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只鸟，想着他的话，看了好一会儿。第二天，路过那片草坪，草坪上已经没有鸟了。我走过去，站在枯叶中间，还是想着他的话。忽然听到清脆的鸟鸣声，我抬头看，树上有几只鸟正从这个枝头蹦到那个枝头，只是尾巴都很短，不是昨天那只。它飞往哪里去了呢？我疑惑着，很快释然：它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那是它的自由。
蓦然回首，看着昨天我和他站立的地方。那条走廊，那条走廊所属的那栋楼，很像一个巨大的鸟笼。
忽然觉得：人人都是鸟，人所在意的万事万物都是笼子。
笼子里柴米油盐，嘈嘈切切，摩肩接踵，拥挤不堪。笼子外天空辽阔，云淡风轻，山水江湖，无不可栖。但，还是笼子里的鸟要多得多。因为出那个笼子，太不容易。也正因此，为了避免让自己在笼子里沉溺，再沉溺，直至窒息，才更要让眼睛带着心多去笼子外散散步，告诉自己：笼子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宛若他指着窗外说：“看，它多么美。”
是啊，它多么美。而且，其实很近。
爆米花
那天，小区的门口来了一个做爆米花的老头。老头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深蓝色的裤子，头上戴着一顶深蓝色的呢子干部帽。他把三轮车扎好，取下东西就开始忙活起来：一个炭炉子，一个风箱，一个大号的塑料水杯，一大一小两个红色的塑料盆，一个小马扎，一个中间鼓两头尖的戴着手柄的黑转锅，一个上边是黑铁桶下边是黑麻袋的物事，外加一个银光闪闪的大方白铁盒……琳琅满目。后几样东西初看起来都是有些怪异的，不过我对它们的用处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黑转锅是爆米花的主要武器，黑麻袋是爆米花刚出锅时盛放的用具，大方铁盒嘛，是用来做大米糕的。
顾客很快聚拢了过来，十有八九都是做大米糕的。转锅是高压转锅。老头把大米装进转锅里，拧紧盖子，就开始一手拉风箱，一手摇转锅，他拉啊拉，摇啊摇，一边拉摇一边看着手柄上的气压表，一般快到十分钟的样子，气压就足了，老头就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把烧得肚皮白亮的转锅从炭炉上取下，锅口对准铁桶下麻袋的那件黑物事——这时候就知道麻袋上面的铁桶的用处了：只有这么厚的铁皮才能耐得住转锅的高温啊。对准了铁桶，老头就用一根铁撬杠稳稳地插进锅口的阀门开关，身子微微后倾，静一静，聚聚神，然后突然用力一拽。
轰！
一声震响，黑麻袋便在这一瞬间被气浪充起，鼓囊囊，饱胀胀。与此同时，老头的脚下腾起一阵白云般的缭绕气雾，一股浓烈的芳香便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在芳香里，老头迅速地解开麻袋尾部的绳子，把大米花倒进大红塑料盆中。接着他在炭炉上坐上一个小铁锅，把油倒进去，又把糖放进去，开始熬糖稀。等熬得糖稀泛着白沫滚滚热的时候，他就把糖稀倒进红塑料盆里，和大米花搅拌起来，搅拌匀了，就把这些又软又热的混合品倒进那个大方白铁盒子里。然后，他拿出一个大大的带手柄的木片，把大米花在白铁盒子里一一压瓷实，这就成了大米糕。下面的事情就是等大米糕在铁盒里冷却坚硬之后，再用刀子把定了型的大米花一一割成小块，给主顾装进黑色的塑料袋里。这一锅才算彻底清工。
老头在众人的目光中一五一十地进行着这一切程序。等待着的主顾们有些无聊，就会说起往日的爆米花。都是在乡下待过的，都有过在乡村生活的历史，对着爆米花自然也都有记忆。
“那时候来我们村做爆米花的那个人总穿着一件黑棉袄，骑着个二八的飞鸽车，车的后座上是两个大筐，筐里装着这些设备。然后我们就排队。大人们没空，只有小孩子排。那时候爆的都是玉米……”
“爆玉米，两毛钱一锅。放糖精再加一毛。”
“那时候大米金贵啊。一个月一人只能买一斤大米，谁敢拿它去做零嘴吃？”
……
当大米进了转锅，刚开始摇的时候，老头都要抽个空去切割白铁方盒子里上一锅已经凝固的大米糕，怎么抽空呢？就是命令本锅的主顾们来替他摇两把。有的主顾们会说没摇过，害怕，他就韧韧道：“不难。”然后顿一顿，又道：“你们再不过来摇，大米花就焦糊了。”于是那些主顾就连忙坐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摇上几把——有兴致来做爆米花的人，原本也都是有些孩子气的。
然而一上手就知道，这个活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风箱是一里一外的直线，转锅是圆打圆的环线。等于说一手画圆，一手画线。路数不同，劲不能一顺儿去使，实在还是讲究技术的。有的两手一齐画圆，有的两手一齐画直线。两手画圆的时候风箱受不住，两手画直线的时候简直要把转锅从炭炉上揪下来。男人们做这个活稍微强一些，女人们却是不行。于是不时会有个细细的声音惊叫着从小马扎上逃起来，踉踉跄跄地说：“不中啊，不中。”
