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两国“道”不合。美国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国家，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不仅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生长的温床，还是少数几个承认庇护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与之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依据冷战后美国流行的“文明冲突论”的看法（clash of civilization），全球政治正在经历一个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的过程。具有相似文化的人们和国家正在聚合，而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和国家将日益分离。亨廷顿认为，未来文明间的冲突很有可能发生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31]文明的冲突，“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32]按此推理，印巴之间的冲突就是一种地区或微观层面的文明断层线冲突。尽管巴基斯坦还不能说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国家，但亨廷顿认为，巴基斯坦是六个可能成为伊斯兰领导的国家之一，因为“巴基斯坦具有面积、人口和军事技术的条件，它的领导人不断试图扮演伊斯兰国家合作促进者的角色，并充当伊斯兰世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言人”。[33]
小结
冷战的结束在两个方面改变了美国与南亚地区的安全关系。一是苏联不再是美国与南亚地区安全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不再从冷战或第三国角度，而开始用双边和地区视角看待南亚次大陆，用不同的方式分别处理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二是美国在南亚的利益及对这些利益的威胁更多地来自南亚内部而不是外部。经济自由化、不扩散和促进民主成为美国在南亚的主要政策目标。
冷战结束，俄罗斯放弃在南亚与美国的争夺，美国成为影响最大的区外大国，与巴基斯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下降相反，印度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南亚地区本身的重要性上升，表现在南亚核扩散、印巴冲突、打击恐怖主义、印度经济成长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和目标。美国的南亚安全战略与其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紧密相关。南亚在美国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南亚是美国实现对欧亚大陆控制的战略支点。印度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印度是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实验室”。
克林顿第一任期，美国希望通过广泛的接触和参与，扩大美国在南亚特别是在印度的经济利益，避免印度和巴基斯坦进一步发展和部署核武器和导弹，保持南亚地区的稳定，以美国的标准促进南亚地区的人权和民主。总之，经济、安全、民主是克林顿全球战略目标的核心，也是其南亚政策的主要目标所在。
安全问题是克林顿第二任期南亚政策的重点议程。印巴核试验和卡吉尔冲突的发生使克林顿作出“南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的判断。美国对卡吉尔冲突的反应表明美国的南亚政策开始向印度“倾斜”，巴基斯坦的军事政变和军人政权进一步扩大了美国与巴基斯坦的距离。克林顿对印度的6天正式访问和在巴基斯坦的4小时停留是这种对印“倾斜”和对巴“疏远”政策的象征。
从克林顿的南亚之行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与南亚地区的安全关系已超越冷战时期以美巴为一方、苏印为另一方的四国双对抗的平衡结构，一方面，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苏对抗不复存在，美国已不需要通过与一个南亚国家（巴基斯坦）结盟来对付地区外的大国（俄罗斯），相反，冷战后美国南亚安全战略的一个考虑是通过发展与另一个南亚国家（印度）的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另一个大国（中国）；另一方面，印巴对抗不符合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由于冷战后该地区的核扩散成为现实，这种对抗和冲突一旦发生将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此外，在处理与南亚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上，美国从积极方面（经济、民主等）出发，发展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而由于消极因素（扩散、地区冲突）不得不继续与巴基斯坦保持联系。
注释
①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56页。
②Warren Christopher，“Strengthening U.S.Relations with South Asia”，Address to the South Asia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New York City，September 29，1994.Dispatch Magazine，U.S.Department of State，Volume 5，Number 40，October 3，1994.
③Robin Raphel，“Up date on U.S.Policy Toward South Asia”，Remark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Pacific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ashington，D.C.，February9，1995.Dispatch Magazine，U.S.Department of State，Volume 6，Number 8，February 20，1995.
④Bruce Riedel，“New Directions in Indo‐U.S.Relations：President Clinton's Visit to India”，CASI Occasional Paper，Number 11，February 21，2000，in http：//www.sas.upenn.edu/casi.
⑤同上。Riedel称之为“a multi‐basket ap p roach”。
⑥1997—2001年担任克林顿政府主管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的Karl Inderfurth于2002年11月13日与笔者面谈时，把克林顿第二任期的南亚政策概括为“强制接触”（enforced engagement），而“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印度”。
⑦Richard N.Haas setaleds.，“Open Letter to the President，Inde pendent Task Force on U.S.Policy Toward South Asia”，Co‐Sponsored 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March 13，2000，in http：//www.brookings.edu/dybdocroot/views/articles/haass/20000313.htm.
⑧有关克林顿访印的情况，可参阅Bruce Riedel，“New Directions in Indo‐U.S.Relations：President Clinton's V isit to India”，CASI（Center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India）Occasional Paper，No.11，21 February 2000；and Bruce Riedel，“New Opportunities in US‐South Asia Relations：An Assessment of President Clinton's Visit to India”，CASI Occasional Paper，No.12，9 May 2000.
⑨前三位访问印度的总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1959年）、尼克松总统（1969年）、卡特总统（1978年）。此外，副总统约翰逊（Lyndon Johnson）、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布什（George Bush）分别于1961年、1966年、1984年访问过印度。
⑩Opening Statement by President Clinton in the Joint Press Conference held in Delhi，March 21，2000.
[11]Kanti Bajpai，“India‐U.S.Foreign Policy Concerns：Cooperation and Conflict”，in Gary K.Bertsch，Seema Gahlaut，and Anupam Srivastava，eds.，Engaging India：U.S.Strategic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New York：Rortledgen，1999，p.194.
[12]Mohammed Ayoob，“India Matter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0，23：1 p.29.
[13]“US‐India Relations：A Vision for the 21 st Century”，Joint US‐India Statement，Agra，India，March 21，2000，in http：//www.state.gov/www/global/human＿rights/democracy/fs＿000321＿us＿indi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