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某些作家，“介绍些世界文学作品到中国来”，也是从这种消遣主义出发，毫无社会责任感。他高度评价鲁迅所取得的成就，说鲁迅“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鲁迅全集序》）他以现实主义新眼光，观察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了封建文人的陈腐之见。他说：“综观我国小说，强半多涉男女之情。
其故由于我国男女之防素严，作小说者，往往多借文学以发泄其怀抱。其他不外乎鬼怪神仙之谈。”这种情况虽有其客观原因，但毕竟缺乏积极的社会意义。而真正有重要社会价值的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却又被视为“诲淫诲盗者”，屡遭贬斥，甚至毁禁。
蔡元培认为《水浒》表现了“一种革命思想”，“可谓有价值之书矣”。对于《红楼梦》，则给予更高的评价，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别的书比得上他”，可与歌德的《浮士德》——相媲美。蔡元培是一位时时不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教育家，他要求文艺批评家“要以教育家的眼光审谛小说”。因为现今社会，人们受金钱的驱使，故意降低文化艺术的品格，而“操纵新闻事业者”，为其“营业起见”，迎合庸俗趣味和好奇心理，盛行侦探小说，为“动阅者之目”，“将案细情曲意描摹，载诸报纸之上”，“阅者之脑筋，日日印入此非法行为，难保不因之而感染”。（以上见《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他正告新闻工作者：“新闻自有品格也。
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或且附印小报，特辟花国新闻等栏；且广收妓寮之广告。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其贻害社会之罪，尤不可恕。”（《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第三，在艺术-审美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通过情感活动即生命活动联系起来，思想意识如政治倾向、道德观念、理论观点等等只有化为情感冲动和态度，才能成为艺术表现的内容，而政治倾向、道德观念、理论观点等等则成为情感产生的原因潜藏于艺术-审美活动的深层，而不能直接作为艺术的内容。
蔡元培认为，情感是艺术-审美活动中贯穿始终的基本要素，既是创作冲动的动力，也是审美教育的内容。他在分析诗歌时说：“虽然，情之动也，心与事物为缘。
若者为其发动之因，若者为其希望之果。且情之程度，或由弱而强，或由强而弱，或由甲种之情而嬗为乙种，或为数种之情而冶诸一炉有决非简单之叹词所能写者，于是以抑扬之声调、复杂之语言形容之。而诗歌作焉。”（《华工学校讲义》）
他在《美术的起原》说，装饰是人类爱美感情的表现，绘画是以线条、色彩刺激感情，诗歌是从“感情出发，影响到感情上去”，音乐更是“交通感情的工具”，而舞蹈的快乐，“是用一种运动发表他感情的冲刺。要是内部冲刺得非常，外部还要拘束；就觉得不快。所以不能不为适应感情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过度放任，很容易疲乏，由快感变为不快感了。所以不能不有一种规律。初民的舞蹈，无论活动到何等激烈，总是按着节奏，这是很合于美感上条件的。”总之，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感情为“要素”，为内容。艺术创作是感情的“冲动”，审美教育是以“陶养感情为目的”。
（2）蔡元培较早进行中西艺术之比较，以突出艺术的民族风格。他在《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目录序》中说：“吾中国之美术，自四千年以前，已有其基础，至于今日，尚能保其固有之精神而不失。其间固尝稍稍受波斯、希腊、罗马诸民族之影响；而以二千年前受印度文化之影响为最大。自建筑雕塑图画音乐以至日用文饰之品，殆无不有一部分参入印度风，而仍保有中国之特色。故美术日形复杂。至近今数十年，欧洲美术渐渐输入，其技术与观念，均足为最良之参考品。是以国内美术学校，均兼采欧风；而游学欧洲，研究美术者，亦日盛一日。”中西艺术比较，固然要比较高低优劣，但目的是在固有文化基础上取长补短、择善相从，从而发展、创新。所以，杰出之人才，“非徒摹仿欧人之作而已，且能于中国风作品中为参入欧风之试验”，经过试验而求创新，而求发展。
不仅我们如此，西方的文化艺术也如此。“夫欧洲美术参入中国风，自文艺中兴以还日益显着；而以今日为尤甚。足以证中西美术，自有互换所长之必要。
采中国之长以加入欧风，欧洲美术家既试验之，然采欧人之所长以加入中国风，岂非吾国美术家之责任耶？”他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教育实践中，始终坚持中西结合，取长补短，建立了全新的现代艺术观。
蔡元培认为，由于文化的不同，中国画与西洋画在表现手段和方法上有诸多不同：“中国画家，自临摹旧作入手。西洋画家，自描写实物入手。故中国画，自肖像而外，多以意构，虽名山水之图，亦多以记忆所得者为之。西人之画，则人物必有概范，山水入有实景；虽理想派之作，亦先有所本，乃增损而润色之。”（《华工学校讲义》）这种方法上的不同，又和各自的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吾国重文学，文学起初之造句，必倚傍前人，入后方可变化，不必拘泥。
吾国人重哲学，哲学亦因历史之关系，其初以前贤之思想为思想，往往为其成见所囿。日后，渐次发展，始于已有之思想，加入特别感触，方成新思想。吾国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范人物入手。三者如是，美术上遂以不能独异。”“西洋则自然科学昌明，培根曰：‘人不必读有字书，当读自然书。’希腊哲学家言，物类原始，皆记于自然科学。亚理斯多德随亚历山大王东征，即留心博物学。德国着名文学家鞠台（歌德）喜研究动植物，发现植物千变万殊，皆以叶发生。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说词》）这种文化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又直接影响各自的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
“中国之画，与书法为缘，而多含文学之趣味。西人之画，与建筑雕刻为缘，而佐以科学之观察、哲学之思想。故中国之画，以气韵胜，善画者多工书而能诗。