于是人们就轰地笑了。
那天，下了大雪。纷纷漫漫的雪中，老头一如既往地忙碌着，他的帽子白了，帽子盖不住的那些头发梢也白了，衣服上挂着一层梨花。围在炭炉边的人们一边听着风箱的响动，一边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一个的雪片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炭炉蓝紫色的火焰中，一瞬间就和火融在了一起。这雪花也有个去处呢。我忽然想：这个爆米花的老头，他住在哪里呢？当这个偌大的城市打了烊，所有的街巷都寂静了下来，这个异乡口音的老头，他会去哪里呢？
都好起来吧
春节前夕的忙乱总是一笔糊涂账，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却好像都是必须得忙的：工作总结，年度考核，团拜会，慰问老同志，看望老师，朋友聚会……“一年就这么一次嘛。”——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推辞的理由。于是，慌慌张张的，一天就那么过去了。今年亦如是。很多事情都记不得，除了一个情节。
那天上午去参加的是一个慈善活动，经一个警察朋友——我们都叫她“警姐”——牵头，到一个社区去“对弱势群体进行帮扶”。这是警姐的说辞。所谓的弱势群体，也就是一些贫困户。警姐现在已经是公安战线很显赫的领导了，但微时曾在这个社区当过片警。也就是说，她当初是在这个地方起家的。
那个家属院是在老城区，正在修路。我拐七拐八找了好久才找到了地方，活动地点定在家属院唯一的宽阔地带——篮球场上。我到时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在了，大家互相问候，祝福新年。旁边一群老太太穿得大红大绿，有些好奇地看着我们，终于有个胖阿姨问我是不是来帮扶的，我说是，她当即开始说起警姐的事迹来：“她是真好，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儿子早死了，儿媳妇改嫁了，我跟我孙女俩人过，要不是她，我的日子过不了现在这么太平，她真跟自己家的闺女一样，可以说，比自家闺女还亲……”说着，她的眼泪流了出来。
“是啊，有一年不知道咋了，我们这里的贼特别多，她给我们院里的困难户装了好几家防盗门，掏的都是自己的工资……”一个瘦阿姨也插嘴道，眼圈也马上泛红了。
没想到老太太们的眼泪这么现成，我有些猝不及防。正不知该如何是好时，警姐来了。她走得很慢，因为是被一群又一群人簇拥着，明星一般——她的前方，架着好几个摄像机和照相机。老太太们既热情又有秩序地轮番儿上，显然是带有表演性质地拥抱着她，把她围在中间，一个个亲热地和她说着话：
“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你啊。”
“你是我们的好闺女啊。”
“可想你啊，想死你了！”
这些话，私下里说是很动人，但是当着这么多人说，说得这么熟练，就像是表演了——老太太们都很有镜头感，对着机器无不露出夸张的笑容。当然我也相信他们之间的情谊，相信警姐对他们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不然不会这么受欢迎，尤其是她不在场的时候，大家对她都是纷纷夸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只是，一方很会做，另一方也很会配合，这搭档到了一起，就像是演戏了。虽然都有感情，也像演戏。
我有意站远了一些。我已经由感动到肉麻又过渡到冷静了。
主持人讲话，介绍来宾，警姐讲话，群众献花，这些程序走毕，就该“帮扶”了。“帮扶”的方式是结对子，我们每个来宾结两个对子，也就是给两个特困户送红包。来宾和特困户的右臂上，都系着一根红丝带。警姐结对子的情状是机器们的焦点，她把红包给了一遍又一遍。我绕开警姐，走到她身后，找到了两个系丝带的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接过红包，说了“谢谢”，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开了。那个女人高高的个子，戴着一顶灰色布帽子，衣服上都磨出了毛边儿，脸色憔悴。我把钱给她，她低声说：“谢谢。”和她在一边站着，我总觉得该说几句话，便道：“大姐，你家里还好吗？”一边问一边觉得自己虚伪。她笑了笑——我看懂了那笑容，那笑容在说：“对你说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出于礼貌，或者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也许是寂寞——像这种艰难和窘迫，与其跟熟人开口，可能更愿意跟陌生人倾诉。她终于开口了。她说：“我老公瘫痪了，儿子没工作。我去年退休了。没法说……”我点点头，周围一片喧嚷，来宾中有一个着名的豫剧演员已经开始演唱了，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我想要安慰她，终于还是没有开口。
