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还同意建立或加强两国间的制度性对话，包括：第一，美国总统与印度总理间的经常性双边峰会；第二，美国国务卿和印度外长每年一次的外交政策对话；第三，美国副国务卿与印度外长每半年一次的安全和不扩散对话；第四，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与印度外长助理举行的外事磋商会，包括亚洲安全对话；第五，反恐联合工作小组；第六，高级协调小组，美方由白宫领导、国务院支持，印方由总理办公室领导、外交部支持，下设美印金融和经济论坛、美印商务对话、美印贸易工作小组；第七，清洁能源和环境协商小组；第八，美印科技论坛。
此外，双方还达成了一些经济贸易协定和环保能源协议，包括4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20亿美元的政府出口支持、4500万美元的发展援助等。
克林顿在印度议会发表的演说和在向巴基斯坦人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全面阐述了美国在南亚主要安全问题上的政策：[14]
关于不扩散，克林顿提出核试验不仅对于全球不扩散机制，而且最终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都是一个错误。两国应放弃核武器，在此之前，应积极参与国际不扩散努力，包括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停止生产裂变材料并加入裂变材料禁产公约谈判，对核项目有关的产品和设备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克林顿指出美国将不会出面调停克什米尔冲突，但对任何有助于印巴两国回到拉哈尔和平进程的可能性提供支持。敦促两国建立有利于和平的气氛，在双边关系上实行一种“4Rs”政策，即：双方克制（restraint by both sides）、尊重实际控制线（respect for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反对武力（rejection of violence）和恢复对话（renewal of dialogue）。
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克林顿强烈要求巴基斯坦利用其与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的影响，促使塔利班停止对恐怖主义训练营和本·拉登的庇护。
在民主问题上，克林顿要求穆沙拉夫为在中央和地方恢复民主提出一个时间表和进程表。
不仅如此，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提出巴基斯坦的八个“需要”：“巴基斯坦迫切需要一个恢复民主的时间表。它需要更好的治理。它需要结束与该地区极端分子组织的危险联系。它需要约束在克什米尔的行动。它需要重新开始、扩大与深化与印度的对话。它需要避免类似卡吉尔之类的冒险。它需要利用其与塔利班和阿富汗的影响结束那里的战争，关闭恐怖主义训练营并把恐怖分子绳之以法。它需要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限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15]
第三节倾斜和疏远：美印、美巴关系的调整
一、倾斜：美国调整对印关系
克林顿的南亚之行，使他成为第一位访问孟加拉国的美国总统，也是30年来第一个访问巴基斯坦的美国总统。但是正如里德尔所说：“克林顿之行更是印度之行，而不是南亚之行。”[16]在印度的6天时间里，克林顿先后访问了新德里、阿格拉、斋浦尔、海德拉巴和孟买这5个城市，在新德里，克林顿的到来带来一股“克林顿热”（Clintonmania）。
克林顿访印的成果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即：“气氛、架构、经济和环境”（atmospherics，architecture，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17]克林顿访印，通过强调双方在经济、民主、地区稳定、反对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毒品贸易、艾滋病等领域的共同利益，使双边关系的气氛大为改善，特别是极大地改变了印度对美国的看法；双方形成的制度性对话，包括从最高领导人到各专业部长、从安全到环境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为“接触”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框架；双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两国开始在环境领域进行实质性合作。
以克林顿访问印度为高潮，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美印关系不仅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印关系，而且也不同于克林顿第一任期的美印关系，有人把这种关系的变化称之为是从冷战时“相互疏远的民主国家”变为冷战后“相互接触的民主国家”。[18]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更把这种关系描述为“天然盟友”（natural ally）。[19]正如美国南亚安全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所说，美印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20]
美国在与南亚关系上出现向印度倾斜的局面，这种倾斜主要表现在：第一，与印度发展长期、全面的关系，包括经济合作、政治对话、军事交流等各个领域，并建立制度的渠道来发展这种关系；第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要求尊重实际控制线、促进印巴间的直接对话、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争端———更有利于印度；第三，承认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并开始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与印度合作；第四，印度成为南亚接受美国发展和粮食援助最多的国家，2000年度美国对印援助达到1.7亿美元，其规模在亚洲仅次于印度尼西亚，是美国对巴援助（378万美元）的45倍。[21]
分析美印关系的这种调整，其原因大致有：
第一，美国开始认识到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美国看来，过去50年印度维持了民主统治，这在新兴独立国家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印度不仅有定期的选举和最高领导人权力的和平过渡，而且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发展：健全的政党制度、有效的司法制度、拥有实权的立法机构和活跃的新闻媒体。美国认为，作为一个独立仅50年，又存在大量文盲的国家，印度能长期、稳定地实行民主制度是非常难得的。
第二，印度成为世界经济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印度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之一，人数达2亿。经过10年的改革，印度的经济增长使之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印度的信息技术（IT）工业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微软的第二个海外办公室就设在印度。美国估计，如果改革顺利，印度经济可望在未来10年保持年均10％的增长速度，这样，印度将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将是增长最快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第三，印裔美国人（Indian‐Americans）在过去10年增长了一倍，已接近200万人。印裔美国人是美国最富裕的移民群体之一，其成员多是医生、工程师和商人，其利益已成为美国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议题。[22]两国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联系更加强了这种趋势。印裔美国人在政治领域也开始扮演更直接的角色。他们通过向联邦、州和地方政治候选人的财政支持以发挥其政治影响。印裔美国人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23]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对南亚地区的认识已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
