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探讨了休闲和旅游研究中权力观点的重要性，同时也利用这一观念来制订他们休闲和旅游研究的框架。例如，Shinew、Floyd和Parry（2004）考查了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休闲制约和休闲爱好，发现两个“种族”群体各有其鲜明的休闲爱好，但是非裔美国人却没有白人那么多的制约。这一最近发现同前期研究结果不一致。虽然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Shinew等使用了休闲的某一具体定义（包括城市公园的使用和一个自选的“理想的休闲活动”），他们也认为“非裔美国人已经变得更习惯于克服休闲制约，因而已经形成了抵抗策略以赋予生活和休闲以力量”。就是说，与Shaw（2001）的休闲作为抵抗的探讨一致，“如果休闲体验代表选择和自我决定的情况，它们也提供机会让个人行使权力，而这一权力可以被用作一种对制约的抵抗形式”。他们还提出，在他们的研究中，非裔美国人报告的不同休闲爱好也可能是一种个人的抵抗形式——对“追随”白人的、主流活动的一种拒绝或缺乏兴趣。
Skeggs对于休闲空间、性特征、认同和合法性的研究，为权力和抵抗的复杂性提供了认识。项目的背景为（英国）曼切斯特的“男同性恋村”。让人感兴趣的是，该村对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劳工阶级非同性恋妇女的不同含义。
Skeggs发现构建这一“男同性恋空间”给予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所要求的正常化、隐身、安全和自由。然而，劳工阶级非同性恋妇女也在这一空间里找到安全和自由，尤其能免受非同性恋男性的侵犯、监视和潜在的暴力。此外Skeggs坚持她们找到受尊敬的感觉，因为该空间使她们很难保持性别认同，而避免性别是她们寻求受人尊敬所必需的。不过，对于女同性恋者而言，劳工阶层非同性恋妇女闯入男同性恋主宰的空间充满了麻烦，因为她们的出现更强化了同性恋妇女的被排斥感。再者，非同性恋妇女的“执着地对外表的关心”（一种高度女性化特征），引出了一个中心问题：许多女同性恋者对此持批评态度，并将她们与男同性恋者相提并论。因此，Skeggs提出，虽然造就“男同性恋安全空间”的休闲场所（购物、俱乐部、酒吧、餐馆）起初可能提供一个空隙，最终构建这类空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向那些创造安全感的人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上述两个研究说明，通过赋予个人和群体以力量，休闲的确能为抵抗压迫和不平等提供机会，由此提供改变权力关系的可能。然而，也如这两个研究表明，由于它们的复杂性和多重交叉性，权力关系的改变谈何容易。
总结
这些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讨论以及迄今为止的研究给我们对“休闲、社会不平等和机会”的研究和思考带来了什么呢？现归纳如下：
休闲中的不平等有许多产生方式。当某一文化中物质分配和机会出现分层时，当支持这种分层的文化意识形态（如，精英阶层）出现时，便产生了不平等。
然而，由于剥削、边缘化、没有权力、文化帝国主义、或暴力（或暴力威胁）、或者由于条件或结果不平等，人们仍然可能经历不平等，尽管他们有机会获得某一文化的物质资源。
这类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的不平等值得关注，因为它们给个人成长、社区福利和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潜力。对此本文前面有简单论述，其他作者的文章中有详细论述。
此外，如Murdock提出的，休闲是公民权利义务生存的关键，因为休闲提供了空间和体验，使个人权利和共同利益可能得以实现、改变和整合。然而，休闲也可以是产生和重新产生“他者”的环境。
差别或划分“他者”是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不平等的核心。差别可能作为休闲中不平等的证据。划分“他者”，或构建差别的过程，也是拥有（或不拥有）划分、边缘化或剥夺权力的过程。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是产生和重新产生“他者”的环境，也是集中和确认“同类人”或“我们”的优越性和正常性的环境。
记录并揭露存在于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中的差别／不平等固然重要，我们也必须以批评的态度理解社会／个人认同，因为差别就是建筑在它们之上的。这样才能防止将差别“自然化”。
另外，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差别是流动和多重的。结构主义在寻求元理论（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年龄主义）时忽视了这一点。而且，“相同人”或“我们”划分的权力，和“他者”的含义不是单一的。权力是我们都拥有的，而认同／主观性是可以变通。这样，抵抗、赋予力量、和改变社会关系／不平等便有了可能。
与此同时，后殖民主义者对后结构主义者过分强调差别、“他者”或异质性非常谨慎，因为这样“存在风险，把条件掩盖起来，而正是这些条件给予某些形式的差别以价值和超越他人的权力”。后结构主义者也往往忽视以下事实：对某些人来说，行使权力、改变他们的认同、或讲述他们的故事要比其他人容易。因而，差别的观念必须“战略性使用”，以便使团结“他者”（无论是黑人妇女、老年、或残疾人）、构建不平等的条件不被稀释。
鉴于这些认识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的不平等和机会的框架，对未来有哪些建议呢？
未来的建议
