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⑤：为大久保利通的成功谈判（尚未返回日本），当时出兵台湾的从军记者岸田吟香（1833—1905）参见草野美智子、山口守人《明治初期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台湾”理解：台湾出兵に同行した従軍記者、岸田吟香の関連記事分析を通して》（熊本大学大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熊本大学総合科目研究報告》4，2001年）、陈捷：《明治前期における日中間の民間往来について——岸田吟香を通して》（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センター：《近代日中関係人物史研究の新しい地平》，东京：雄松堂出版，2008年）、《岸田吟香的乐善堂在中国的图书出版和贩卖活动》（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的《祝辞》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下卷，第8—10页。中说：“我国辨理大臣恢张独立自主国的权利，以天理人情至当之处置，尽其应务之正义，自与清国总理衙门论辩而遂至有此美举。为我帝国增光辉，也足以博得来自欧美各国之荣誉。”“我辨理大臣以公明正大之议论，说服了恃彼之富有、顽固尊大的清国政府，使其开悟条理，其谈判之委曲苦心，亦可想象。如清国政府起初不知公法通义者，议论稍涉骄暴，终归使其不主张其顽固之说。以条理至当之处置而决然答复我辨理大臣，亦可嘉其国之品味之进步。此一举，实为关系两国之安危存亡之重大事件。”“最足以为我辈欢喜称颂的，是琉球两属之暧昧亦由此竟判然归于我之版图，且不必烦他日之论辩。朝鲜既已威服，琉球单为我属，台蕃亦得其所，如与支那国永修善邻，则我等人民可沐浴太平无事之圣泽，予以进于开化文明之域，深信无疑。”又录有石井骧《大久保使君回舰在近赋祝词以恭俟》：“二千五百三十四年，以前曾无此大纷纭。汉土徒夸国之大，不及使君胆如山。三亿豚竖仰声息，黄金百万装归船。名实俱立文贺具，君子国体弥绵绵。功大泽久保我国，百利亨通始于旃。休徵非人力，姓名符自然。二千五百三十四年，以后亦无此大功勋。于戏又况无此大使君。”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下卷，第19页。
材料⑥：录有《太平余言》。同上书，第14—19页。其中曰：“余辈切以为，此度之捷报为眼下日本之名誉、万民之幸福，自不待言。然熟察前后之景况，果可为我国后来之幸福、抑或祸害乎？是亦惟在于大臣们之注意如何。去年十月有庙堂之变革，上下人心恐悸惶惑，其病根显出种种变化症状，遂归于讨台之一举。故余深知，此讨台出兵及日支之争论，自今日观之，虽含有庙堂之深谋远虑，其实毕竟皆为不得已三字也。此三字引起无数葛藤、无数论端。大臣们最初并没有大臣确定的共识，也很明白。故余辈仅言此为由列祖之冥护与天皇之洪福，亦非妄言。”
又曰：“希望如讨台之轻举妄动，今后再也不要重蹈其覆辙。（概而言之，讨台之举终归出于彼之不得已三字，请不要忘记这一点，以为今后之警戒。）如果大臣们一旦疏忽这一点，其时必有企望激功之徒接踵而至，那将又会到无所不为的地步吧。”“大臣们如果希望永久保持此昌平幸福，只有以沉着镇定而去其功名之心，节制矜骄之情，镇住世间企望邀功之徒狂奔暴动的欲念。”
且曰：“昔日对世上讨台抵抗论者一概加以排斥，而大臣们对此轻举最初也可以尽力制止。当初虽然也进行了种种努力，但因一两艘军舰突然解缆而断其所望，才决定不得已讨台（此为不得已之最为甚者）。而时下得此捷报，大臣们急于以为乃自己之先见，而排斥世间忧国爱君之抵抗论者，亦将必然引起祸害之一端。故应先虚心静气，回顾既往，想象将来，不为些许胜利所惑，而注意如何才能使国家将来昌盛进步。否则，此捷报将反而成为国家今后之祸害，亦未可知。”
