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楝树
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子，我现在很少回去了。父母和祖母先后去世，那里已经没有了我的亲人。虽然不回去，但总是会想起它，想起那里的街道、那里的庄稼、那里的老宅，还有老宅里的那棵苦楝树。
我小时候的乡村，各家的院子都分前院和后院。前院大，后院小。前院自然直通着大街，后院则顺着堂屋右侧的一条小胡同而入，是封闭式的。我家的前院种着枣树、梧桐树和榆树，后院有一小片菜园，还有那棵苦楝树。
那棵苦楝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种下的，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很大了。我喜欢在树下面玩。因为后院小，苦楝树的树荫几乎能遮住整个后院，本来就很幽静的后院就显得更幽静了。我常在她的树荫下做一些隐秘的事：偷偷吃什么东西，读大人们不让读的书，或者就什么也不做，看蚂蚁上树。每次大人们要找我的时候，我十有八九就在后院的苦楝树下。
都说苦楝树的果子是苦的，我尝过，果然是苦的。
十五岁那年，父亲去世了。那时我正在外地读书，匆匆回去参加了父亲的葬礼之后又返回了学校，再次回家已经是寒假。我发现后院经常有人，不是母亲就是祖母，她们总说去后院拿什么东西，或是一根葱，或是一棵萝卜，一拿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我悄悄跟着祖母来到后院，发现她在苦楝树下哭泣。她抱着树，像抱着一个孩子。她呜呜地哭着，脸颊紧紧地贴在树上。
又过了几年，母亲去世。我毕业回家教书，和祖母同住在老宅里，又看见她频频地去后院。我没有再跟着她。我知道，她一定又是在苦楝树下哭泣了。因为，我也会趁她不在的时候，去苦楝树下哭泣。
再后来，祖母也去世了。我没有去苦楝树下哭泣。我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哭。
——苦楝树，是背着亲人哭泣的地方。在没有亲人的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痛哭。但亲人在，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对着亲人哭泣，如同不对着亲人示爱。不示爱是因为害羞，不哭泣是因为心疼。是这样吗？
苦楝树。一定有很多这样的树。
苦楝树。真的是很苦的一种树。但是，也是最亲的一种树。
那匹白马
那天看美剧《破产姐妹》，看到那个落魄公主Caroline离开豪宅之后随身带走的居然是一匹马，我忍不住笑了。但笑得很短，因为想起了家里曾有过的那匹马。
1982年，我十岁。夏天麦收之后，我家分到了地，之后集体的一切都开始分，包括原来生产队的牲口。牲口是要抓阄的，我家去抓阄的自然是一家之主的父亲。那天，父亲很晚才回来，一脸喜气，说：“咱家抓了一匹马。”母亲却不怎么高兴，说：“是那匹白马？”父亲说：“是呀。”奶奶说：“它有年头了，怕是干活儿不中。”父亲说：“它肚子里还有个小的呢，春天就生了。”母亲和奶奶顿时高兴起来，一起道：“那好。”我这才知道，它是匹母马。弟弟问它在哪儿呢？父亲说它在院子里拴着呢。我们便跑出去看它。夜色里，它安静地站在那儿，长长的睫毛下，一双温和极了的大眼睛默默地看着我。我试探着摸它身上，它一动不动地任我摸着。我看着它的肚子，想着里面有一匹小马吗？真是神奇啊。
西厢房是一间破旧的平顶小屋，就成了马的家。我自告奋勇，一放学就去喂马，给马添草、添水，打扫马粪。我喜欢听它喝水的声音，摸着它的长耳朵，和它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和同桌又吵架了，今天语文作业很多，不小心丢了两毛钱，放学路上有男生劫道说闲话……乡村之家，大人们都整日忙碌着，哥哥和姐姐都在异地读书，弟弟太小，只知道坐在地上玩土玩沙，我常常是孤独的一个。很快，这马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无论我说什么，它只是默默地看着我，在寒冷的冬日，它鼻子里咻咻的热气吹着我的手。我还喜欢摸她的腹部，那里的皮肤十分细腻、温柔，缎子一样，特别适合抚摸。而且非常温暖。像装满了温水的保温袋。
