得很不高兴。道衍进言说：“这是上天示瑞，殿下为何不高兴呢？”朱棣谩骂道：“秃奴纯系胡说，疾风暴雨，还说是祥瑞吗？”道衍笑道：“飞龙在天，哪得不有风雨？檐瓦交堕，就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为什么说不祥呢？”朱棣听了，转怒为喜。于是，朱棣设计杀死了张昺、谢贵两人，冲散了指挥使彭二的军马，安定了北平城，改用洪武三十二年的年号，部署官吏，建制法令，公然造反了。经过三年的反复苦战，朱棣终于打败了建文帝，登上皇位，并迁都北平，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有作为的皇帝。
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因此，隋炀帝的疑心很重，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臣，更是易起疑心。唐国公李渊（即唐太祖）曾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所到之处，悉心结纳当地的英雄豪杰，多方树立恩德，因而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归附。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他，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有点猜疑之心。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起来，他知道迟早为隋炀帝所不容，但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隐忍等待。于是，他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故意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后来，李渊终于反叛，灭掉了隋朝。
五代时期，蜀后主孟昶并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皇帝，但他之善于韬光养晦的做法却并非一无可取。他于清泰元年（公元934年）继位，在危机四伏的混乱年代里做了三十多年的“偏霸之主”，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他在位期间，确实有奢华荒淫的一面，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否则，他连数十年的帝王也是做不成的。他有时精明干练，还很有智有谋，有些善政还是颇值得称道的。
孟昶即位时才十六岁，将相大臣都是孟知祥的老部下，自恃资历深厚，并不把这个年幼的皇帝放在眼里。这批勋臣旧人骄恣不法，为所欲为，公然超逾国家制定的法度，建造豪华第宅，规模巨大，靡费钱财，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有的甚至夺人良田，挖人坟墓。其中尤以李仁罕、李肇、张业、赵廷隐最为骄纵。孟昶刚即帝位，大将李仁罕便提出要主管六军的要求。他不但派人到枢密院提出明确的要求，还到学士院让人照他的要求起草命令。这不仅是目无幼主，实际等于犯上作乱。这一咄咄逼人的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孟昶，他知道这样下去意味着自己的王位将会被人所篡夺。他当然不愿意就此接受别人的随意摆布，但他怕声张出去会引起叛乱，如果是那样的话，自己就无法控制局面了。于是，他先隐忍不发，表面上接受了他的条件，任命李仁罕为中书令，判六军事。然后，等李仁罕进宫朝见时，孟昶命令武士将他捉住，当场杀死。
过去，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到成都来朝见新君，他假称脚上有病，拄着拐杖上朝，见了孟昶，不肯跪拜。李仁罕一死，他这才知道新君的厉害，吓得魂不附体，顿时丢掉拐杖跪了下去。孟昶以其过去对自己十分倨慢，就勒令他退休，徒居邛州（今四川省邛崃县）。
张业是李仁罕的外甥。李仁罕被杀时，他正执掌禁军，禁军的军队虽然不多，但直接掌管着皇帝宫廷的保卫，如果他造反，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孟昶怕他反叛，当时不敢动手处置他，遂千方百计加以笼络。甚至用他做宰相，又兼判度支（财政）。张业在家里私设监狱，关押欠债的人。他制定了一种“盗税法”，规定税官吞没赋税的，照吞没的数目十倍罚款。税官受了罚，无处弄钱，自然如数从百姓身上勒索。这种酷苛的税法使得百姓难以承受，怨声载道。孟昶闻知，废除了十倍罚款的办法。到了广政十一年（公元948年），孟昶觉得自己已经积聚了一定的势力，认为时机已到，遂与禁军将领安思谦密谋，用诛灭李仁罕的老办法，把张业在都堂上捉住杀死。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见事不妙，自请退休。至此，故将旧臣基本上被除尽了，孟昶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国政。
孟昶在朝堂上设了匦（小箱子，相当于今天的检举箱），鼓励臣下投书进谏。孟昶喜欢骑马，又多采纳方士的房中之术，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这样以来，使得他的威望有所下降。枢密副使韩保贞直言进谏，孟昶大悟，当时便命令放还了许多宫女，还赏赐给韩保贞金数斤。有人上书论事，孟昶认为说得不对，左右近侍请求把上书的人喊来诘责。孟昶说：“我看到唐太宗刚即位时，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虽忤上意，却都受到嘉许，为什么你们却劝我拒谏呢？”这说明他还是有些清醒的头脑的。
孟昶在亲政之初，还是颇知节俭的，表示要吸取前蜀王衍因骄奢淫佚亡国的教训，孟昶曾亲笔撰写了《官箴》，颁行各郡县。其辞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他的这篇《官箴》对帝王还是有些影响的，宋太宗虽然灭了后蜀，但他并没有对别人的东西一概排斥，就曾取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等八句，亲书颁赐州县，立于厅事之南，称《戒石铭》。
【评议】
如果好好地翻一翻历史，也许就会吃惊地发现，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和有作为的人物都是非常善于韬光养晦的。他们十分懂得审时度势，十分讲究策略，甚至可以说，不懂得韬晦术的帝王和大臣很难在封建官场左右逢源，甚至是难保性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