西人之画，以技能及义蕴胜，善画者或兼建筑、图画二术。而图画之发达，常与科学及哲学相随焉。”（华工学校讲义）他认为，中国科学不发达，也妨害绘画乃至整个艺术的进步。所以反复强调，要把科学方法贯注于艺术创作之中。他说：“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构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美虽由于天才，术则必资练习。”（《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他对中西雕塑、建筑、戏剧艺术的比较，也很有启发意义。他说，音乐、建筑皆足以表示人生观，表示之最直接者为雕塑。中西文化不同，其雕塑艺术的创作方法和价值取向，亦不相同。“吾国尚仪式，而西人尚自然。故我国造象，自如来袒胸，观音赤足，仍印度旧式外，鲜不具冠服者。西方自希腊以来，喜为裸象；其为骨骼之修广，筋肉之张弛，悉以解剖术为准。作者固不能不先有所研究，观者亦得为练达身体之一助焉。”（《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说词》）
这正是“冠带之国”很不情愿接纳裸体艺术的文化原因。蔡元培说，建筑“常于实用以外，又参以美术之意味”，因而建筑也是艺术。“建筑者，集众材而成者也。凡材品质之精粗，形式之曲直，皆有影响于吾人之感情。及其集多数之材，而成为有机体之组织，则尤有以代表一种之人生观。而容体气韵，与吾人息息相通焉。”接着，他就论述我国建筑艺术，并参之以中西比较。
他说，我国有七种建筑具有艺术性：一是宫殿，包括陵寝、佛寺、道观等，“率皆四阿而重檐，上有飞甍，下有崇阶，朱门碧瓦，所以表尊严富丽之观者也。”二曰别墅，“萧齐邃馆，曲榭回廊，间之以亭台，映之以泉石，宁朴毋华，宁疏毋密，大抵极清幽潇洒之致焉。”三曰桥，四曰城，五曰华表，六曰坊，七曰塔，不一一详述。“要之，我国建筑，既不如埃及式之阔大，亦不类峨特式之高骞，而秩序谨严，配置精巧，为吾族数千年来守礼法尚实际之精神所表示焉。”（《华工学校讲义》）
戏剧是一种综合体艺术，其教育作用之大，是其他艺术不能相比的。蔡元培说：“于闳丽建筑之中，有雕刻、装饰及图画，以代表自然之景物，而又演之以歌舞，和之以音乐，集各种美术之长，使观者心领神会，油然与之同化者，非戏剧之功用乎？”中西戏剧艺术很不相同，两者都有古老的传统，但由于文化的不同，其发展过程及其体制、形式和价值取向很不一样。“我国戏剧，托始于古代之歌舞及俳优；至唐而始有专门之教育；至宋元而始有完备之曲本；至于今日，戏曲之较为雅驯，声调之较为沈郁者，惟有‘昆曲’。而不投时人之好，于是‘汉调’及‘秦腔’起而代之。”西方之戏剧，托始于古希腊，与中国的戏剧史一样悠久。发展到今天，比我们发达得多，值得我们学习。他说：“西人以戏剧社会教育之一端故设备甚周。其曲词及说白，皆为着名之文学家所编；学校中或以是为国文教科书。
其音谱，则为着名之音乐家所制。其演剧之人，皆因其性之所近，而研究于专门之学校，能洞悉剧本之精意，而以适当之神情表达之。故感人甚深，而有功于社会也。”（以上《华工学校讲义》）蔡元培的中西艺术比较，不仅比较异同优劣，而且揭示这种异同优劣的文化根源，提出现代艺术创新的方法，途径。
四、“以美育代宗教说”
在新文化运动中，他针对基督教教会发起的旨在拉拢青年学生信教的“宗教运动”，而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说，认为人类的信仰应该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之上，而不应该盲从任何的“宗教劝”。当然，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的知、情、意三者的培养教育，都附丽于宗教。但随着哲学、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宗教愚弄、迷信的本质已暴露无遗，人类社会的智育德育已经脱离宗教的束缚而代替了宗教的地位，并且宗教的积极作用已经丧失殆尽。他尖锐地指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
宗教之为物，在欧西各国，已成为过去，对于人的精神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至于宗教仪式，虽然欧西人民亦多入礼拜堂，那不过是一种习惯，并无多大意义。“所可怪者，我中国既无欧人此种特别之习惯，乃以彼邦过去之事实作为新知，竟有多人提出讨论。
此则由于留学外国之学生，见彼国社会之进化，而误听教士之言，一切归功于宗教劝，遂欲以基督教导国人，而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则承前说而稍变之，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视为今日重要问题。”蔡元培说，任何宗教，对于宇宙人生的各种现象，都是以“神道为其惟一之理由”，而且“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的宗派性，以致挑起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基督教与回教的冲突以及基督教内部的新教与旧教的矛盾，正是如此情形。“至佛教之圆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学佛者苟有拘牢教义之成见，则崇拜舍利受持经忏之陋习，虽通人亦肯为之。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专制。
宗教之为累，一致于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为之也。”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宗教迷信早已为现代科学所揭穿，智育德育早已脱离宗教，现在只有情感方面仍附丽于宗教。由于当今的宗教都具有排斥异己的狭隘性，并且与某种政治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对于人的感情不仅起不到教育作用，而是“激刺感情”，即煽动互相仇杀的情绪，使人走向粗俗野蛮。蔡元培说：“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粹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渐消沮者也。”所谓“刺激感情”，就是从某个教派的狭隘利益出发，一味地煽动、诱发人们的感情，使人们的感情束缚于某种功利目的，不可能得到涵养和教育。所谓“陶养感情”，就是用美和艺术去陶冶、净化人的感情，从而养成高尚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