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运动也许通过抑制生物心理压力反映（如，可的松浓度）在心理压力疾病中发挥作用。休闲活动，尤其是体育运动和更富有成效的活动，可能通过保持各种能力来加强自我效率意识，提高技能和控制感，从而达到保持或改善康乐的目的。有些休闲教育项目能促进改善自我决定和技能，从而增加生活满意度和减少枯燥乏味的休闲。
诸如志愿行为等休闲活动也能为老年人提供机会，获得和实践新技能、建立社会联系和加强融入社会的机会，保持自己仍然有用、有目的和生活有秩序的感觉，并能继续给社会作贡献。Everard（1999）特别指出，仅仅参与更多的活动可能对增进康乐并不有益；参与背后的动机对于增进康乐可能是最重要的。要进一步探讨其他可能在发挥作用的机制，请参见Mannell的论文。
休闲与社会康乐
康乐一直被定义为主要是一种个人现象，尽管事实上生活既有私人也有公共层面。正如Keyes强调那样：“虽然现有的模式强调康乐的私人特色，个人仍然根植于社会结构和社区之中，并面临无数社会使命和挑战”。社会康乐有多种定义，但是，大多数研究都强调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的规模和性质。最近，Keyes提出社会康乐的定义，包括“在社会中评价个人的状况和功能”，并且包含了社会康乐的五个层面。
社会融入——感觉自己与他人有共同点、自己归属于群体和社会；
社会接受——信任他人，相信他人能够表现仁爱和勤劳，对人性持乐观态度，与他人良好相处；
社会贡献——具有强烈的社会价值观，相信自己是社会的关键成员，并对世界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社会实现——认识到社会在不断进化，对社会的环境和未来抱有希望，认识社会的潜力；
社会一致——有关心世界、认识世界的愿望。给社会康乐下定义的困难之一是构成社会康乐的因素很可能会因文化而异。它们甚至在一生中发生变化。然而，Keyes的框架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可以引导休闲和社会康乐的未来研究。
有关休闲在增强晚年社会康乐方面作用的研究甚少。研究往往着眼辨别那些较为社会性的活动，然后再去考查参与这些活动对于身体和精神康乐的贡献。不过，有少量的概念和实证研究强调了休闲可能有帮助提高晚年社会康乐的潜力。
例如，Adams（1993）提出休闲活动为晚年结识和结交朋友提供场合；休闲活动乃是行为、认知以及维持和发展友谊的重要环境。休闲可以让我们通过行动，如，共享信息、资源，表示友爱，表达我们对他人的感受。休闲提供反思和评价自我和他人的空间，休闲提供对他人情感（如移情，淡漠和忠诚等）的背景。这些休闲的潜在益处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Keyes的社会康乐的五个层面。
Piercy和Cheek（2004）的研究与此框架相一致，他们强调了妇女如何在参加缝被子活动的群体中建立牢固的友谊，而且利用缝被子的过程同他们的孙辈建立亲密的纽带，因而促进整个社区的康乐。其他研究人员也强调了休闲与相关活动能够促进社团的社会交往、培养一种社团的归属感、减少社会隔离和孤独、提供老年人给社团作贡献的机会。宗教和信仰组织也能够提供老年人中重要的社会互动和网络空间，但人们还不太了解这些空间和社会以及康乐的其他方面的关联。因此，虽然我们对休闲可能在增强老年的社会康乐作用的了解至今非常有限，可是朝这一方向的调查研究在未来是大有希望的。
晚年生活休闲中的不公平
大多晚年的休闲研究都聚焦在较为发达国家、生活在基于社区环境的白肤色、中产阶级的年长人士。因而，我们对那些较为边缘化的老年人，如来自不同种族群体和文化、那些生活贫困、那些遭遇突然或终生疾病、那些有非异性恋倾向、那些长期居住在照料环境中（如，疗养院，敬老院）和那些生活在较不发达的国家里的老年人的休闲了解甚少。鉴于不公平对于个体和社会健康和康乐具有的重大影响，对这些群体的调查尤为重要和紧迫。另外，虽然一些研究显示，通过休闲促进康乐、防止过度残疾，和维持一种自我和人格感对于边缘化的老年人甚至更加重要，但是这些老年人，特别是女性，面临晚年参与有意义的活动的众多制约因素。如Wearing（1995）注意到，“大量休闲研究显示老年男女的休闲除了受物质、环境和身体制约之外，还受老年人是否理所当然的需要休闲的观念制约”。对于那些经济和社会资源有限和经历健康和功能衰退的人们来说，老龄化是一种不同的经历。那些老年人有可能更加缺乏获得能够帮助他们幸福老龄化的环境和机会，包括有意义的休闲和对生活的继续参与。
获得有意义的休闲和继续参与生活的机会不公平的一个最突出的案例就是那些最虚弱的老年人。当社区的支持和资源不能对他们提供足够照顾的时候，他们被转移到长期照料机构。大多数长期照料机构继续以“完全慈善机构”或“封闭环境”方式运作。这种运作方式强调在设施范围内满足所有居住者的需求。该方式意味着平常作为居住在社区人们的部分社区资源、项目和服务，在个人一旦被转移至一长期照料设施就不再需要了。
长期照料设施里的完全慈善化方式在目前世界各地的疗养院中普遍存在，包括加拿大、美国、以色列和英国。通过在长期照料设施里维持完全慈善机构化运作，居住在设施之外的人们对居住在那些环境中的人们，那些老弱、智力衰退和濒死人可以视而不见，不会随时想到死亡和虚弱。
世界各国进行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完全性慈善机构对里面居住者的重大后果。与居住在社区的同伴相比，生活在长期照料环境里的老年人参加活动少，大量时间无所事事，同时社会交往也少。他们继续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也明显减少（Dupuis等，2005）。这一情况对于患痴呆症的居民尤为如此。事实上，生活在社区环境里的老年人强调老年有所事事的重要，他们也表达对长期生活在受人照料的环境下缺乏此类机会的老人的关切。缺乏参与有意义活动的机会、缺少可参与活动种类的选择，反过来加剧了隔离、孤独、无助、乏味、从环境退出、“负面”行为、被动、消沉，以及低生活满意度等感觉。。例如，Chung（2004）一项对生活在长期照料设施的老年香港人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居民依靠被动活动打发时间，如，观看或不参与，睡觉或打瞌睡。与智力衰退较轻的人们相比，那些患有高度痴呆的人们参与治疗性／休闲活动更少，社会交往也更少。此外，用痴呆照料图谱发现，那些能享受治疗性和休闲活动的人比那些参与更加被动活动的人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康乐。
在这类环境下是否有机会从事有意义的娱乐和休闲活动极为要紧，不仅因为前面提到的环境复杂性和认知保留假设，也是因为这些活动发挥下列关键的作用：帮助老年人适应长期照料设施，在设施内培养归属感和社区意识；给居民提供继续使用其能力和功能的机会，因而能帮助居民更持久地维持身体、智力、社会能力和独立性；加强社会互动、提供维持和培养家庭纽带和友谊的重要场合；减少紧张、忧虑、激怒和消沉情绪；在长期受人照料的环境下增强自立、自主选择和控制感；提高总体精神康乐。
然而，大多数生活在这类环境的居民缺乏机会，无法参与有意义的活动，继续参与社区活动，并从中受益。结果，他们幸福老龄化的能力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