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tchison描述了划分“他者”过程的三个部分。虽然，她的探讨是以性别和后结构女权主义理论为背景，该过程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人们。首先，如果要有一个“他者”，必须有一个“相同人”或“我们”或某些可视为“另外”的事务。其次“相同人”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是权力的关系，“相同人”总是具有更大的权利和更高的地位。权力允许定义和划分“他者”，而且，只有“相同人”或“我们”才被允许给别人分类，其划分才被认为是合法的。第三，那些被定义为“他者”的有性别（该性别为女性）、种族或种姓（在北美、英国和北欧，该种族为黑人或“有色人种”）、阶级、年龄等。这种分类认为差别预先存在和肯定存在，而没有认识到差别来自分类本身。
划分“他者”过程的结果是，“他者”被构建成不单单与“相同人”有区别，而是意味着次等、异常、匮乏、甚至危险和禁止。然而，与此同时，“他者”常常被奇异化，构建成某种奇妙、有趣、令人向往的事物。最后，“他者”被视为具有单一／同一性（如，所有妇女、有色人种，老年人-包括所有者）。根据Aitchison的观点，这是因为如果“他者”的差异得到承认，那些划分“他者”和把“他者”置于从属地位的人的支配地位就会受到挑战和被打乱。承认“他者”的差异也会挑战二元论思维，并揭露“定义这些认同的起源和原因的政治权利。这些认同类别实际上是多重复杂的体制、实践、话语的后果”。
休闲作为一个机会
如同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和思想对结构主义的假设形成挑战，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权力是否有单一性？即，是否存在一个妇女或老年人或打工族的共同世界、一种共同的被剥削和压迫的环境、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虽然根据社会分层（如，阶级、种族或种姓、性倾向、性别、年龄），结构主义构建了一个明显的富人和穷人世界，但是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权力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权力有众多来源，并向人人开放。也就是说，权力并非被一个群体或类别“持有”用来制约另一群体或类别。①的确，虽然不否定划分“他者”的事实和权力，Long和Hylton提出一个“更现实的政治观点，将认同视为由被认同者和认同给予者利用和操纵。即，个人和群体的认同乃是一个动态和争议的过程。Hall在谈到英国的黑人认同时提到：群体、运动、建制等等试图给我们定位，以便管制我们；试图在象征性的边界内建构我们，以便给我们定位、给我们资源，或夺走我们的资源。为了在这类象征性边界内生存，我们试图控制或回应，说，“哎，我有点喜欢这样，假如钱不少的话”，或者“我拒绝像这样，拒绝‘像你称呼的这样’，‘而是我要那样称呼’”。
就是说，认同——无论它们是基于种族、人族、种姓、性别、性倾向、年龄、社会阶级、或残疾——都是多重的和“多层的”。或者用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术语，自我“是一个政治结构，存在许多主观性……主观性是一个通过反复的表述行为……一种‘成为’的过程，主观性不是一个理智的整体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矛盾的场所。正因为此，一种新的认同政治变成了可能，它包含性别、种族、阶级和性特征，而无需前后因果关系或政治行动”。就是说，认同／主观性是流动的，其意义和重要性取决于现实情况。这一有关认同的多重性和流动性以及权力的可获得性的观点，是后结构主义者在平等性问题上批判结构主义的核心所在——同时也为研究休闲和旅游作为机会打开了大门。
有人会问，为何一定要非此即彼？换言之，有没有可能承认权力为动态、不稳定？承认人是拥有和自我决定的个体？任何群体或类别内具有多样性、话语和反话语？同时又承认结构的不平等，承认物质、社会环境的共享现实和主导意识？对于差别的研究提示我们必须承认。例如，Halpern在调查穆斯林妇女生活时，发现全世界各国、各社区和各家庭的穆斯林妇女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然而她也发现法律和当地习俗非常重要。在许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妇女的政治和法律权力超过了她们在家庭里的权力。根据Halpern的调查，“传统穆斯林文化为其对妇女的约束辩护，称女性权力过多会削弱家庭”。虽然穆斯林妇女的生活具有多样性，家庭在限制非穆斯林妇女生活的同时也限制穆斯林妇女的生活。这是结构主义者力求揭露的女性的共同世界。与此同时，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对这类结构主义观点持批评态度，称它们将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历普遍化，而不言或忽视其他女性的呼声。
