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催促着有关方面的批准，但我们这几个有决心或有愿望去农村的中专生的思想，却仍然处于矛盾的挣扎中。为了最后作出决定，12月30日，我们七个准备去农村的同学整整开了一晚上讨论会。我那天的日记中这样记录了那次讨论会：“讨论会上，我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到农村去？是为了改造自己，也是为了改造农村。是步行去还是坐车去？步行去，有冬天冷、行李重、不知道落脚点等实际困难。我们不怕困难，如果坐车不行，就步行去。”“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有没有轻视农民的思想？有没有留恋大城市的思想？有没有怕艰苦的思想？有没有怕一辈子埋没自己才华的1969年1月，云岩大队北京知青在寨子山下，云岩河畔的留影。前排左起：李向罡、赵晓静、李淑勤、杜昕、林夕；后排左起：刘和平、秦亚平、黄凤喜、曹景山、李子猷。
思想？经过热烈的讨论，我和景山、亚平作了去农村的最后决定，凤喜还有些犹豫，另外三个同学决定不去了。”
这次讨论会之后的五天，是跨年度的五天，也是我们焦急等待申请书获得批准消息的五天。1969年元月4日，消息终于来了。那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晚上8点钟，李淑勤来了电话。她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笑得气都喘不上来。听到我们已经被批准9日去延安插队，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我放下电话，跑着去告诉自己的同伴。得知了这个好消息，黄凤喜当下表态，坚决去延安插队。凤喜的表态，令我和景山、亚平更加兴奋。”正是在这种心境中，我写下了上述那首《菩萨蛮·喜讯》。
《蝶恋花·抒怀》
1969年元月9日从北京出发，12日到云岩。出发前，在途中，到达初，我们在激情中度过了好多天。
元月5日晚，我回到家，把被批准插队的消息告诉了父母。虽然几天前就知道我报了名，可他们的表情还是显得很复杂。我隐约记得，他们先是有点惊异，随后是瞬间的迷茫。母亲的眼中湿润了，只说了半句话：“还真批准啦！”父亲看了看母亲，转向我说：“你妈已经在学习班表了态。去吧！我们支持！”
元月7日晚，全校师生为我们四个人开了欢送大会。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全校师生赠送的礼物摆满了四张桌子，赠送的毛主席像章从我们肩头一直别到腰间。
我元月9日的日记，简要记述了离开北京时的情景：“解放牌汽车扎了彩，载着我们穿过条条宽阔的马路，穿过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北京的一切都令人依恋。……北京火车站里，即将奔赴延安的我们与欢送的人群汇成沸腾的海洋。人们争相握手告别，许多人的眼里充满了泪花。……列车开始前进，送行的人们瞬间涌动起来，追着车窗希望握上最后一次手，说上最后几句话。
看到好几个送行的同学已经泣不成声，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夺眶而出。……列车飞奔起来，我依然伸到窗外招手，始终没看见送行的人们散去。”
火车开到关中的富平。从富平到宜川，坐的是支着帆布篷子的卡车。进入延安地界后，寒风越来越强劲，还下起了雪，卡车不得不挂起防滑链慢慢地前进。沿途不断看到有人在清扫路上的积雪。车队每经过一个村庄，都会看到冒着风雪欢迎我们的男女老少。每当这时，我和同伴们就会从车头后钻出篷布，迎着风雪，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招手问好，呼喊致敬。
当我们坐的卡车进入云岩的时候，欢迎的场面令人极为兴奋。我元月12日的日记写道：“欢迎的人群敲起了锣鼓，吹起了唢呐，跳起了秧歌，欢迎的口号此起彼伏。看到、听到这一切，我感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那天，云岩公社的欢迎大会开完后，我们很快被带到自己的新家，住进了梦寐以求的土窑洞。人大附中的五个女生分到了南窑村，我们建筑机械学校的四个男生和小学毕业的男孩刘和平分到了云岩村，和平是驻人大附中工宣队所在单位一位师傅的孩子。分到云岩村的还有两个初中女生：刘晓梅和崔芳田，她们单独过，偶尔参加我们的活动。那天，我们有生第一次住进了梦寐以求的土窑洞。
