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官员虽然也有一贯坚持斗争的，但是终究以退让而息事宁人，在这次外交谈判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如10月5日在总理衙门与日方的谈判中，诸大臣有言：“副岛大臣柳原公使通报之时，我方未言及查办等事，仅有一场谈话而已。然两国之属地等不可相互侵越之事，为彼此之所誓约，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之大事。”又曰：“柳原公（使）虽有通告，但之后副岛大臣久滞（北京）而丝毫未言及此事。副岛大臣不说此事，我方亦不便强问，故舍而未管，今举此以为确证，对我们几乎如梦一样。”《大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255—256页。见《使清辨理始末》，载《明治文化全集》第六卷·外交篇，第108页。大梦方醒，才觉得对方的预谋与算计之深。中国官员似乎并未很好地吸取这次谈判的经验教训，其后宫岛诚一郎以朋友的面目出现而与中国驻日公使馆成员交往，套取重要外交机密给，在琉球问题和朝出兵鲜上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与损失。参见刘雨珍《〈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琉球交涉史料》（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戚其章《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一旦被贼惦记上，真是防不胜防。
在出兵台湾的问题上，日本政府方面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了安冈昭男《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四章（明治前期政府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策略）、第五章（出兵台湾——征蕃与准备对清开战）对此有详细论述。此外可参见米庆余的《日本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一章第三节（对华立约与出兵台湾）、前述李理、赵国辉《李仙得与日本第一次侵台》（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等。民间的认识状况如何，似乎学界对此还没有太多关注。早坂四郎在《使清辨理始末解题》中指出：“读一读明治八年刊行的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与多田直绳辑《日本支那谈判始末》，就可以推测出此外交问题在当时国民的眼中是如何反映的、以及他们是以什么感情来接受这种结果的。”《明治文化全集》第6卷·外交篇（解题），第14页。接着他在《处蕃趣旨书解题》中又提到：“关于征台事件日清外交谈判的综合性记录无出本书（即《处蕃趣旨书》）之右者。但是对同一问题作侧面观者，有稍迟于本书公刊的多田直绳编《日本支那谈判始末》上下二册、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上下二册等民间刊行物。前者为通俗读物，后者搜集了关于征台事件的内外新闻报道，由此可以约略推测该外交问题在一般国民之间有什么样的反映。”同上书，第16页。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近代数字图书馆http：//kindai.ndl.go.jp/index.html找到了这两本书，多田直绳编的《日本支那谈判始末》为1875年远州屋丰次郎出版，没有封面，有多田直绳“明治八年三月”的序；佐田白茅辑录的《日清贯珍》，封面有“千锺房发兑”，版权页有“官许笔花堂藏版北畠茂兵卫发兑”，没有出版时间。据东洋文库的书志记载由http：//www.toyo bunko.or.jp进入。参见http：//61.197.194.11/open/show_detail_open.php，其中标示有“1875年序”，国会图书馆所公布的没有序。书名中的“贯珍”一词，可能来自19世纪中叶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月刊杂志《遐迩贯珍》，其主观上或许也有“我有所缺，彼以有余济之；或遇彼有所乏，我以其盈酬之。彼此交相通融，彼此亦同受其益”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文1853年第1号（序言），第715（4）—714（5）页。的意向。这里主要以《日清贯珍》为例，看看在征台问题上民间的一些看法。
先按《日清贯珍》中材料的顺序摘录其中的几条如下。
材料①：其中抄出《香港新闻》中台湾府发给其管辖之地的布告，有评价说：“此布告实在奇怪。因为这是支那政府就台湾事件发布的最初的公告。支那人想要采取的计策，实在是区区不值一提，且无定见。想来是支那人虽然嫌忌日本人进入蕃地之权，但是看不到断然采取决定的样子。像是只企望不与日本人起争斗而悄悄地使之撤兵。从该布告所说的来看，日本人已经影响到其他部落，这只不过是安慰其管辖之下人们的眼目的一种巧妙措辞而已。支那虽然极力要让日本人撤兵，但是日本人并不以此为意。”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上卷，第5—6页。