佐田白茅（1832—1907）为幕末维新期留久米藩尊王攘夷的志士，前文已经提及此人在明治初年被派遣办理与韩国的交涉并最早提出征韩论，关于此事件他的自叙传《征韩论之旧梦谈》收录在《明治文化全集》（第三版）第25卷（杂史篇），该书还收录其《耶稣结末记·桦太评论》、《征韩评论》。1870年3月他提出强硬的征韩论之后，任外务大臣，翌年8月辞官归乡，1874年9月到东京闲居，从事文笔活动。《日清贯珍》是他作为民间之士所辑录的一部反映日本民众心声的关于政府出兵台湾的资料集。分析上述《日清贯珍》中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与日本政府一样，沉浸在胜利的欢呼声中。这由上述材料⑤岸田吟香的《祝辞》及石井骧的《祝词》可见一斑。大久保利通的业绩和功勋几乎被视为空前绝后，竹越与三郎在《新日本史》中就出兵台湾的影响写道：此事件“在向外宣扬了国威的同时，向内以外交的伎俩而获取了主战党之心声，以军事的威光而封缄了和平论者的口舌，政府的基础渐渐巩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大久保利通。此后大久保的声威赫然凌驾于同列之上，以至成为无名之首相，与此同时，公议舆论、自由政治的势力也渐渐熄灭，政府干涉之端绪越来越蔓延”竹越与三郎：《新日本史》（上），第185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岸田吟香所言：“最足以为我辈欢喜称颂的，是琉球两属之暧昧亦由此竟判然归于我之版图，且不必烦他日之论辩。”解决琉球归属问题是日本这次军事行动最大的收获。
其次，对中国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日清贯珍》中看出不同的表现。如清政府在没有顺从日本方面的谈判条件之前，岸田吟香说是“恃彼之富有、顽固尊大的清国政府”；而答应的其条件之后，则表示“可嘉其国之品味之进步”。还有说中国政府“无定见”，不敢采取断然措施，只是想息事宁人，最终造成了重大损失。材料①中就是此意。而且在清廷在同意为日本退兵支付银两时，为不失体面而在出资的名义上大费周折，最终决定以“抚恤银两”和“筹补银两”的名义而不是以“赔款”支付。对此，《日清贯珍》中有“大体上好面子不认输，是东洋半开化国家之通弊”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下卷（辑自《日日新闻》），第22—23页。的评论。而更多的是对中国人的揶揄和嘲笑。比如材料③是说柳原公使对李鸿章的揶揄，材料④是对中国读书人所受日本征台流言蜚语的惊吓、中国军备的草率与战斗力的低下的戏剧化描述。也有不怀好意的轻侮和谩骂，比如将中国视为“芥子畑”（罂粟地），将中国人蔑称为“豚尾”、“懦弱的蛮虫”同上书，第10页。等。
最后，也是《日清贯珍》最可珍贵的地方，在于它收集和保存了对日本出兵台湾的名义正当与否的质疑的声音。材料②和材料⑥就是例证。材料②《大屋氏献言》站在征韩论的立场（与佐田白茅同），认为在名分上，征韩与征台相比，征韩的名分大而征台的名分少。并且表示刚刚与中国订交结盟，就要与之开战，这样“于情所不忍”。既然要开战，那么在名分上就必须要有“判然”的理由，而征讨台湾的理由或名分就很“暧昧”，因为“将延伸到支那”，所以他担心：“如果名义上我方错误，盟约各国责我以罪，祸乱必将殃及国家。”对外交上的调和，也没有把握。因为“调和之成否，在于彼我名分之有无。如果名分上支那无理的话，可以使之屈服，万一名分在我有误，支持此事的大臣要担当其责任，不可不撤兵。”既然已经出兵，从当时的态势上看，他认为只好不顾“理非曲直”而“以兵威征服支那全国，然后以余威耸惧其他，若非如此，其结局将会如何？然而国家之兴废在此一举。”在持不同政见看来，因为当政者的强行其事，不仅造成了许多人对政府的不信任，以至“物情骚然”，而且对于使国家命悬一线的决策表示担忧和无奈。