我还骑过它好几次，悄悄地。我站在马槽的沿上，小心翼翼地伸出腿，跨坐在它的背上。小屋很低，我的手几乎很容易就摸到了房顶。我俯下身，搂住马的脖子，在它身上蹭啊，蹭啊。有两次我摔了下来，摔到了马蹄子旁边。马一动不动，等我起身，稳稳地在它面前站定，它方才默默地看着我，甩一甩尾巴……这样的日子里，老马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春天也渐渐来了。春光和暖，春风拂面。春天让人沉醉，也给我一种幻觉，似乎日子就一直会在春天里，不会改变。
但那一天，终于还是来了。那天，我放学回到家，一进院子就觉出了异样。我奔到小屋，马就不见了。我当即哭起来。母亲走过来，把我拉进堂屋，方才告诉我：已经把它卖了。
“它快生了。咱们不会伺候快生的马，太费心……”
“我伺候！”
“你？”母亲笑起来，“生下来，那小马驹还得调教呢。都是细功夫，咱家谁也不成。”
“为啥不早说？”
“早说你会让？”
是的，我不会让。这马已经成了我的亲密朋友，朋友能卖吗？
自从这匹马之后，我再也没有饲养过别的动物。我怕。这白马让我知道，以我的心性，我不能把动物只当成动物。它们是朋友。也因此，在我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善待这些沉默的朋友的时候，我就自觉地保持着和它们的距离，以免自己陷入无奈的疼痛。是的，我承认我是一个懦弱的人，也是一个脆弱的人。
老姨
上焦作师范那年，我十四岁。那时学校还在焦作市的西北角，紧靠着山。老姨家的闫河村离学校不远，大约七八里。每到周末，我不回家的时候，就会去老姨家。
老姨是奶奶的亲妹妹，有的地方叫姨婆。奶奶三个亲妹妹，闫河这个老姨和她长得最像，性情也最近。七岁那年我突发重度胸膜炎，在焦作市矿务局医院住了三个月，医院离老姨家也很近，老姨经常送吃送喝，那时候我就知道：她很亲。
在老姨家的周末过得很单纯，除了一起做吃做喝，别无杂事。她喜欢包饺子，因我那时候不吃肉，她就给我包素的。包得小小巧巧，精致可爱。我们一边包饺子一边闲话，主要是她讲我听。她讲小时候如何和我奶奶玩耍：“逢五逢十有集，俺爷没事儿就会驾着马车带俺们去逛一圈，扯花布，扯头绳，再各人一碗羊杂碎，配一个烧饼……那时候的吃食，香。”
她讲和老姨夫相亲时如何胆怯：“不敢看他，一眼也不敢。成亲了，都有孩儿了，我问他，你相中我啥了？他说：相中你一双大眼，太会瞪人！”她的眼睛确实很大，皮肤也白，是我三个老姨中最漂亮的一个。
也讲她的三个儿子：老大怎么出息，老二和我一样是个左撇子，老三刚结婚，和媳妇三天两头斗嘴呢……说着就给我看她腿上凸出来的青色血管：“医生说是静脉曲张。唉，一身毛病，恐怕活不长了。”然后就给我看她的寿衣，一整套，是她早就准备好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她一样一样给我展示讲解，喜滋滋地问：“好看不好看？你看这做工，外头可买不着的。慢工出细活儿。”我傻傻地说：“其实，等你穿的时候，你自己也看不见。”她的眼睛立马瞪起来：“咋看不见？我自己试了可多回呢。没事儿我就试，没事儿我就试！我穿给你看看吧？”
她常去杨庄看我奶奶，每年小住一两回，每回住上八九十来天。姊妹两个摘豆角，做棉衣，穿竹帘，或者在大门口说着家常话。街坊邻居见了都问候她：“哟，他老姨串亲戚来啦？姊妹俩长得真像。”她笑眯眯地应答：“是姊妹咋能不像？”
她最后一次来我家住，是我奶奶去世的时候。父母早逝，奶奶是我们最后一个长辈。这样的大事没有长辈领着是不行的，她就来了。她前前后后跑着，招呼着迎来送往、茶水酒席、收礼回礼。不时拉着我们哪个姊妹，说烟发得太多了，孝布扯得太宽了，为我们省俭着，生怕我们吃了亏。偶尔闲下来一会儿，她就到奶奶灵前哭一会儿，口中喃喃道：“我的姐啊……”
我见她最后一面时，她已经有些老年痴呆，在二儿子家。我拉着她的手，报着我的姓名，她的泪水顿时盈满眼眶。我们就那么哭着，哭了很久。后来我就再也没去看过她。直到今年春节，我回老家去看大哥，他说老姨去世了。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走在路上。茫然地看着路边的村庄和行人，我想着老姨的样子。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她了。我最惭愧也最无耻的亏欠是：她在我这里只是付出，从没有得到过什么。
能给她什么呢？什么也给不了。也许，说到底，我能做的，就是铭记着她的亲爱，再把自己的亲爱传给我的后辈，让这苍凉人世，有着最朴素也最永恒的暖。
一顿家常午饭