材料②：其中《大屋氏献言之摘要》中写道：“今即有台湾之役。夫台湾之事虽系我属民之被残杀，而不关国家之名分。其俗尤为野蛮，不足与皇国为邻。朝鲜则不然，其确乎为一国，多年特取朝贡臣礼，为何对我侮慢无礼？其损害之权利与台湾相比如何？名分之大也。大有应该讨伐朝鲜的名分却不讨伐，台湾的名分少却讨伐它。本末颠倒，顺序错杂，不待智者之言。这也是不相信人民政府，而造成物情骚然的原因。顷日侧闻有与清国交战之势。本来支那于我自唐以来亲睦，且去年又与各国一起为交际之盟约，故欲与之合战，于情所不忍。戎事关系民命，名义上非不得已不为。不征讨名义判然之朝鲜，而征讨暧昧的台湾，且将延伸到支那。如果名义上我方错误，盟约各国责我以罪，祸乱必将殃及国家。如此，作为国家治安之主的政府，将如何打算是好？已经派遣外务官吏去清国，要求他们去调和台湾事件。如果不行，马上将有开战之势，一定要进行整治。然而调和之成否，在于彼我名分之有无。如果名分上支那无理的话，可以使之屈服，万一名分在我有误，支持此事的大臣要担当其责任，不可不撤兵。然而战事尊重强威。强威之满不至于势不得已而不可知。愚以为恐已至此。如至于此，则仅在于制理非曲直之断。故以兵威征服支那全国，然后以余威耸惧其他，若非如此，其结局将会如何？然而国家之兴废在此一举。”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上卷，第7—9页。
材料③：“去年我副岛大使至北京，于英法各国公使之先第一个面谒支那皇帝，实在震惊天下，可谓近世之美事。而这次柳原公使要去北京，其愚弄支那有名的宰相李鸿章，实可谓近世之美谈乎？此事支那人也觉得很有意思。本月十日，《香港中外新报》载曰：日本朝廷使臣柳原钦差之公车已经至天津，停留六日而进京。其至津之时，拜会直隶总督李爵相。延见后，爵相于论台湾之事。柳钦差以本钦差乃奉命驻扎北京者，非来论此等之事而辞之。爵相又书一纸条而授之，其内备述台湾之衅其曲在日本，愿遂谈判为稳当之处置之意。柳钦差又云：台湾之事，我所不知，且不知台湾在何处。何况此事尚在中途，非可论之所也，等我至北京再与贵朝廷大臣商议。柳钦差于是退而于翌日将进京，李爵相称病而派人去回访答礼。起初李爵相云：柳钦差若抵津必论明台湾之事件，非决其理非而不使之进京，而柳钦差居然进京。李爵相如之何？”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上卷（辑自《日日新闻七百七十七号》），第10—12页。多田直绳编《日本支那谈判始末》上卷第22—23页记载了几乎相同的内容。1874年7月24日柳原前光与李鸿章在天津的情况，《大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75页有如下记载：“同二十四日，柳原公使、郑书记官赴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行院，最初于庚午（1870年——引者）之秋柳原为通信而来津时，李专门首倡两国之和好。其后换约既毕，未几而我举讨蕃之师，李这次待公使入津，必欲将台湾事件在自己手上办结。于是经过长时间的勃勃辩驳，公使以前在上海已经使之承认伐蕃为我国之义举，根据潘霨之回函，先摧其论锋，应对自若，不以辩论为事。且告之觐见之期不可疏忽，明日其启程。李云，贵国称兵侵境，我皇上决不会行接待使节之礼。不若在津熟议台事，处理好之后再进京。公使遂不听而别。”
材料④：趣闻二则。一则曰：“近日于此地有一事尤为可笑。此时在泉州有进士对策，其中有一人从厦门而来，一天在考场，忽然听说日本人袭击厦门，破坏街衢房屋，其家属也都被害。闻此流言，忽惊而气绝。因此其学友以竹舆载之，返回厦门。”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上卷（辑自《厦门新报》），第19页。多田直绳编《日本支那谈判始末》上卷第20页记载了几乎相同的内容。另一则曰：“有一奇谈。最近支那兵部的御用商人到某外国商家，想购置子弹，希望要Snider rifle的子弹。不巧此洋商正好没有这种子弹，此御用商人指着洋商所有的差不多的弹丸说：此弹看上去如同Snider子弹。洋商回答说：此弹在外观上的确极为相似，然而不适合Snider rifle。此御用商人说：好！此弹看起来像政府所要的，合不合枪，非所问也。便直接买了去。由此观之，这次支那整治兵力，绝非留心，可知与过去太平天国之乱时如出一辙。据当时在支那的医师洛克赫特说，过去上海城为贼军所占据，官兵围攻时，我师傅的医院在其市与官兵的阵营之间。师傅不问官军贼军，双方的患者都接受而加以治疗。其家为局外中立之地，有一个观看战争的地方。师傅一天倚着窗户俯瞰，看见一官兵携着枪在追一贼兵，贼兵只是提着刀，在陵墓之间来回遁走。而官兵一枪不发，频追其后，肩上扛着枪，贼兵（还安然）在岔道上弯曲而行。最终官兵登上一陵，想要向贼兵射击，当他将枪放到前下方时，岂料弹丸从枪口滚出来了。这与前述之御用商人所购弹丸属于同类。于是官兵磨磨蹭蹭，眼看着贼兵逃跑了。还有一次与此相反，追一贼兵而在陵墓转圈，贼兵被草把所绊倒，彼天兵（指支那兵）得闲，轻易地就逃去了。日本的武士必定不会有这类的儿戏。”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上卷（辑自《ジャパンメール新聞》），第22—24页。多田直绳编《日本支那谈判始末》上卷第29—30页记载了几乎相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