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欧西一些国家，宗教在现代教育的情感领域还有一定的势力。但从发展的观点看，欧西国家的情感教育“实亦有脱离宗教的趋势”。至于中国，宗教势力早已退出教育领域（包括美育），为什么还要把它拉回来？他说：“例如吾国南北朝着名之建筑则伽蓝耳，其雕刻则造像耳，图画则佛像及地狱变相之属为多；文学之一部分，亦与佛教为缘。而唐以后诗文遂多以风景人情世事为对象。宋以后之图画，多写山水花鸟等自然之美。周以前之鼎彝，皆用诸祭祀。汉唐之吉金，宋元以来之名瓷，则专供把玩。野蛮时代之跳舞，专一娱神，而今则以之自娱。”
“又何取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为也！”（以上引文未注明者皆自《以美育代宗教说》）另外，宗教还借自然之美来吸引人，我们也不能不加以注意。
他说：“宗教是靠人心信仰而存在，但是宗教是空空渺渺的，不能使人都信，永久维持着他的势力，故必借着优美的山林，才能无形之中引诱一般人来信他的”这正是中国的寺庙，大都建在名山美景之中的缘故。“宗教是靠着自然美，而维持着他们的势力存在。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的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所以我们要创造更多的精美的艺术，“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以上见《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不仅表现了他的科学精神，也表现了他的人文精神，人本思想；他深刻地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真精神，认为中国的教育传统是“以人道为教育”而不以“神道”为教育。而且教育的方法途径突出审美教育，特别是信仰、理想即世界观方面的教育，更需要美育。因为世界观属于实体世界，只有作为“津梁”的美育或艺术教育才能进入这种境界。蔡元培说：“虽然，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以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然则何道之由？曰，由美感之教育。
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
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挚着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蔡元培那里，美感教育的实质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教育、理想教育。
“以美育代宗教”，是他一生中始终关注的问题。以此题目遗留的文章有三篇，内容各不相同。他还准备以此题写一部系统专着，提纲已经拟定，但由于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的拖累，始终未能完成宿愿而深感遗憾。在他的晚年，即1938年，为肖瑜编着的《居友学说评论》一书作序时说：“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着一书，证成此议；所预拟的条目有五：（一）推寻所自出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缩，以致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惟有美育；（四）论附宗教的美育，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余心，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
可见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是很严肃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表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体认。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既是对中国古代建立在道德主义基础上的人文教育传统的继承，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基础上的人道主义理想，中西融合，古今贯通，从而树立了一种新的道德理想和人格精神。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既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又以自己固有的文化为基础，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剔除其消极、落后的东西，从而建立自己的创新观点。
蔡元培反复强调“以美育代宗教”，反对照搬西方的“宗教劝”，突出地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刻体认。就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其理想和信仰是来自儒家的学说，这种学说所追求的形而上境界，主要是靠艺术－审美而实现的。这种实现方式是躬身体验和直觉感悟，靠的是情感与想象，不同于宗教迷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如其信仰一种外在的、强加的空幻的“天国”或“来世”，不如通过自由的想象与情感体验去享受一下精神自由境界——即艺术－审美境界，才觉得现实一些，可靠一些。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艺术－审美而非宗教；中国人的道德人格培养是靠内省的、完全是自由自觉的，毫无外在的强迫。这二点都是靠艺术教育或审美教育来完成的。蔡元培在借鉴、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在古今贯通的基础上，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因而才能做到，把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和西方文化的长处加以融化而出新。
五、美育方针与美育的实施
1912年2月蔡元培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就任时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后改为《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演说，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和美学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