第二天，在云岩大队全体社员欢迎我们的大会上，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镢头。我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拿着贫下中农发给我们的镢头，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是改造思想的镢头，改天换地的镢头！”这样，镢头就成了我们到达延安后拿起的第一件农具，也成了我们当上新农民后的长期伴侣。那时，在我们这伙热血青年看来，住窑洞，吃小米，抡镢头，就是在受革命教育，就是在干革命。由此才有了我那首《蝶恋花·抒怀》：
地覆天翻志满怀，老镢抡起要把山河改。
丹心一片修地球，双手捧出新世界。
不畏严冬寒风冷，憧憬云岩河畔百花开。
塬高川长任驰骋，向天呼叫我们来。
词的附注中写道：“元月12日到云岩，屈指一月整，于云岩土窑洞书成。”
《卜算子·和陕北红小兵》
如果说，出发前，在途中，到达初，我们几乎是沉浸在激情中度过的，那么，此后的两三个月，就逐步走进了当时真正的农村生活。
到云岩后过的第一个春节，令我们永生难忘。年三十晚上，先是两个生产队分别召开忆苦思甜会，吃忆苦饭，然后是大队召开联欢晚会。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全体知青才一起到南窑包饺子，吃年夜饭。大年初一，我们知青走遍了云岩和南窑两个村，一家一户地向贫下中农赠送毛主席像。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新年礼物：东家送来了油糕，西家送来了米黄，还有送豆腐或粉条的。清楚记得，两个村子的农民群众送的东西，让我们吃了好多天。为了答谢，大概是初五，我们请了八九位贫下中农代表来“家”吃饭，曹景山和黄凤喜掌大勺，炒了16个菜。
说到吃饭，不能不多说几句。1969年的头半年，所有在延安插队的知青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人每月40多斤毛粮。那时，知青的吃饭是不成问题的。国家供应结束后，知青们的伙食，就基本取决于各个生产队的经济水平和知青个人的劳动状况了。
应当说，在云岩大队插队的我们这伙人是很幸运的。云岩大队的两个自然村地处云岩公社所在地的云岩镇。而云岩镇地处云岩河中游，川道相对宽阔。发源于南泥湾的云岩河流经这里，在壶口以北约10公里处注入黄河，给沿河两岸的川地带来了较为便利的灌溉条件。由于农业条件较好，加之还有木匠铺、铁匠铺、小炉匠铺和车马店等副业，因此，即便是在后来完全依靠自己劳动生活的日子里，在吃饭问题上，我们这伙人也没有受太多的苦。生产队年底分红，扣除所分的粮食等农产品外，我们每人还能分到四五十元到七八十元不等的现金。那时，在我们的知青“家庭”中，过的可算是半共产主义吧。所分粮食，全部归“家庭”集体支配；所分现金，“家庭”集体扣除小部分用于伙食，其余归个人支配。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主动没要自留地，吃的蔬菜，用工分向生产队菜园购买。
我们云岩大队知青的这种相对富裕的生活，是绝大多数知青可望而不可即的。每逢云岩集市，都有其他村的知青来我们这里歇脚，有的还会吃顿饭。
聊天中得知，他们的伙食是难以和我们相比的。尤其是在塬上各村插队的知青，在国家结束对知青的粮食供应后，不少人分的粮食不够吃饭，更不用说吃蔬菜了。有的生产队，一个工分才合几分钱。已经不记得是哪个村的知青了，还向我们借过粮食，而我们当然不会再讨还。
我们云岩大队知青所受的“苦”，主要是艰苦的劳动。刚到农村的头一个冬天，主要农活是农田基建中的打石头和背石头；开春后，主要是起粪、挑粪和拿粪，大家的手都磨出了血泡，肩膀也磨破了皮。没有人叫累，没有人叫疼。说不累不疼那是假的，是磨炼意志的决心和远大信仰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们。我们在劳动中的表现，得到了农民群众的赞扬。记得生产队长官忠玉在社员会上就曾说：“这些北京娃，比咱村里的年轻人都能吃苦，看了叫人心疼！今后，要教他们做轻省点的技术活儿。”
大概是4月初，那天正逢云岩集，遇到了西回的聂新元、丁哲元和谷堆坪的陈超等人。他们都是人大附中的高中生。聊天中，不知是谁掏出了一张知青编的油印小报给大家看。大家都很感兴趣，议论了一会儿，就决定也编印一份云岩公社的知青小报，而且当下就定下了小报的名称，叫《延安新人》。