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她说得对：“没法说。”
“没法说，也没办法……”她又喃喃道。我看了一眼她的眸子，似乎是要闪泪的样子。我没有再看，也没有再追问。仿佛是一汪浑水，我不敢触探下去，我怕水底的玻璃碴子扎我的脚。我是一个多么懦弱的人啊。
我跟她就这么默默地站在那里，听着锣鼓喧天，听着热闹的豫剧……当表演者做出了一个滑稽的表情时，我看见她嘴角终于向上扬了扬，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我的心里略略安慰了一些。
可以离开了，我回头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我说：“大姐，多保重，新年好啊。”她也点头道：“新年好。”我快步走开了，没有回头，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真的，让一切都好起来吧。”
甲乙丙丁香港人
阳春三月，我第一次去香港。临行前夕，很是做了一些功课，想着自己好歹也算一文化人，得去那些有历史文化感的地方看看。什么黄大仙庙、金紫荆广场、港督府、和平英雄纪念碑、茶具博物馆、圣约翰大教堂之类的。但是，很惭愧，在香港三天，这些地方我一个都没去。做什么？据说每个俗女人都是一列火车，只能发出两种声音：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香港让我不幸地发现：原来自己就是这样的俗女人。好在同行的朋友也和我一样由文化人堕落成了俗女人，让我的惭愧减轻了许多：既俗之，就俗之吧。谁让我们在香港逛吃得那么幸福呢？比如在崇光百货，看到我很喜欢的一个衣服品牌，在大陆单件要卖上千的，而在这里，因为逢到了打折季，折上折，又折上折，我买了五件才花了一千多港币。比如在香港最常见的化妆品连锁店“莎莎”，日韩美欧的大品牌琳琅满目，经济装、旅行装、礼品装应有尽有，价格上却再没有那种凌厉的气势，让我觉得有钱不买简直就是天理不容。还有吃。随便一家超市都有价廉物美的快餐，随便一家商厦必定有餐饮集中的楼层，随便过个天桥都可以看到喜气洋洋的“大家乐”餐饮连锁店，随便一家玲珑如雀的路边小铺都清洁朗净，让人吃得心满意足……无论价格高低，钱都花得很踏实。因为知道消费的对象是可信任的、是安全的。这诉求听起来好像很低微、很基础。可是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容易实现的，很不容易。所以，幸福。
——幸福还因为碰到的那些人。那些人不知姓名，都是陌路，只能用甲乙丙丁来指代。
碰见甲是在晚上。我和朋友在中环逛完街，拎着大包小包准备回酒店，一时间却不知道怎么搭乘地铁，又懒得查路上的标牌——香港街道上的标牌很详尽，只要有心查，肯定能查清楚——于是就去问人。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眼镜哥背着个双肩包，眼神和善。我上去说明情况，他马上给我们指明了去往地铁的道路，并说要坐多少站。我和朋友走了一会儿便下到了地铁，正准备买票呢，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居然是眼镜哥。他气喘吁吁，俨然是狂奔了一场。他满脸愧疚，说刚才对我们说错了站数，又对我们报出了新的站数，最后边道歉边和我们挥手道别。看着他的背影，我和朋友面面相觑。天啊，这态度也太好了吧？错几站有什么关系？由着我们自己捯腾呗。白指个路，还这么认真，最后还像欠了我们多大债似的……
乙，是在“莎莎”，我和朋友进了店就各自忙活起来，拎着个篮子楼上楼下地挑货，只捡自己可心的拿，偶尔碰头也顾不上说话。等我挑完了东西去结账时，有意思的事来了。在二楼领我去收银台的小美女——也就是乙——道：“您刚才是不是和朋友一起来的？”我说是啊。她说：“她刚才办了会员卡。您可以用她的会员卡结账，我们还可以打九折。”然后马上带我下到一楼，朋友已经在店门口等我了，我问她要卡，她还糊涂着：“什么卡？”我说明原委，她大悟：“我都忘了卡这事。”出了店，我们俩又是感慨良久。乙是什么时候注意到了我和朋友一起来的？又注意到了我朋友办了卡？还想着再打折给我省钱？给我省钱店里不就少赚了？如果店里的业绩跟她的薪水有关系，她不也少拿钱了吗？她这么费功夫出力的是图个什么？真就图个为人民服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