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不是一个封闭地孤立地存在的体系。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要不断地用历史科学以及其他科学所提供的新成果来丰富自己，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经常保持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在各门科学研究方面，保持它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同志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谓立场、观点、方法，不是几个抽象的条条，而是包括了一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是在吸收新的科学成果中不断地发展和充实起来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要不断地吸收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当然也吸收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或至少是没有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成果。如果说，在摩尔根没有发表他的科学著作《古代社会》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不会形成他们关于古代社会的一整套观点。那么，在摩尔根以后，当许多学者对原始社会又有了许多新的研究和发现以后，我们也不能把这些新的研究和发现一概都当成是没有价值的，而不予理睬。如果采取这种一概否认的态度，我们就会变成教条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说明新的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里面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探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其他的人，都不可能把全部的真理统统说完。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能把全部真理说完。如果认为真理可以全部说完，那么，这种真理就会变为谬误，我们就会由科学滑向宗教迷信。所以，当我们说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时候，不能把它简单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向导，而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终点。
第二个问题，关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功。要研究历史，掌握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不容忽视和不易掌握的基本功。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基本功，还有其他方面的基本功。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代替其他科学的独立的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不可能把历史学的全部内容一概都囊括无余。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向历史科学提出一种基本的观点，而不是对历史学的一切问题都给予了现成的答案。
我听说，邓广铭同志曾经提出过所谓“四把钥匙”，就是：年代学、职官学、地理学和目录学。是不是就是这四把钥匙，我想这是可以讨论的。可是，后来曾引起一种批判，说这“四把钥匙”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为什么不提马克思主义是钥匙而提这四种东西是钥匙？我认为，这样的批判和批评是不能成立的。这不只是给邓广铭同志恢复名誉的问题，也不只是给“四把钥匙”恢复名誉的问题。研究历史怎么能不研究年代学、职官学、地理学和目录学呢？如果这些都不清楚，怎么能够研究历史呢？这里说的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如果研究世界史，那么这四把钥匙就不够了。还应该有其他的钥匙。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不能不通晓古汉语；如果涉及其他民族，还要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学。研究世界史怎么能够不精通外国语呢！研究某一个外国的历史，仅仅精通这个国家的语文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不是一个国家的文献所能包罗无遗的，就如同研究中国的历史也不能不通晓一定的外国文献一样。所以，语言这把钥匙又是少不了的。
总之，我们既然要研究历史，研究科学，那就要把历史当作科学来研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当然，邓广铭同志提出“四把钥匙”时，本是当作“捷径”提出来的，但是我认为研究历史科学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不要寻求什么“捷径”。我想，邓广铭同志的意思实质上恐怕跟我说的没有什么矛盾，我只是把他的意思引申了一下，如果以为只用那么几句话或者一本小册子就完成了研究任务，那就没有什么科学可言了。你要研究物理学，你就要具备有关物理学的各方面的基础知识，不具备这些知识要研究物理学是不可能的。你要研究高等数学，你不把数学的一些基本门类的知识掌握了，要研究高等数学也是不可能的。研究历史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这方面的基本功，是不能排除、不能贬低、不能忽视的，必须狠下功夫。当然，我今天这些话应当是向学历史的学生说的，我不是说我们在座的同志没有掌握这些基本功。不过假如我们的基本功还有什么欠缺的地方，那么，我们也要继续学习。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满足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必须掌握原始资料，在这个方面，确实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所以，我们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同时，我们又必须练好这些基本功。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向导，而路则是要我们自己走的，究竟能走多远，要看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第三个问题，要放宽研究课题的视野。多年以来形成了一种现象，我们在有些题目上，不知不觉地，或者不是不知不觉而是有意识地集中了过多的力量。比方说，关于通史的研究就确实是消耗了过多的力量。当然，通史可以越编越好，可是，这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是依靠其他方面的工作按比例地给以支持的话，不是有许多断代的研究和专题的研究作为基础的话，它的发展前途显然是很有限的。我们不仅仅要作通史的研究或断代的研究，我们更需要用更多的力量进行富有意义的专题的研究。
还有一些题目，它既不属于断代的，也不属于那种传统的专题，而是新的现代的科学研究的题目，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努力就做得比较少。在解放初期，全国都学习社会发展史，差不多几亿人都学了社会发展史。由此可以设想和要求在中国出现研究社会发展史的专门家，可是却没有。我们到现在连一本比较像样的社会发展史也没有，甚至连比较好的小册子也没有。因为没有牢固的研究基础，小册子怎么能编得好呢？我们也可以利用国外的一些著作，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利用外国的著作，因为它们究竟说的是别的国家的情况，而不是我们国家的情况。我们需要有以中国的事实为主体的社会发展史。
我们现在也没有一部科学的文化史。文化史一般都是在通史里面，大概说到哪一个或几个朝代后，就有那么一个章节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期的文化。但是，按照现代的科学水平来要求，这恐怕还不能说是文化史，顶多能说是文化史的一些简单的介绍或材料。我们现在在这个方面还没有很好地开展研究。
在经济史方面，我们虽然进行了一些研究，有些专题研究还比较有成绩，但是这究竟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总的说起来，成绩是不多的。
我们要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还要研究政治制度史、政治生活史，等等。要研究的课题很多，并不是说这里提了什么大家就都去研究什么，而是说要把中国的历史科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有很多题目可以研究。如果说到世界史，范围就更广了。在世界史研究上，我们感到特别困难的是，我们翻译的外国的无论是史学著作还是历史资料都太少了。中国的学生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他不满足像我刚才说的教育部规定的阅读书目的话，他会感觉到很大的困难。当然如果他是有志气、有决心的，他就会学习外语，直接钻研外国的原著。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多介绍一些外国的著作和资料，来帮助整个的史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