几个人分手时，我把那张知青小报留下了。小报上的一首词牌为卜算子的词，引起了我的兴趣。还记得词的头两句是“胸有移山志，不畏千般苦。”
两三天之后，我按照那首词的原韵和了一首。这就是我的《卜算子·和陕北红小兵》。
早怀移山志，自寻黄连苦。千里征程向陕北，一心绘宏图。
汗水化冰雪，阳光晃银锄。脚踏黄土观世界，明日赤环球。
词的附注中写道：“写于1969年4月7日。前数日，阅知青油印小报一首署名‘陕北红小兵’的诗，几日回味不已，和以自勉。”
一个多月后，我们的知青小报《延安新人》就出版了。隐约记得，是由我和西回的丁哲元、谷堆坪的陈超共同担任主编。在我9月15日的日记中，还说到过有关编辑小报的事：“很长时间没写日记了，屈指算来四月有余。四个月来，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写点文章，主编我们的《延安新人》小报。先后写了四篇文章，……每晚写一点，逐步成文，刊于《延安新人》，都是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为了写文章，不得不多读点毛主席着作和马列着作，思想上、理论上有很大提高。”《延安新人》出了多少期，已经记不清了，我只保留过第3期和第5期。
打柴路上二首
在农村的日子，长年累月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当然是劳动。随着季节的更替，我们学会了犁地、耱地、播种、除草、灌溉、收割。一年下来，已经没有多少农活可以难倒我们，就连老农们所说的最难学的播种提耧、铡草入麦秸、扬场使的左右锨，我们也已经大体掌握。在四季农活中，最累的要算是夏天收麦了。割麦时，烈日炎炎、汗流浃背。由于麦地大多都在塬上，割当年云岩、西回、谷堆坪大队知青创办的小报——《延安新人》。
完了还要运到川里的场院。用架子车拉麦子，行的是下坡路，必须挺起身子用力扛住车辕，依靠车尾和路面的摩擦力避免架子车失控。人背麦子就更累，几十斤重的麦子捆在背上，弯腰屈腿，一路下行，滴滴汗水，从塬上一直滴到场院。
缘于云岩大队生产活动的特点，我们还干过不少特殊的活。秦亚平、林夕、杜昕，分别在云岩队和南窑队的铁匠铺、小炉匠铺抡过大锤打过铁，在两个队的菜园种过菜。南窑队的五个女生都曾经赶着猪群上延安送过猪。云岩队的四个男生经常要到公社粮站去扛麻包装车。记得，我第一次踏着木板，将185斤重的麻包扛到汽车上，放下麻包腿都软了。下了车，伏在车帮上，两眼直冒金花，粗喘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在我那时所写的不多的诗词中，有两首都是写进山打柴生活。打柴的地点，在宜川县云岩和延安县官庄交界的一条沟里。来回40公里路程，加上砍柴、吃饭和休息，要花十五六个小时。打柴时，我们10个人推着4辆独轮车，拉着两辆架子车，天不亮就得出发，返回途中还要走10多公里夜路。
《自度曲·打柴路上》写于1969年春天，描写了我们第一次进山打柴的情景。那次，是村里专门派人引领我们去的。
车声闹，人欢笑，干柴满车出山坳；
革命乐吃千般苦，劳动汗水洒满道。
右崖陡，左壁峭，老农引路有门窍；
夜幕隐身脚步快，万千星斗天空照。
身力尽，腹中闹，风里春雨迎面潲；
新式农民火热心，只为明日早来到！
《自度曲·雨中行》写于1970年初夏。词的附注中写道：“进山打柴遇雨，苦中有乐，于土窑洞热炕上书成。”那次进山打柴，很有些故事性。返程时，刚走了七八公里，赶到一片低洼地，风云突变，下起了大雨。眼看河沟里的雨水迅速上涨，我们奋力推拉着柴车走出低洼地。行进到一个村庄前，雨势小了，我们才敢休息。这时，从村里走来几个年轻人。闲聊了几句，得知他们是延安本地的插队知青。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插队知青，他们立即将我们请到自己“家”里，给我们下了一锅热面条。更有趣的是，当我后来在陕西师大毕业留校后，其中一位叫付剑的延安本地知青，竟然成了我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延安大学。那次打柴回到我们的“家”，已经半夜11点多了。
车辚辚，雨潇潇，曲曲小径千道弯，打柴车队出山坳。
少男少女走如飞，汗水满面更英豪；前呼后应相鼓劲，短音说，长声笑。
有人模仿老农腔，醋溜高喊陕北调：独轮小车推干柴，雨中行，走山道。
车辚辚，雨潇潇，夜幕笼罩山川暗，遥望灯火村中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