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努力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减少旷工和员工流失，社会和组织心理学家们投入了相当大的注意力来了解诸如工作条件、薪水、晋升、工作场所资源充足等因素对工作满意度和工作质量的影响（Kudielka等，2005）。但是，对工作满意度的了解也可以受益于对工人在工作之外的活动的调查，因为这些活动可能影响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工作单位经常提供娱乐活动，以促进雇员忠诚、伙伴关系、身体和智力开发和工作效率。由于认识到职工健康和康乐对公司成功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起［在工作单位］发起身心健康运动，开展以休闲和健康为目的的活动，帮助雇员在工作中实现心理和身体健康。
一些证据表明，休闲的一个作用是提高工作满意度。Lounsbury等发现，工人对现有的休闲时间越满足，就越不可能去寻找其他工作。Melamed和Meir在对以色列工人的研究中发现，如果一个机会能同时满足工作和休闲的重要需求，它就会带来工作满意。实际上，当参加者无法在工作上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参加休闲活动似乎补偿了这些人未得到满足的需要，从而提高工作满意度。
在一项研究报告中，Kirchmeyer指出，管理人员察觉到，他们在休闲时所做的事情能帮助和提高他们工作体验的质量。
作为休闲的一种形式，人们认为假期是一种能产生积极结果的时间，如躲避、放松、个人改进和更多的机会去从事令人满意的活动，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也给工作带去波及性效应。Klausner在对钢铁工人的研究中发现，在假期之后，25％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16％的人表示工作“更有兴趣”了。
Lounsbury和Hoopes（1986）发现，休假后回到工作中，工人对工作的满意度会提高。这也说明工人对于自己的假期经历多么满意。但是，假期的影响是复杂的。
虽然假期能减少与工作有关的一些压力（如过度疲劳），并减少旷工，增加生活满意，但是如果假期之后返回到高负荷的工作岗位上，也可能使职业压力恶化。或者可以说，这样的假期只有一些暂时的积极影响。
退休、失业和休闲
在大多数文化里，人们都会经历一些共同的人生变迁（如离家、第一个小孩出生、退休等）。休闲的参与通常由于这些生活变迁而发生变化。种类适当的休闲活动能帮助人们保持自己的康乐，应付变迁，或在变迁中成长。例如，退休和失业能引起相似的问题，包括收入降低、社会隔离和心理损失。但是非退休性失业带来的创伤更大，因为没有“退休”工资、没有计划应付改变，却有与之相关的社会偏见。
研究表示，利用休闲继续参加与退休前大致相同水平活动的人，以积极态度面对休闲的人，能更好调整心态，生活得更加满意。然而，也有人认为某些活动的参与比另一些要好——这与休闲的个人成长理论是一致的。Stebbins（2001）提出，认真投入严肃的休闲活动对于退休者的生活质量可能很重要，因为这些活动能够提供类似工作的活动，增加和其他参与者的联系，拓展社交圈，培养责任感，并创造机会使自己感到别人对自己的需要。Chiriboga和Pierce在退休老年人的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参加不同休闲活动的水平和退休时或刚退休后一个人的积极自我概念没有关系。然而五年以后，自我感觉更良好的退休者会更多地参加户外活动和社会活动；参加单独、被动的活动则不多。
至于非主动失业的不良结果，并不是所有失业者都报告说自己的心理健康出现恶化。Warr和Jackson发现，虽然在他们调查中有20％的失业人员说自己健康衰退，但仍有8％的人健康实际上有所改善。研究者发现，虽然通常随着失业，对休闲的参与和从休闲获得的满意都会减少，但是有机会参加建设性和刺激性休闲活动能帮助应付失业问题（Winefield等，1993）。失业人员的休闲特点如果可以用“什么也没做”和“看电视”来描述，那么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自尊心会降低。那些参与更具挑战性休闲活动的人（不管是社交型还是孤独型的）则都有较高的自尊心。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这样的联系会显得更加突出。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那些受雇佣但对自己工作不满意的人。在失业大学毕业生中，有组织、有目的地使用休闲与自尊正相关，与抑郁症状负相关（Feather，1990）。其他研究同样显示，虽然积极参与休闲活动不能完全防止身体和心理健康的衰退，但是应付失业最好的人都参加有目的的休闲活动，以保持自信，并经常接触核心家庭以外的人。
休闲、家庭、人际关系和康乐
休闲是主要人际关系——它们能促进人的康乐——得以发展和表达的主要社会空间。家庭是许多重要人际关系的聚焦点。学术研究比较一致地展示了分享休闲体验对家庭关系质量所起的积极影响。家庭的稳定意味着分居和离婚可能性的减少。Hill（1988）对“美国1975-1981年纵向时间使用状况（专家组研究报告）”加以利用，结果发现，已婚夫妇分享休闲时间越多，对婚姻越满意，婚姻也越稳定。其他几项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假说，即家庭休闲可以增加沟通，减少冲突，使家务分工和角色更公平，提高婚姻满意度。但是，家庭休闲也可能会导致家庭成员间冲突增多（Shaw，1992）。夫妻在一起做事越频繁，交流的机会就越多。作为这种交流的一部分，争执自然会产生。
但口头争执有时是一种标志，说明有人正在使用策略，以减少家庭紧张和分歧。