Wearing和Wearing在旅游中提出自我这一后结构主义女权概念时，注意到：当“他者”女性的呼声被听取的时候，“比如说家庭，在许多女性眼中，并不具有压迫性，反而是一种支持和力量的来源。付薪工作也与照顾家庭不冲突，而是照顾义务的一部分”。此外，被白人、西方思维视为中心的自我／他者二元论，在遇到“传统”文化时便无法解释。他们引用Collins着作中的一个案例，“指出在非裔美国人社区里，自我的定义并不是与其他人相对立的，而是，‘个人之间的连接，给黑人妇女提供更深、更有意义的定义’。因此，Wearing &； 和Wearing提出就非裔美国妇女而言，自我的扩大——Wearing &； Wearing称其为实现休闲和旅游的可能性——不可能在社团里与他人隔离的情况下实现。Wearing &； Wearing因此主张拆除自我凌驾“他者”之上的、在旅游研究中非常典型的等级二元论，并重新构建旅游体验概念，让（游客）自我与他人（东道主）产生互动。他们认为，如此确定概念可以使“在扩展社区和文化的社会和象征性空间同时，个人心灵空间得到扩展。然而，要实现这一点，他者的呼声在某种形势下必须得到听取……”
这一观点同时也假定“我们／自我”为游客，而“他者”为东道主。的确，正如Wearing &； Wearing注意到的，在许多方面，观看“他者”一直是主导文化的休闲活动的一部分。如果“他者”成为游客而“我们”成为东道主，又会怎么样？就是说，当观看“主导者”成了“他者”的有组织的休闲活动？对英国黑人加勒比社团，以及男、女同性恋游客的旅游体验的研究显示在这类情形下，旅游不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的逃出，也不是逃入能够让人学习和成长的社会空间，也不是两者混杂，也没有扩展心灵和社会空间。而是，在这种情形下，旅游常常变成一个加强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促进压迫和不平等的重新产生的空间。
同样，研究休闲对于苏丹难民和孟加拉妇女的意义；性旅游作为休闲；非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对非裔美国人休闲空间的认知；英国体育的白人化；利用色情作为休闲；假日对英国经济和社会弱势家庭的含义；北爱尔兰的夏日假期；南亚裔加拿大少年的休闲；穆斯林美国人，美国的跨种族夫妇，澳大利亚的移民妇女，美国的韩国、墨西哥和波兰青年移民，所有这些研究都记录了休闲机会和结果的社会不平等；在那些被划分为“他者”的休闲和对生活的有限理解中，也不断重新产生社会不平等。换言之，如Scraton所说，“作为黑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残疾人、不仅关系到生活方式，也牵涉物质的现实。广泛共享的类别具有深远政治和社会影响，不能被拆分为个人认同和体验”。
对种族、人种、性别、性倾向和休闲的研究揭示权力的复杂性和认同的多重交叉性。例如，对各种移民群体休闲体验的调查显示，种族和人种对某些人来说是流动的，而流动（即，文化同化或杂交）是他们所期望的或允许的；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些“自我”的标识毫无变通的余地（即维持种族界限），是他们所追求的，是由种族歧视或不受欢迎的经历造成的或产生的。此外，性别、种族、年龄、性倾向、阶级和人种的交叉，都会对移民的休闲体验产生影响。如Shaw观察到，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弱点之一是无视制度化或结构化的权力关系。然而，它的优势之一在于该视角承认在任何群体内（妇女、男子、老年、穷人）的多样性或差别。
的确，有些研究记录了休闲和旅游是机会，因为它们提供了抵抗和改变不平等的可能性——因而能赋予力量。在休闲中，改变和赋予力量的可能性存在于个人、社团和社会层面。根据福柯的观点，个人和社会的抵抗、力量赋予和改变有可能是因为权力并非一成不变和铁板一块。就是说，个人权力可以“以不稳定的方式，通过‘毛细血管行动’产生”，而且，权力不是“某一特权群体或个人的静止保护地”。Shaw进一步提出，“既有个人的抵抗也有群体的抵抗。另外，虽然结果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它并不是抵抗行动的决定特色；就是说，就预想的结果而言，结果可以是“‘成功’或不成功’，或互相矛盾的，或是不同类别结果的混合体”。此外，抵抗可以是有意识的（一个自觉的决定），也可以是无意识的。Shaw称，“抵抗的观念明显包括个人和／或群体为了赋予力量而采取的深思熟虑的行为（无论这类行为被视为产生‘成功’结果与否）。然而，其他情况也可被认作抵抗，只要它们给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起了赋予力量的作用，或挑战关于性别或其他权力关系的支配观念和论调，即使是无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