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前讲，社会科学本身要现代化。就是说，要提高到、要赶上国际的先进水平。如果不能赶上，也要接近。这话要作一点分析。因为各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可比的方面，有不可比的方面。如果我们抛开不可比的方面，那么得承认还是有可比的方面的。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研究的状况，进行研究的人数，进行研究的结果，所得到的成果，对于这些对象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同广度，这些方面不是完全不可比的。我们不能够说，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因为我这个小册子是非常深刻的，是非常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它就可以比上你的二十卷书。不能用这样一种列宁常常批评的共产主义的夸大狂来安慰自己。我们对许多的学科还没有去进行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出了一部我们自己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这是一件很值得祝贺的事情，很值得高兴的事情。这部书我还没有看到，我一定要努力挤出时间来读它。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在其他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书出得比我们早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这些书就出来了。书的总数比我们多得完全不能够比较。书的内容所包括的资料，其中包括原始资料的丰富，在这些方面，是可以比较的。观点可以不同，但是资料的可信性、它作为史料的价值，这个书作为历史记载，它的真实性、它的丰富性，这些是可以比较的。从这个方面来说，要看到我们落后的地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部抗日战争史。最近正在准备组织编写。而日本，它是侵略中国的，它写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书。其他的国家，欧洲、美洲的国家，他们也写了很多这样的书。不单是这些，甚至于就是中国自己的革命史，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出得不少，但是这些书究竟是不是足以同我们的革命相适应？我们所进行的革命这样的长久，规模这样的巨大，这种规模是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我们现在所写出来的书是完全不能够和我们所要写的对象相适应的。我们现在写的都比较简单。
外国人不管写得怎么样的不准确，可是他确实写了很多，确实写了很多这样的书，如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周恩来的传记、朱德的传记。所以我们要努力地去赶上、接近世界上哲学社会科学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就可比的方面来说，这还是我们社会科学现代化一个重要的任务。
如果我们仅仅做这些刚才说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认识到它的意义。
这跟自然科学也差不多。有些自然科学发展了，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有些门类是社会所不了解的。只有少数人了解这些科学的重要，它的意义。自然科学就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发展科学的分类。社会科学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社会科学不把解决直接应用的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社会也就有理由责备我们，要这么许多人，出这么许多书，究竟对于国家，对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这是应该解释的，但是仅仅去解释是不行的。社会科学不是不能应用的。它是必须应用的。它基本上是为应用而存在的。因此，在社会科学的规划中间，怎么样把社会科学所已经掌握的知识直接应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间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每门社会科学都有它可以应用的方面，对于社会能够直接应用的方面。
为着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为着使得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间更加直接地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必须把直接应用的部分努力地加以发展，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执行。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自然科学已经同许多工厂乃至许多大规模的工业基地发生联系，或者是直接承担任务，或者是在小范围签订合作的合同。社会科学能不能同样的这样做？我想，我们也应该向这个方面努力。这个对于社会科学发展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不要把这种活动当作社会科学的全体，那么它对于社会科学全体的发展就是非常有益处的。这就是对于全国人民进行社会科学的教育，也就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社会科学水平。我们要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其中就包括社会科学的水平。
比方说，我们研究经济管理的同志，能不能够跟一些工厂签订合同，我们负责在一定的期间调查这个工厂现在的情况，提出改进的办法。并且如果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就是说对方愿意跟我们合作，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就跟这个工厂来共同进行对于这个企业的改革。这样，这些企业就可以很快得到改革。比方说，怎么样提高它的产品的质量，怎么样降低产品的成本，怎么样使得管理变得有效，就是使得每个工人都能够发挥积极性。把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改变成为合理的管理制度。这样的工作不但可以跟一个企业进行，而且也可以跟一个市、一个省联合起来进行，承担一定的任务。当然更扩大地说，也可以跟整个的国家来建立这样一种关系，承担对于国家交给的题目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答案。我们不但得出正确的答案，而且把这个答案在实践里面来检验，证明它的正确。这样，社会科学在社会上的价值就可以很快地得到公认。尽管这不是社会科学价值的全部，但能够认识社会科学的价值的一部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为什么有些省对于社会科学比较热心，而另外一些省就比较不热心？如果我们仅仅去批评，或者仅仅去劝说他们要热心，即使我们出版一本劝说集，也不见得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用行动来证明，社会科学所进行的研究，对于现实的社会可以产生直接的效果。
现在十二大提出来，所有的干部要轮训。谁来进行教育？谁来担任这个轮训的教师？我们不敢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队伍就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但是我们应该说，我们有义务努力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在担负这个责任的过程中，我们自己要学习。因为我们进行的教育要适合受训干部的实际需要，也就是所谓产销对路。它既是有系统的，同时又是完全切合实际的。这种工作也是会使得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感觉到社会科学给它们的直接的帮助。
在法学这一方面，在过去几年中间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今后我们还可以作更多的工作。有的工作可能不是直接研究的工作，而是普及工作，向人民普及法制知识。我们训练一批人，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比方说，中国现在的律师很少，法官也很少，检察官或其他的专业人员都缺少，我们应该担当起这样的责任，为培训更多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等，充分尽我们的力量。人民缺少法律的知识，怎么样去普及？仅仅在学校里传授是不够的，在学校以外进行一些讲演也是不够的。我们就需要创造这种条件，使得有这种可能。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可以成立比方说法律的询问处或者法律事务的代办处或者是律师的服务处、咨询处，对于社会上出现的许多违法的事件的受害者，我们就给以援助，给以指导。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感谢。他们就会懂得社会科学确实是他们每天生活离不开的。当然这个工作要做起来是要克服许多困难的，但是我们应该做。尽管这种工作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它对科学研究也可以提供许多原料，也可以扩大科学研究的视野。
