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召开各学科知名人士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的指示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四日）
胡乔木
（当我们向乔木同志汇报说，《人民日报》有的同志希望我院座谈会的发言能够避免一般化，要思想解放。乔木同志作了下面的指示。）
这个意见提得很及时。《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座谈会，思想放开了。虽然有的同志的发言，我觉得把话说过了些，但是放开了。我们这里确实有放不开的危险。社会科学院的同志本来应该讲得深些，可是前个时期我们听取意见的时候，缺少大胆讲话的人。大胆讲的话，往往是对自己的同志提意见，甚至是互相攻击，而真正要求揭批“四人帮”的时候，却不肯多下功夫。揭批“四人帮”，是要下大功夫的。
可以把准备发言的同志，先开一次会，请他们先谈谈。不然这次座谈会可能开得没有意思。
《解放军报》，读后使人感到辣椒味重，放得开，又很巧妙。《人民日报》也比较勇敢。文艺界、教育界的座谈会都开过了。前些时候科学界的座谈会上，有几位同志的讲话就很大胆。比如有的同志讲了招生制度问题，原先决定的是明年改变，这些同志的发言把邓副主席说动了，下决心在今年就改变，于是局面变化了。因此，我们这次的座谈会，除了必须揭发批判“四人帮”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迫害，对社会科学院的破坏，还得要提出一些建议，属于要害方面的建议。要避免空话，如果是一大篇平平淡淡的发言，那就得不偿失了。如果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就太落后了。确实有个思想不解放的问题。
要准备几个问题，对几个问题预先作出安排，最好先想好了。比如，关于揭批方面的；关于对现状的评论；关于今后的要求，等等。对于外国的研究，冯至同志就敢讲话，胆子比较大。现在有些人生怕讲了话以后被别人算账。我们要说明，我们作为社会科学院的负责人，决不会来算账，说句把错话没有关系，无非是不发表这些话，不会作为辫子来抓。
关于我国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很多人讲过了。实际上，自然科学界的同志对国外的情况还了解些，我们社会科学界对国外的情况就很不了解，距离很远，远到不懂的程度，至多只能说些皮毛的话。这也是由于很多人不承认西方有社会科学。其实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就是西方的著作，而且现在他们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早就超过了这本书。可是，我们早就没有人介绍这方面的书了，没有人再来翻译一本关于人类学、古代社会方面的新的研究著作了。
关于对社会进行调查，虽然宣传了许多年，认真的调查是很少的。特别是资料没有使用，完全变成了形式。比如关于少数民族的许多调查资料，就搁在那里。这话要讲。许多图书资料摆在箱子里不能打开，烂掉了，这也要讲。报纸上目前讲的已远远超过这些。当然我们不必过于强调这些。
共产党就是讲社会科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就是社会科学的产物。在“四人帮”控制下，要完全毁灭社会科学，他们公然下命令停止社会科学研究的业务工作。这点一定要讲。我们的自然科学受到很严重的破坏，但是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对待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是一股脑儿地根本取消，十多年停止了研究业务。有一批人认为社会科学是可有可无的，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仍然有人认为搞自然科学是要生产，社会科学则可有可无。其实，经济工作离不开经济学的研究。我们还要有政治学、社会学，我们还有社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和调查。
能不能用个别的情况反映来代替系统的研究工作？甚至有些政策性问题，也还是要研究的。学部多年来有一件事很少提，就是孙冶方同志领导的小组在昌黎县调查研究食堂问题，证明食堂制度在当时条件下利少弊多。因此董谦同志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受了处分。1961年我在广东参加搞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时候向毛主席提到经济所的调查，主席当时早已察觉了这个问题，说看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我说他们受了处分，主席说赶快撤销。张劲夫同志就在科学院开会宣布撤销。可见，政策问题可以研究，应当研究，对党有好处，哪怕个人暂时受些委屈也值得。现在我们要造成研究的条件，否则社会科学很难发展。现在联系实际有很多困难，许多材料不能看，经济学、法学、社会问题都很难进行研究。所以，要整个社会改变认识，要给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接触资料、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条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不仅仅是写文章的问题。
这些方面，我一下子说不了很多。总之，要启发大家在座谈会上一方面要控诉“四人帮”，一方面要提出好多当前迫切要解决的建议，来研究现实，研究外国，研究历史。比如，中国过去的历史书尽管有许多缺点，但是还是写了许多的人和事。后来编的历史书，具体的人和事都没有了，郭老、范老的书都没有这么写，秦始皇、汉高祖是什么样的人，都不写，要了解就得去看《史记》。历史本来就是人创造的。马克思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其他历史论著，包括最近发表的《欧洲外交内幕》第五、六章，对人和事都做了详细的叙述、描摹，同时进行分析。
总之，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一是不重视；一是许多东西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一是研究工作缺乏条件。还有一个属于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说，究竟是从事实的分析出发，还是从引证出发。“四人帮”搞篡改伪造，对他们揭发批判是必要的，但并不是要满足于“正确的引证”和由引证进行演绎。否则还是没有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这不但是哲学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当然，引证还是需要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面，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把引证当做讨论问题的唯一论据，就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要把这种作风改变。
要搞好研究工作，就要创造研究的条件，有物质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这样社会科学才能繁荣起来。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同资本主义国家有可比、不可比这样两个方面。在我们的理论、目标、方法等方面，他们是无法与我们比的，是不可比的。但是我们和他们的工作量、工作成果方面，是可比的，否则就无所谓落后。在这方面，我们是落后得太远了。
这些话，在座谈会上要讲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
胡乔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意义非常重大。这两个会议的文件，按照中央的规定，将陆续传达、布置学习。今天，我要讲的，是就这两个会议的文件的主要精神，按照我的体会提出几个最重要的问题，给大家在学习时参考。