那天，《回族文学》的编辑马晓艳陪我从天池下来，正赶上了午饭时分。她问：“想不想吃顿家常饭？”我说当然想。她说：“那就吃我妈妈做的拉条子吧，她做的拉条子很好吃。正好路过我家，我也正好看看她。”——天池脚下就是阜康县城，她家就在县城里。
然后我听见她给她妈妈打电话，问：“姐姐带真真走了没有？走了吗？是爸爸去送的吗？你一个人在家？又在伤心着呢吧？我带一个朋友回去吃饭，是口里的朋友，想吃拉条子。你简单做几个菜啊。”我在一边默默地笑。我是“口里的朋友”，这称呼好。还有，“简单做几个菜”，就是这么朴实，不来那些花哨的噱头。如果在“口里”，肯定是要说“多做几个菜，要最好的，最拿手的”云云。和新疆人处，真是不用存一点儿戒备的，他就是敞开了心思给你看。
挂断电话，晓艳给我讲，她姐姐在兰州，女儿叫真真，真真是她妈妈一手带大的，到了上学的时候老少两个才分开，一到假期就会回来，每次走的时候老太太都会抹眼泪：“舍不得。”
新村路和博峰路的交叉口，一个很静谧的小院，晓艳说到了。上得楼来，她一边敲门一边喊着“妈妈”，这情形让我突然很难过。很多年前，我也曾经是这样啊，只要回去看妈妈，都是边进院子边喊的——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情了。
门里面没有动静，晓艳掏出钥匙，打开门。进门就是客厅，非常干净爽利。沙发，茶几，电视机旁边的红艳绢花，窗台上的碧绿盆栽……皆一尘不染。房子是有了岁月的，房子里的东西也是有了岁月的，但看到眼里却是那么新鲜和清洁——这是多么勤勉精细的手才能打理出来的啊。
老太太出现在眼前，刚才应该是在厨房里。她微微笑着对我寒暄让座，泡上了八宝茶，递上瓜果，脚步有些缓重，神情却落落大方，端庄沉着。她穿着一件灰褐色底子起着红蓝花朵的长袖褂子，头上是镂花深金色丝巾，颈上是白色的珍珠项链，腕上是一只淡青绿的玉镯。她问我从哪里来？以前来过新疆没有？又和晓艳说着某某某熟人也是河南的，谁谁谁有河南的亲戚……
我跟着她到厨房，看见做拉条子的面已经和好了，一条条地盘在那里，泛着淡淡的油光。锅里正炒着菜。问她要帮忙吗？她说不要不要，把我让回到客厅里。晓艳却洗了手，到厨房帮忙。母女两个边做边聊，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很快，饭就好了，我们坐下吃饭。四个菜，其中有一个炒牛肉，还有一个炒白菜。拉条子十分筋道。我慢慢地吃着，一边和她们聊天。
“妈，这两天睡觉好不？”
“昨黑夜还好，前黑夜不行。两腿抽筋……腿不行了，睡不着。”
“您要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常去外面走走。”
“妈想去麦加朝觐。申请了好几年了。”
“一个人就得花好几万，三四万吧。得申报。上头是有名额的，不一定能批下来。趁着还能走动，就想去一趟。”
“好几万，是不少呢。”
“孩子们给的钱。”
“都挺孝顺的呢。”
“嗯，都好。四个都是大学毕业，都工作着呢。都好。老大在美国当老师。”
“那真是好。您供四个孩子，当年是不是得欠债啊？”
“没有。日子是紧巴巴的，可没有欠债。他爸爸在卫生局开车——这房子就是卫生局分的家属院——工资不高，我在乡下种地，有粮食吃就好多了。再干点儿别的贴补家用，就不用借钱。日子一直都还好。两个大的上大学都没花多少钱，一毕业就更好了，拉扯着两个小的，给他们交学费，买衣裳……都挺好的。孩子们前些年凑钱给我买了养老保险，现在一个月能领一千多。”
“真是挺好的。”
……
突然想起晓艳在路上跟我讲，她在石河子上大学的时候，每年到了棉花盛开的季节，学校都要派学生去摘棉花。交了钱就可以不摘，而摘了就可以挣钱。有很多同学都不摘的，她每次都去摘。一摘二十多天，手被划得一条条的血道子，吃得也很差，毒辣辣的太阳晒着皮肤疼。可是想到家里，她就觉得自己不能去偷这个懒。
这就是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规矩，懂事，能体恤父母付出的辛苦，也能回赠给父母最贴心的报答。而所谓的幸福和爱，就在这付出和报答之中吧。
拉条子吃完，晓艳端来了面汤，说是“原汤化原食”。河南也有这样的说法。喝完了面汤，又坐回客厅里。我说想看看老照片，老太太便找了一堆照片过来，我慢慢翻看。有一张我翻拍了一下：她抱着她的长子，梳着两条辫子，圆润娟秀的脸庞，眼睛里透着盈盈的笑意。一望而知是一个日子过得平和丰足的美丽少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