而《太平余言》则是直接对为政者的警告和批评，从胜利的欢呼声中感觉到了危机与祸害。它认为征台之举并非什么英明决策或“义举”，而认为是出于“不得已”的“轻举妄动”。这里的“不得已”至少透露了两层意思，其一，说此举为弥缝日本国内矛盾的产物，即所谓“去年十月有庙堂之变革，上下人心恐悸惶惑，其病根显出种种变化症状，遂归于讨台之一举”。意思就是说，1873年10月征韩论败北之后，西乡隆盛、副岛种臣、板垣退助等参议辞职，造成社会动荡和不安，1874年2月发生了“佐贺之乱”等，为了统一人心、弥缝矛盾，所以有征台之举。其二，在意见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出兵已成事实而不得已有此举。即所谓“因一两艘军舰突然解缆而断其所望，才决定不得已讨台（此为不得已之最为甚者）”。因为英美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其在征台行动中征用本国人员与船只参与该行动的抗议，4月19日，日本政府商议决定电告在长崎的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大隈重信，要求他转告台湾蕃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暂停出征，但西乡拒绝执行，断然解缆，在4月27日派有功丸运载270余名士兵及武器弹药开赴征程。大久保也无可奈何。如论者所言：“西乡从道拒绝执行停止远征的命令，开启了军部后来专横跋扈的先例。”安冈昭男著、胡连成译：《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6页。
为什么说在胜利的“捷报”中包藏者“祸端”呢？《太平余言》的作者担心大臣们忘记征台之举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实，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强调“如果大臣们一旦疏忽这一点，其时必有企望急功之徒接踵而至，那将又会到无所不为的地步吧”。还进一步指出：“时下得此捷报，大臣们急于以为乃自己之先见，而排斥世间忧国爱君之抵抗论者，亦将必然引起祸害之一端。故应先虚心静气，回顾既往，想象将来，不为些许胜利所惑，而注意如何才能使国家将来昌盛进步。否则，此捷报将反而成为国家今后之祸害，亦未可知。”《太平余言》的结尾且曰：“余辈今屡屡拈出不得已三字，其原因何在？……此三字为维新以来无数巨害之胚胎（可参照余辈之亲友立花光臣立花光臣：古泽滋（1847—1911）之别名，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家、政治家。曾起草《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参见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66页。氏所著《拟住仁安书》第五号《兵队之论》），至今几乎达到其极致。如果不能加以处置，必至无救济之术。况此次彼虎豹甚刚之气才刚刚露出，而尚未逞其激发之技，尚未至于充分恣其餍饱之欲，其气力亦未全衰竭，其情愿未全通畅，然而其负功邀赏之念已经萌发于其中，是所谓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者也。若夫抑制之甚乎，必背离溃乱，且不可收拾。若夫称颂之甚乎，必骄傲过望，又不可制御。是果有何救济之道？余辈切望大臣们更加注意：不要矜于自己之先见，不骄于自己侥幸之功劳，一掷喜事企功之心情，以躬亲谦让抑损而守其职，以宁静淡泊而处其身。阴以恩德而怀众，渐以威律而矫暴，不使其萌生祸心，彻头彻尾无关乎有功无功。如此次讨台之举，虽胜而尚通知其妨碍国家之进步，谨慎而不再重蹈其过错，不再有此不得已之举动！”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下卷，第18—19页。
将台湾出兵的举动看做一种不可重蹈的过错来看，希望统治者“不骄于自己侥幸之功劳”，理性地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着想，在万众欢腾之际，这可以说是一幅难得的清凉剂。遗憾的是这一祸根不仅在政界潜滋暗长，而且不断地蔓延到思想界与民众之中，中国之可侮与不可侮成为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