90年代亚洲特别是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变化使美国认识到要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些变化包括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朝鲜半岛的缓和、日本持续经济衰退、中国的崛起等。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访印前就说：“21世纪头几个十年里，印度将在块头上超过中国。作为送给未来的礼物，我想不到还有比美印建立强大战略合作关系更好的东西。”[24]
第五，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日益突出，即作为世界主要产油区的波斯湾与世界经济主要增长区的东亚之间的必经之路。从更为深层的地区主义和地缘政治分析，次大陆和印度洋已成为美国欧洲—大西洋战略与亚洲—太平洋战略的结合部。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相当长时期美国的两大战略一直是分开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感到有必要开始实行一种新的欧亚大陆战略，把两者结合起来，共同对付俄罗斯和中国。
第六，从大国战略关系来看，中国、俄罗斯、印度是三个最大的不确定国家，俄、中、印三国有相互接近的趋势，由于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存在较大的战略分歧，美国最容易突破的国家就是印度，因此，美国必须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以阻止有可能出现的俄中印轴心。
第七，印度是美国平衡中国力量和抵消中国崛起的最佳选择。因为在美国看来，印度不仅与中国有边界矛盾和历史怨恨，而且印度在经济、政治、安全、地缘上都可以成为中国的竞争者。
总之，美国视印度为一个具有经济潜力和政治民主的崛起中的大国。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认为美国与印度在世界许多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我们在亚洲和次区域的稳定上有共同利益。我们在控制恐怖主义和与恐怖主义分子进行战争的斗争中有共同利益。我们在打击毒品贩卖和有组织犯罪方面有共同利益。我们在使能源在印度洋畅通无阻地通向世界各地有特别重要的利益。”[25]
因此，美国把印度视为一个全球角色和大国来看待。
二、疏远：美国调整对巴关系
美国政府最后还是决定，克林顿的南亚之行包括在巴基斯坦作短暂停留。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亚洲协会作关于克林顿南亚之行和美国南亚政策的演讲时解释道，总统决定去巴基斯坦并不是认可巴基斯坦的军事政变或穆沙拉夫领导的政权，也不是去调停克什米尔问题，而是因为美国在那里有重要和紧迫的利益，包括避免南亚地区冲突的威胁、在巴基斯坦培育民主、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尽力帮助建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环境、同与美国有着友好历史的人民进行交往。[26]
当克林顿于2000年3月24日来到巴基斯坦时，他应该发现此时的巴基斯坦与30年前尼克松总统来访时的巴基斯坦已相去甚远。当时任克林顿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近东和南亚事务高级主任的里德尔这样描绘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过去10年的民主实验已经失败了。这个国家已成为恐怖主义的牺牲品，它已成为威胁整治腐败的联合体。它的西部是一个持续20年战争的邻国（阿富汗），而与印度的关系又反复无常。经由巴基斯坦的毒品买卖不仅对世界，而且对巴基斯坦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巴基斯坦的经济在过去10年停滞不前。”[27]
在巴基斯坦作短暂停留是克林顿在临行前两周权衡再三后才决定的，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巴基斯坦是世界第6人口大国，又是有核武器的国家，离开巴基斯坦，南亚问题无法解决；第二，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国对巴基斯坦有所求，美国很希望巴基斯坦说服阿富汗武装派别塔利班，将恐怖分子本·拉登逐出阿富汗；第三，美国一直强调它与巴基斯坦有“传统的友好关系”，如果克林顿过门不入，无疑将损害巴基斯坦人民的感情和美巴关系。但是，克林顿在巴基斯坦只停留4小时，而在印度访问6天，这种巨大反差很能说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美国南亚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在对巴基斯坦人民发表演说时，克林顿对巴基斯坦支持印控克什米尔武装斗争进行了间接的批评：“我理解你们对克什米尔的关注。我与你们一样深信克什米尔人的人权必须得到尊重。但是，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真理：通过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用更大、更血腥的冲突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和干预，相反，只会失去同情和支持。不管有多大的不平，跨越实控线去支持袭击平民是错误的。”[28]
克林顿南亚之行进一步表明，美国对美印、美巴关系进行了重新估价和调整。冷战期间，美国倚重巴基斯坦，制约苏联在南亚扩张。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美巴关系的基础受到削弱，美印战略合作重要性上升，美巴关系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因此，重印轻巴、厚印薄巴成为克林顿政府的合理选择。
克林顿政府调整美巴关系、疏远巴基斯坦的直接原因：一是1998年巴基斯坦拒绝美国的劝告和利诱，执意进行核试验；二是1999年主动挑起卡吉尔冲突。
因此，“克林顿政府以及随后的布什政府开始视印度为崛起中的亚洲大国，而轻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29]但其根源在于美巴两国“制”不同和“道”不合。
首先，两国“制”不同。在美国看来，美巴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是世俗的西方民主国家，并致力于将其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相反，巴基斯坦是军事独裁国家，政权掌握在通过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上台的军人手里。
根据冷战后美国盛行的“民主和平论”的观点，“在非民主国家里，内部冲突解决更可能是强迫或暴力的结果，？？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进行战争动员时受到的结构约束很少，他们也不大关心民意，因此他们更容易将冲突迅速升级到暴力水平。”[30]尽管还没有到美国与巴基斯坦之间发生战争的地步，但根据这种理论不难推导，非民主无疑是影响南亚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自视为“最强的民主国家”，而印度自称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在外交政策中更强调民主和人权的美国民主党政府眼里，具有50多年持续稳定的民主传统的印度与经常出现军事政变和军人政权的巴基斯坦形成强烈的反差，与美印之间“天然盟友”般的政治亲密关系相比，美巴之间因缺乏新的战略基础而必然变得相互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