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对毛泽东哲学的丰富，主要贡献在社会历史观、社会矛盾观和社会人生观方面。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观，有其相对完备和完整的理论形态，并深深刻下了毛泽东亲身经历的中国社会整个上层建筑的崩溃和重建时代的历史烙印。这种历史观的第一块理论基石便是人的社会实践论。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人们参加着社会实际生活一切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包括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基本形式。在这些基本形式中，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通过这种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到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以及自身和自然的关系，也逐渐了解到人和人之间的一定相互关系。随着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斗争则成了一种重要的实践活动形式。毛泽东非常注重阶级斗争这种实践活动形式，他说，从无产阶级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在人类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推动着社会发展。毛泽东不仅从宏观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还从微观上分析了构成历史内在动力的各种对立面和矛盾面，并极为注重这些对立面和矛盾面的相互转化。毛泽东指出，在社会现实矛盾中，一般说来，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践决定理论，然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理论在一定条件之下会转过来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和实践发生决定作用。这个一定条件就是，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变更时，当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革新时，当缺乏革命的理论来指导革命而需要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指导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更和革新，理论的创立就起了主要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解释说，由于首先肯定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而再肯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等等，这不是违反了唯物论，而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在毛泽东看来，正是由于社会内在矛盾的相互作用和推动，才使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尤其当原始的无阶级社会解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作用，使社会依次向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演进和转变。
毛泽东又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时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和飞跃的历史，其间充满了历史活动主体的自觉能动精神。毛泽东非常注重历史活动中人的自觉能动作用，他认为在既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人们如果在进行自觉活动的同时加上不懈的努力，不仅能够把握和驾驭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能够促成社会条件的转化，达到预期的目的。在一些关键性的历史时刻，社会活动主体所努力进行的自觉活动，往往成了决定性的东西。所以，借助同一历史戏剧舞台，高明者可以演出许多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来。不过，尽管毛泽东认为历史壮剧的演出须臾离不开英雄人物的杰出作用，离不开领导者的重大贡献，但他更推崇人民群众的作用，他认为任何英雄豪杰离开了人民群众就会-事无成，违背了群众的利益、意志和愿望就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说，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只有广大被压迫的工农群众才是革命的主力军和铜墙铁壁，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在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的社会阶级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在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基础上，形成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历史观。
另一方面，正是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革命风暴中，在为广大被压迫的农工大众争生存、求解放的斗争中，在毛泽东那里形成了为这一革命服务的、以革命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伦理观。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的伦理观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革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它主张为被压迫的人民大众行道，主张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有必要用革命暴力反抗压迫人民的统治者阶级。同时，它又不赞成过于滥用暴力。这种革命伦理观揭明，对反动派决不能施仁政，因为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对毒蛇一样的恶人决不能怜悯，因为怜悯恶人就要得到恶报。这种革命的伦理观一方面主张使用为人民大众申张正义的暴力，另二方面它又主张人民内部的“亲爱互助”，革命民众相互之间关系的“真正平等”，主张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每个人都应享有真正的民主，都有权获得自己的新生、幸福和自由。因此，这种革命的伦理观极为强调人民的利益，它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是这种伦理观中人生价值观的最高境界。然而，这种伦理观尽管认为为人民利益献身无上光荣，但它并不漠视人的生存价值，相反，它更珍视人，尊崇人生的价值。它肯定了人具有最高的存在价值，肯定人具有他物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正是从这里出发，这种革命的伦理观不仅非常敬重富于才干的人和对于革命事业有功的人，而且对“犯错误”的人也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即使是“阶级敌人”或曾经与人民为敌的人，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也可以饶恕他们，并给以生活出路。甚至对那些血债累累的高级战俘也不辱不杀，尊重其人格，给以人道的待遇和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显然，这种以革命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伦理观的丰富内容，极大地充实了毛泽东的人生伦理哲学，并加深了毛泽东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理解。尽管毛泽东在理论分析上有过分强调人的阶级性的偏颇（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具体的人性”只理解、规定为“阶级性”），并在后期改造“人的政治实践中发生过重大失误，但毛泽东关于珍视人，珍视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思想，关于提倡人民内部相互之间亲爱、团结、平等、互助的思想，关于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力量打击并改造极少数敌人和坏人的思想，等等，不仅是毛泽东掀起新民主主义革命风暴时，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道义上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也是毛泽东政治伦理型哲学的精华之所在。
毛泽东的政治学说、伦理学说成为毛泽东哲学的内容并促进其发展的另一表现是：毛泽东在把自己的政治学说，伦理学说付诸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在中国社会的多极政治矛盾纷争中，加深了对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的了解，积累了解决各种复杂矛盾的丰富经验，制定了一整套处置矛盾的根本方法，形成了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政治革命为界线的价值评价标准。这一方面使得毛泽东能根据人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和实际行动作出人民范畴和敌人范畴的划分，作出进步与反动、新与旧、有益于社会与无益于社会、髙尚与卑下、有道德与无道德等等范畴的划分，另一方面又使得毛泽东能透过社会观实的具体矛盾，从哲学意义上把握客观世界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把握众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及一矛盾体中的主要矛盾方面，把握矛盾着的事物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并排除”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以适时抓住事物发展进程中不断出现和必须解决的矛盾。这样，毛泽东的哲学就深深烙上了如何解决社会政治矛盾的印记，并能以矛盾概念为核心阐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毛泽东哲学既然是在社会政治、伦理中陶铸而成的，因此它就会呈现出政一伦一哲型形态。这二哲学既是中国社会革命风暴的骄子，又是这个社会政治革命的灵魂。它的巨大社会功用是举世皆知的：它唤起和组织了全中国的民众，彻底地打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个凶恶敌人：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地主、实办资产阶级，从而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最精彩部分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这一理论，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6月写成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有完整的论述。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回顾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28年革命道路。他指出，中国革命是在”一切别的东西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的情况下，”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走俄国人的路“之后才取得最后胜利的。毛泽东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认为只有经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结合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才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精辟在于，它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之既适应中国的国情，又保存了其理论的基本原则。如果说，《矛盾论》是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发展观作的科学总结，《实践论》是对认识史上的知行观作的科学总结，那么《论人民民主专政》则是对社会历史观和国家观作的科学总结。它不仅决定性地解决了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圆满结束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王道与霸道之争，德政与暴力之争，从而在现实中建立了一个能够实行真正民主的，以法律治理为主要特征的、全体人民能同心同德地去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型人民共和国。
正因为毛泽东哲学与社会政治学说、伦理学说溶于一体，是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总理论、总方法，所以它就别具-格，自成系统，而与讲坛上教科书的体系两不相干。毛泽东哲学的这种特别形态决定了自身必然会随着社会政治、道德等方面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必然会显示出自身的这种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显示出自身是一个随时代前进而前进的开放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