证据提示，仅仅简单增加与婚姻伙伴共度空余或休闲时间以提高婚姻满意度，还是不够的。需要某些积极和富有挑战性的休闲活动才能使社交活动更加令人兴奋和愉快，给婚姻关系添趣。Holman和Jacquart（1988）发现，如果休闲活动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沟通，那就几乎不能对家庭带来益处，实际上反而会损害关系，降低家庭和婚姻满意度。Reissman等人的报告证据说明，当休闲具有挑战性并有益于双方个人发展的时候，夫妇之间的共同休闲活动会增加婚姻满意度。Crawford等人（2002）做的一项纵向研究与这些结果相一致。他们发现，夫妻一起参与只有丈夫喜欢的休闲活动越多，妻子对婚姻的满意度也就越低。在许多文化中，妻子都表示对家庭休闲的喜欢超过对个人休闲的喜欢。但研究显示，存在着许多家庭和社会制约，影响了妇女对有意义和使其满意的个人休闲的追求。
休闲、健康和康乐：跨文化分析
对于了解休闲、健康和康乐，尤其是非运动形式休闲的贡献，主要来自于北美，小部分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和西欧。休闲对健康和康乐的影响这一观念的普及必须谨慎。非西方国家不仅缺乏休闲和健康的研究，而且心理学领域内存在着一个公开争论，即不同领域中人的行为和经验，其一般性行为科学原则、理论和结果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
北美心理学主流内部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在半个多世纪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所谓西欧社会心理学的美国“殖民化”。随着学者们对研究个人行为和康乐的社会影响开始感兴趣，其影响也波及其他国家。作为一种行为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全球化反映在这一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非美国研究者把论文发表在美国杂志上。但是，近年以来，不同地区的人开始发展自己本土社会心理学，反映本地的价值观和传统。这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简单地将社会心理学或行为科学观点和研究结果从美国、欧洲转移到亚洲去的做法受到了质疑（Yang等，2003）。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提倡本土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文化偏见，把以心理学为导向的研究更好地运用到国际社会和多文化社会中去。
关于休闲的研究，特别是它与健康和康乐的关系，目前还很少证据表明正在出现替代性的、非西方的本土研究方法。但是，其他国家的学者正开始表现出对休闲和健康心理研究的某种兴趣，而以前这种传统在那里并未建立。比如，穆雷和中岛（1999）和Santos等（2003），分别在日本和葡萄牙采用了经过修改、由北美研究者提出的休闲动机和以休闲应对压力的规范测量方法。同样，Mannell和Kleiber（1997）撰写的关于休闲社会心理学的着作——该书对休闲、健康和康乐进行了广泛讨论——最近也已译成汉语和日语。
在跨文化社会心理学领域里的理论和研究直到最近仍处于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外围（Iwasaki，2000），对于休闲的研究当然也是如此。然而跨文化社会心理分析的研究贡献正在获得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承认，这种情况也正在进入休闲研究的领域（Mannel，2005）。Walker等（2005）提供了一个案例，说明有关“内在动机”的理论——它对于心理健康和康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可以作为一种基本心理过程，在不同文化中发挥作用，影响体验和行为的结果（包括休闲和康乐），却又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各不相同。
原则总结
尽管研究文献存在着局限和差别，下列休闲、健康和康乐的原则似乎已经牢固确立。
1.休闲被视为工作和其他义务之外的自由决定行为。它通过有意义的选择和具体活动所提供的益处积极影响身体、心理和精神健康，影响康乐。
2.休闲并非自动会对健康和康乐有益。休闲的选择和活动可能会有中性或负面效应，取代有益于健康和康乐的行为。
3.运动型休闲对身体健康的益处在科学文献中已经有相当记载。休闲对心理健康以及其他形式的康乐的益处正在被认识。认识程度有的已经确立，有的则尚属猜想，有的在两者之间。
4.已经存在的一些证据表明，通过安排空余时间，用建设性的行为替代无所事事，参加休闲有助于个人健康和康乐。
5.研究显示，趣味性和愉悦性休闲体验不仅提高当前时间的质量，而且日积月累，会促进长期的心理康乐。
6.休闲促进认同形成和确认。已有的证据显示，在某些情况下休闲也能帮助个人心理成长。
7.正在出现良好的证据，表明休闲能提高应对能力，促进个人成长，以应付包括残疾和疾病在内的日常生活烦恼和负面生活事件。
8.研究人员发现，参加休闲会促进健康和康乐，因为它能积极影响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工作、家庭和人际关系。
9.对健康、康乐和休闲的研究报告均由西方研究人员提供，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研究人员则正开始寻找证据。正在出现的跨文化分析聚焦于不同文化中休闲的不同意义及其对健康和康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