许多同志都说，很多年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了。这两次会议恢复了我党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次会议反映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的一个伟大进步，说明我们党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多年的打击破坏以后，恢复了自己的光荣传统，重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规定的工作方法，党内的民主制度，来进行工作。这种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三中全会要求把它扩大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间去，永远坚持下去。而且，这两次会议还解决了党的历史上、党的生活里、国家的生活里很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两次会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开得非常好，受到全党的热烈拥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现在我想从三个方面讲这两次会议的意义。一、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变；二、这两次会议回顾、总结了我们党在三十年中间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三、会议回顾、总结了党在建国以来，特别是20年来，主要是1966年以来的许多根本的问题，重大的历史问题，总结了党的生活的历史经验，这两次会议既然在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这样深入的得到重要结果的讨论，在党的历史上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都着重地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全党从1979年开始，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是说，1977年、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揭批林彪、“四人帮”这样一个政治大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了它的任务。尽管有一些地区、部门在这个方面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继续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就全国范围说来，这个任务在绝大部分地区、部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了。因此，党就能够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一个主要任务方面来。
我们党提出在1979年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我们没有提出过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个转变。在历史上已经提出过，而且已经开始。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来认为，我们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一直到将来条件成熟时，转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党的根本纲领、根本任务。在几十年中间，我们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根本目的就是这个。我们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不是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革命、革命战争，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为了达到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法。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也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也是一个方法，一个手段，目的还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后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理想。还在革命战争期间，在有了根据地以后，我们就开始经济建设。那个时候的经济建设，一方面是为了战争的需要，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一方面又是要解决人民生活里的迫切问题。可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建设，要受到许多限制，当时我们同敌人进行着生死斗争，不可能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当我们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这个任务马上就提到我们面前。毛主席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规定，占领了城市就马上要把生产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党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而不要乱碰乱撞，妨碍、贻误这个中心。以后，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首先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同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包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内容，而这个内容是放在三大改造的前面。正因为是这样，毛主席才能够在1956年对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做出总结，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时候，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1957年夏天，发生了右派进攻和我们对右派的反击，毛主席后来把它表述成为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到1958年，毛主席提出把技术革命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且在同年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所有这一切都是说，党中央早已把着重点的转移、工作中心的转变提到议事日程上，并且做出了规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公报里面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正是这些工作，奠定了我们现在在新的条件下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1958年到1966年期间，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曲折。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些曲折并没有使得我们离开这一工作中心，只是我们在工作方法上有一些失误，有一些差错。从那以后，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到1966年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已经达到的水平。
1966年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可是一开始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虽然周恩来同志、陶铸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跟林彪、“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但是这个方针终究没有能够得到认真的执行，因为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太厉害了。在1970年到1973年这段时间，国民经济在党中央、各级党委、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有过一段上升。可是到了1974年，“四人帮”在批林批孔的口号下又进行了新的破坏，国民经济受到了很大损失。1975年，毛主席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多数同志坚决执行，使得国民经济重新上升。到了1976年又受到“四人帮”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这次破坏越过了历史上历次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