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有句古语，叫作“灯下黑”，正与西方的一句言语相映衬：台风的中心是安静的。两句的意思是说越是应该明亮的地方，往往越是黑暗，而越是危险的地方，往往越是安全。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对别人的事十分清楚，对自己的事却不太明白；能够明鉴千里，但却不见眼前三尺。
【事典】
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两人各起兵仇杀，使得地方秩序大乱。安国亨本来是袭父官职而任宣慰使的，他听信小人的谗言，借故将安万铨之子安信处以死刑，当时，安信之兄安智与其母别居安顺州，在听到安信被害的消息后，便发誓要替兄弟报仇。但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兵力有限，不足以与之对抗，便密告安国亨谋反，想借刀杀人。
巡抚王诤听到这一消息后，急向总兵安大朝请求派兵支援，要前去征讨安国亨，安智见诬告成功，就给安大朝出谋划策，还答应供应他粮草，出兵相助。但后来安智考虑到种种原因，没有履行前诺，使征讨的兵马半路受阻，被安国亨打败。安国亨虽一时取胜，但他知道朝廷不久就会派人围剿，因此十分恐惧，就遣使去朝廷乞求饶恕。朝廷不允，并委派阮文中代为巡抚，赴贵去戡乱。
阮文中觉得自己不清楚当地的情况，在临行前特意去拜谒大学士高拱。高拱对贵州土官的内情十分了解，他告诫阮文中说：“安国亨并不一定是反叛，一定有别的原因，此次赴黔，一定要以安抚为主，千万不能激变！”他见阮文中还不明就里，便进而分析说：“安国亨是个胸无城府的人，肯定是受了群奸拨弄挑唆，才杀死安信的。安智复仇心切，才蓄意状告安国亨谋反，是想借官军之手，除掉仇人，达到独霸一方的目的。王巡抚偏听信了安智的一面之词，起兵征伐，安国亨是无奈才抗拒官兵的。这很难构成叛逆的罪名，充其量只是拒捕而已。何况他们之间是部族间的仇杀，矛头并未指向朝廷，我们如果大动干戈，进行征讨，只会激起真的兵变。如果真的激起兵变，到时想再平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自古权谋之士都懂‘张弛’之道，对夷族的治理，安抚比武力征服有时更见奇效，况且是在尚未酿成祸乱之前？你此次前去，应审时度势，秉公处理二安之间的仇怨，尤其对安国亨，不能随便加之以谋逆之罪，最多以仇杀和违拗相处罚，逼其改过从善，接受处罚，这样方可使其心服，也不会有谋反之意了。”
阮文中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他拜别高拱，登车启程。
到达贵州以后，阮文中没有贸然行动，而是经过秘密走访，摸清了事变的来龙去脉。事情正如上述，不出高拱所料。根据这种情况，阮文中平心静气地给安国亨致书一封，没有强加任何罪名，只是提出五个具体条件，责令安国亨交出拨弄是非、挑唆作乱的人，要求他按照当地习俗对安信的家属进行赔偿，令其分出属地安置安信母子等。最后又对他明言相告：若照此办理，可免其罪，不然，就要奏明朝廷，严惩不贷。还约定安国亨来省谢罪，抗命不从，罪加一等。
安国亨见到书信后，一时也心有所动，觉得新巡抚秉公办事，所提条件也不算苛刻，看来的确是要赦免自己的罪过。但细一思忖，又觉得安智不肯善罢甘休，他长居省中，四处游说，何况自己与官军交过手，实有谋反之嫌，朝廷不会赦免自己。这样一想，就又觉得阮文中使的是缓兵之计，要诱自己放松警戒，然后再徐图捕杀。安国亨越想越怕，干脆放弃谋求赦罪的打算，不去省中，只是上疏极力为自己申辩。
阮文中见安国亨仍拥兵自重，不听自己的劝告，心里很恼怒，便奏请朝廷，要求大兵进剿。
高拱得知此事后，心里也觉得有些为难了。进剿绝非长远之计，弄不好会激起更大的边民骚乱；但安国亨又不听安抚，若不加惩处，既难以服众，也有损朝廷的天威。他反复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加以安抚，不到万不得已，不以武力相加。于是高拱授意于兵部，让他们出面保举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要他出使贵州，重新勘察安国亨一案。
安国亨本想自己拒绝的新巡抚的劝告，已在劫难逃，已做好拼死抵抗的准备，没料想朝廷又派给事中，前来复勘，不禁大喜过望，说：“我是奉旨前去听候勘察，巡抚不敢擅自杀我，我可以辩明原委，请求宽宥。”因而，安国亨主动交出唆使之人，一同携其到省城听审。此时阮文中也冷静下来，仍对其不加追究，只是让安国亨一一答应了他当初所提的条件。安国亨表示真心接受，允诺割地以妥善安置安智母子，并自愿罚银三万五千两以赎其罪。安智却耿耿于怀，不肯就此罢休，直至阮文中将拨弄离间的人正法，免去了安国亨的官职，安智才无话可说，不再纠缠了。宣慰使一职，由安国亨之子袭任。
朝廷派来的给事中还未抵达贵州，此事已得到平息。安抚之功，全赖高拱一人。
高拱可谓是明鉴千里了，但对于他自己，有时却不免犯糊涂。
高拱在未当首辅宰相之前，张居正就看出了苗头，尽心与他结纳，两人互为钦佩，经常称赞对方的才能，等高拱做宰相之后，张居正又紧紧追随他。高拱为人性格直爽而倨傲，很多人因受不了他的役使而离开了，唯独张居正能够卑辞以事，始终没有离开。
冯保是内宫太监，为人狡黠奸诈，与张居正的关系很好。按顺序本当升他为司礼太监，但因高拱推荐了其他人而落选，所以对高拱怀恨在心。后来明穆宗去世，遗诏由高拱等人为顾命大臣，但因冯保篡改了诏书，改成高拱、张居正、冯保等人一同为顾命大臣辅佐新君。高拱无法与冯保等人长期共事，就上书历数太监专权的弊端，并作了其他准备，满以为可一下子把冯保驱逐出朝。
高拱把一切准备情况都告诉了张居正，希望他暗中支持，谁知张居正竟把情况透漏给了冯保。冯保立即找皇太后哭泣，列举高拱专权的罪状，太后当即拟旨，斥逐高拱。
第二天，朝廷大集群臣，宣读两宫及皇上诏书，高拱本以为计谋成功，谁知诏书竟历数自己的罪状，解除了自己的一切官职。高拱又惊又怒，悲伤得趴在地上不能起身，张居正连忙把他扶起，雇了一辆驴车把他送走。
冯保还想罗织罪名诛杀高拱，亏张居正从中巧妙斡旋，才未得逞。在高拱去世后，张居正等人还向朝廷请求恢复他的官职荣誉。后来神宗亲政，重理高拱旧案，赠他太师头衔，追加文襄名号。就这样，张居正宫内宫外，先朝今朝，都游刃有余，稳稳当当地升官。
【评议】
高拱真是只知别人，不知自己啊！远在天边的事，他可以了如指掌，可就对自己的事看不明白。即使被张居正救了，也还是做了人家升官执政的工具，自己还得感恩戴德，实在是冤枉之至。有什么办法呢？人本来就是这样的，要不，怎会有“灯下黑”这样的古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