关于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这些方面都有类似的工作可以做、需要做。至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文学艺术的研究、考古的研究、语言学的研究，这些方面都可找到直接应用的范围。虽然直接应用的范围在每个部门来说都不能代表这个科学的全体，不可能把某一门科学的研究力量，全部都投入到应用方面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社会科学机关、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就变成了生产的工人了。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会要受损失了。那是不利的。但是它的确必须应用，而且的确可能应用。各个部门的情况不一样，但都可以抽出一定的力量来进行这种直接应用的工作。我们要把这种直接应用的工作，当作社会科学一种光荣的义务。就如同自然科学或者数学家到哪一个煤矿、哪一个工厂或者到哪一个省去合作，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问题，得到他们广泛的欢迎一样。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做出这样的工作。希望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把这部分活动也能够列为一个重要部分。
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我们还希望，在群众里进行普及工作。刚才说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普及工作。那是直接应用的普及工作。还有一种普及工作，就是关于社会科学知识、社会科学思想的一种通俗的宣传。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这虽然不是研究工作全部的、甚至不是主要的责任，但是它毕竟是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在我们社会科学队伍中间，我们也应该承认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同志，他现在的能力正好可以做普及工作。如果他决心把普及工作担当起来，这是他的光荣，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光荣。这就是人尽其才。可惜我们现在的工作没有完全做得这样合理，以至于有一些普及工作，或者没有人去做，或者做得质量不够理想。
普及工作并不是个很容易做的事情。就如同刚才说的许多直接应用的工作都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一样。科学的范围很广。有的时候，科学就一直延伸到一些工艺方面。我们可以把科学分成哪些是纯粹的科学，哪些是工艺学。可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工艺学就是轻而易举的，它就不是一门科学，它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技工的工作。不是这样。它还是一门科学。因此同样的，社会科学要把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化，这里面也有许多工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为着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着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国家非常需要有这样一支队伍，它精通关于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工艺，有专门的技巧，能够掌握听众。培养出这样的队伍，是我们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且是我们很大的荣誉。我们刚才说，全国的干部需要轮训，那么在这个方面，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要担负很重要的责任。现在话说回来，社会科学本身、社会科学队伍本身，也有一个轮训的问题。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知识，不断地学习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否则我们就谈不到填补空白，谈不到产生有价值的著作，谈不到赶上或者接近世界上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
刚才所说的几方面工作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我跟其他许多同志的想法一样，就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建国以来没有进行过评奖。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遗憾的事情，很大的负债。我在几年以前也曾经提过，希望能够举行这样的评奖。刚才我说的几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成为评奖的对象。不仅是社会科学的专门的研究成果，而且翻译的著作，通过调查提出的使工作得到改进的方案，普及工作，这些都应成为评奖的项目。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都有一个问题，有同志特别希望我来说一说。这就是“双百”方针的问题。宪法里面没有用“双百”方针这样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一种法律的语言，没有一种法律的意义，是比喻，是艺术性的语言。所以在宪法里面不予采用。请各位同志向你们接触的参加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同志说明，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我曾经讲过几次话，说明党的领导和“双百”方针是不相矛盾的。这就如同说，宪法是由党起草的，根据全国人民的各种修改意见修改，然后通过的。通过以后，党又只能在宪法的范围里活动。党领导科学和艺术，也只能在科学和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发挥它的作用。如果超出科学、艺术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去活动，那么这种活动就会造成错误，就会造成损失。就如同一个工厂的党委书记要去干预一个工程师的工作是一样的。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如果粗暴地任意地主观地去干预他所不应该干预的学术和文化活动，那么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这样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应当受到批评。但是同样的，如果说因为实行“双百”方针就放弃党的领导，放弃了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同样是错误的。他要去领导，可是只能按科学、艺术的规律去领导。只能在掌握了科学和艺术的知识的条件下，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进行领导。而不应该依靠一种权力去进行一种任意的粗暴的干涉。科学和文化就好像是一所花园，不能允许任何人摘，也不允许任何人去践踏，无论他穿什么样的鞋。他要负责把花养好，要负责灌溉、育种、除虫，等等。所有这些工作，他都需要做。如果他不去做这些工作，而是去践踏这所花园，这样的人就要受到警察的干涉。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改变，没有动摇。党中央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大家知道十二大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政策的继续、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政策会发展的，但不会走回头路的。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
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讨论，也没有能够去看各个组讨论的详细的记录，也没有可能详细研究各门学科发展的规划，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或者能够包括哪些内容，我们现在的队伍是多少，应该怎么样地去发展，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研究。因此，我今天的讲话不可能涉及这些方面。我就讲这些，供大家在做规划工作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