他批判地继承了清朝末年学部所制定的教育方针。他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因而完全否定了“忠君”、“尊孔”两项。但却吸收了“尚公”、“尚武”、“尚实”三项，并作出新的解释：“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他摈弃“忠君”“尊孔”的封建主义思想、信仰，代之以“世界观与美育主义”，“唯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他逐一论述了五项方针提出的必要性，阐述五者之间的关系。他说，“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舛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所以“军国民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要有强大的武力，首先是国民要有健康的体魄。所谓“军国民主义教育”，实际上讲的是体育。他认为体育是德智美三育的生理基础和前提条件。中国古代教育，尤其明清以来的教育，因忽视体育，致使读书人孱弱如病夫。新式教育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状况，加强体育的培养训练，使学生身强体壮。当然，当今世界之竞争角逐，不仅在武力在体力，而尤其在财力在智力。而且武力必须由财力之“孳乳”，才可成立。
“于是有第二之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实利主义之教育”就是智育。
智育和体育这两项教育，目的是富国强兵。然而，兵强了却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富了却不免以智欺愚，以强凌弱，因而演成贫富悬绝，如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又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以道德教育制约着体育智育，使之有正确方向。“军国民实利两主义，所以补自卫自存之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则所以使之互相卫互相存，皆所以泯营求而忘人我者也。由是而进以提撕实体观念之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归根结底是培养如何做人的，既是体育、智育的人格保证，又是进入高尚精神境界的人格基础。
蔡元培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地充实、完善新式教育体制。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便以北大为基地，全面贯彻他的新式教育方针。1920年，他把新式教育方针精炼地归纳为体智德美全面发展，认为“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其宗旨是“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四字方针中，没有“世界观教育”，因为世界观教育，实际上就是理想、信仰教育，可以包含在道德教育之中。道德教育一方面承担一般的公民道德的培养，另一方面又承担高尚的人格精神教育。因此道德教育，一方面关乎现实世界的利害关系，属于政治领域；另一方面又超越政治，属于更普遍更高尚的精神领域。所以在各种教育中，道德教育是“中心”。
蔡元培说：“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互相关系，莫大乎行，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顾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教育大辞书·美育》）蔡元培从民国政府成立到1940年逝世，多次担任国家文化教育行政的最高领导者，制定教育方针，进行新式教育体制创设，同时把他的美学思想付诸教育实践。
第一，开设美育课，这是民国政府开始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制定新的教育方针后，便雷厉风行地改革、整顿全国的学校教育，建立了新式教育体制和新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等。并且经过半年的准备、筹划，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使新式教育方针、体制得到普遍贯彻、实施。全国教育会议之后，以教育部的名义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和《大学令》，对美育方针作出了政策性说明，规定了各级学校艺术课程的具体内容，明确了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中小学设置音乐（或唱歌）、美术（或图画）、手工课程，这种教学模式，影响至今。1920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率先在北大开设美学课。蔡校长便亲自授课，编写教材。北大开设美学课，也影响全国高校和艺术专门学校陆续开设美学课。
第二，创办各种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而艺术教育团体则是重要的方面。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发动和组建各种研究会，积极热烈地开展学术活动，特别是审美活动、艺术教育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师生们为学的热情和“读书救国”的精神。在文学艺术方面，相继成立了文学、新闻、音乐会、书法等研究会。他尤其关心音乐、绘画两个研究会。不仅参与活动，发表演说，还由学校租赁房屋，作为活动场所，延请导师，指导研究和练习。还亲自为北大乐理研究会拟定章程，其“宗旨在敦重乐教，提倡美育”。音乐研究会还创办《音乐杂志》，蔡元培为之撰写发刊词。发刊词说：“吾国言乐理者，以乐记为最古，亦最精。自是以后，音乐家辈出，曲词音谱，递演递进，并不为古代简单之格调所限制，而辨音原理之论，转涉肤浅。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进步之迟，良有由也。”蔡元培在北大开展群众性的学术活动，创办学术团体，起了示范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三，他还充分运用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倡议和支持创办美术、音乐、戏曲等专门艺术学校，培养艺术教育的专门人材，使艺术教育突破了传统的师徒授艺的旧方式而走向现代科学化。中国古代的专门艺术教育方式是师徒口耳传授，是手工作坊式的，没有普遍适用的组织机构（学校）和知识理论（讲义、教科书）。改变这种旧方式而建立新式的艺术学校，是新式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陆续创办了各种艺术专科学校，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和扶植。1927年蔡元培发起、创办国立艺术大学，并争得政府批准。这中国第一所艺术大学，就座落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岸边。
以上几个方面，都有大量的具体事实记录在案，这里只好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