正如在本文开头说明的那样，根据Allardt的观点，生活质量乃是拥有、爱和存在的总和。本文提出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考虑为何有些人拥有休闲而其他人却没有休闲，还指出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提供机会，抵抗、挑战和改变谁拥有以及谁不拥有休闲。就是说，它们具有改变权力关系的可能性。根据本文的文献回顾，提出下列建议：在我们的研究和实践中，我们需要超越用二元论看待差别，无论是涉及性别、阶级或种姓、性倾向、能力（残疾）、或年龄，必须用关联思维，即将性别、种族、年龄视为关联的而不是相对抗的。
本文虽然强调任何特定的社会或文化里，不平等都是个人或群体中个人的体验，但是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和国家之间都非常明显地存在着不平等、抵抗和改变。例如，在东欧，尤其是波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消费和参与西方休闲是获得和表现社会地位的途径，同时也提供现代化的证据。然而与此同时，波兰传统休闲形式（或波兰式）被作为一种抵抗“西方化”的方式，重新被赋予一种特别的国家和政治认同。另外一个案例由Harada提供。他讨论了日本休闲政策的变化。根据Harada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出台政府政策支持缩短工时，开发假日和休闲圣地和其他休闲市场。此类政策的实施不仅是对关注个人和家庭健康和康乐的响应，而且还回应来自西方的将“出口驱动型转变成内需拉动型经济”的压力，强调一种更休闲的生活方式……就是说，任何国家内休闲的不平等也是由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造成的。尤其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应该对此议题给予更多关注。
在休闲研究中，制约似乎替代了社会不平等的观念。虽然关于制约的话语与后结构主义关于权力的观念（作为毛细血管行动和协商）是一致的——也符合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经历——本人认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制约话语可能会起到使差别中性化和非政治化的作用。
差别虽然由社会构建，而且因人而异，但是它们给那些由差别带来特权或失去特权的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后果却是真真切切的。同样，Hartsock和Evans都质问为什么当原先沉寂的声音开始为他们自己辩护时，后结构主义和“主体”解构主义要出来挑战结构主义的观点？
再者，后殖民女权主义者批评后结构主义强调划分“他者”，认为“他者”理论是后结构主义吸引人眼球的幌子，她们称“我等他们停止谈论‘他者’，停止描述谈论差别多么重要。重要的不只是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而是如何谈论以及为何谈论……这类关于‘他者’的谈论常常消除和抹去了别人的声音：‘当我能谈论你，比你谈论自己谈得更好的时候，没有必要听到你的声音。只要告诉我你的痛苦，我想知道你的遭遇。然后，我会用新的方式回讲给你。用这样一种方式回讲给你，这就变成了我的，我自己的东西。重写你的遭遇，我也在重写自己。
我仍然是作者，是权威。我仍然是殖民者，发号施令的人，你现在是我讲话的焦点”。
挑战在于揭露剥削和／或者压迫——所有妇女、所有残疾人和所有少数民族的共同遭遇；在于找到当时当地适合每一妇女、每一残疾人或少数民族的斗争方式（考虑其国籍、社会阶级、性倾向）；在于把斗争集中在那种令人最无法忍受的压迫形式上。
根据Bhopal的观点，虽然“差别”是权力关系的场所和多样性的场所……它首先是多样性的场所。同样，Brah认为“某些差别的构成，比如种族主义，假设不同群体间的差别是与生俱来的，是固定和不可改变的。其他的差别可能表现为相对性、临时性和可变性。换言之，差别并非总是等级和压迫的标志。因而，差别是否作为不公平、剥削和压迫还是作为平等主义、多样化和政治机构的民主完全要视情况而定。”与此同时，不少学者注意到在休闲研究中，对于种族及人种的探讨和思考都相当有限。因此，我们必须制订出研究途径和方法，能够识别和允许差别和权力的复杂性出现。
最近一份报道“世界妇女：从统计数字看进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是一份出自中国主办并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报告，记录了世界各国性别统计信息的巨大的差异（这类信息更经常缺乏）。虽然这类统计数字常常不直接涉及休闲、游憩、玩耍或旅游，它们的确涉及其他领域的不平等，如教育、就业、健康医疗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影响休闲条件、机会和结果（或者缺乏这些条件和机会），这就是“副作用歧视”。世界休闲组织应该支持该报告的呼吁：加强国家统计体系；在世界各国的产生各方面的统计数据时，重点关注性别。
最后，显然，本文介绍了思考休闲、不平等和机会的特殊方式（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民主的）。当然，还会有其他关于这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变化的研究和思考方式。需要对话来挑战和探求本文介绍的观点，以便关注和听到关于休闲、不平等和机会各种各样的实际经历。Jarvie和Reid观点是，没有万能的方法来解释全世界的压迫情况。有人说，“Edward Said的说法值得倾听，当他问，‘为什么伊斯兰教和后现代主义或人种和后现代主义要么相互排斥，要么互不相关呢？’。为什么这些支持者要用后现代认识论或条件来更新自己？如果主题在历史上和实质上和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不相关，为什么，比如，伊斯兰原教主义分子在他们内部结构能为这样的理论找到空间？为什么任何反种族主义者或黑人权力运动对外来理论感兴趣，而冒着危害他们内部团结的风险呢？”我们在共识项目里也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