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传统类型和基本内容，又是安全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框架。简单地说，安全关系是“国际行为体在安全事务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①安全关系的发展直接决定一个国家安全环境的好坏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美国与南亚地区的安全关系是一种多边关系。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的两个主要国家，美国与南亚地区的安全关系主要是美印、美巴关系，以及在南亚地区安全问题上形成的美印巴三边关系。冷战时期，这种关系主要受制于东西方冷战，服务于美国遏制苏联的需要。因此，对抗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是影响美印和美巴关系的主要因素，南亚地区形成美巴结盟和印苏友好的均势局面。
冷战结束后，安全（地区稳定）、经济（开放市场）、民主（促进人权）成为美国在南亚地区的主要利益和目标。避免印巴克什米尔冲突的升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和实现地区稳定是冷战后美国与南亚地区安全关系的主线。一方面，美国不再从冷战和东西方对抗角度，而更多地从双边和地区角度来处理与南亚地区的安全关系；另一方面，美印关系从“相互疏远”走向战略合作、美巴关系从结盟变为冷淡。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从1998年的印巴核试验、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到2000年的克林顿访问南亚，美国的南亚安全战略也相应地在超越均势理念、超越均势政策之后，实现了超越均势关系。
第一节克林顿第一任期的美国与南亚安全关系
冷战的结束为克林顿政府加强与南亚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美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不再受制于冷战。美国可以就问题本身来判断和决策，直接和面对面地处理该地区的问题。
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1993—1996年）的执政重点是国内经济建设，对外政策上主要是形成和初步实施其“接触和扩展”战略。南亚政策是其全球“接触和扩展”战略的一部分。
1993年8月，克林顿任命其大学同学鲁宾·拉斐尔女士为首任主管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不久就推出了其新的南亚政策———扩大接触（great engagement）。克林顿行政当局制定和执行南亚政策的主要人员包括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鲁宾·拉斐尔和助理国务卿帮办约翰·马洛（John Malott）。其中，鲁宾·拉斐尔在南亚事务中扮演着最积极的角色，她负责国务院新成立的南亚局。
1994年9月29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政府承诺加强与南亚的伙伴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我们之间的价值和利益相一致，？？我们将与你们努力发展一种建设性、平衡和互利的关系。”②
1995年2月9日，拉斐尔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提出，美国在南亚有多方面的目标和利益：第一，避免战争，缓和紧张局势，帮助和平解决冲突；第二，避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进一步发展和部署；第三，鼓励自由市场经济和美国与南亚地区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第四，促进民主和培育广泛公认的人权保护；第五，打击毒品的生产和泛滥。为了实现美国在南亚的利益和目标，美国采取的政策应是广泛的参与。③
促使克林顿行政当局更加重视南亚，采取更为积极的南亚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商业利益。南亚地区占世界人口的20％，印度仅中产阶级就接近2亿，相当于美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并且每年以5％的速度增长，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加上印度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计划，更为美国带来了巨大贸易和投资机会。
美国的南亚政策更多地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其次是防扩散考虑。克林顿当局对南亚的兴趣不仅表现在扩展自由市场和民主，而且有防扩散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核和导弹项目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克林顿政府在军备控制上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而南亚是被认为最有可能发生核冲突的地区。美国特别关注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否向伊朗和其他海湾及西南亚国家出口其核和导弹能力，因为这不利于美国关键的战略利益，如该地区的石油资源。
第三是人权关注。在克林顿上任的最初两年，美国在全球层次倡导保护人权。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人权问题特别引起美国的关注。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防部设立了主管人权和民主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负责评价各个地区的人权记录，南亚地区上述国家违反人权的状况自然引起美国的重视。
第四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泛滥的需要。许多南亚国家存在毒品交易现象。印度和斯里兰卡则受恐怖主义和武装分子的困扰。巴基斯坦被认为是源于阿富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流向其他南亚国家的主要渠道。所有这些因素促使美国关注南亚。
第五是努力结束南亚冲突的愿望。缓和印巴紧张局势和改变阿富汗不稳定局面是美国在次大陆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政府认为克什米尔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人民之间存在争端的领土，把它视为世界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1995年1月，国防部长佩里访印期间，美国与印度签署了第一个安全协定，开始了三个层次的防务合作：一是美印防务政策小组（US‐India Defense Policy Group），美方由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任组长；二是联合技术小组（Joint Technical Group），由负责双用途技术和国际项目的第一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任组长；三是各军种之间的合作（Service‐to‐Service Cooperation），由陆军、空军和海军组成的太平洋司令部负责，与印度开展演习、训练等方面的合作。
1990年10月以后，在《普雷斯勒修正案》的约束下，美国停止向巴基斯坦的军售，但仍保留了双边军事关系。1995年1月，佩里访问巴基斯坦时，双方决定重建1990年以后停止的美巴协商小组（US‐Pakistan Consultative Group）的活动，作为两国国防部讨论安全问题的论坛。除了交换各自对威胁和安全政策的看法外，它还包括讨论双边军事活动（如演习）、维和、反毒品和反恐等。美国中央司令部与巴基斯坦每年举行八次演习，包括陆海空和特种部队演习。在职业军事教育计划下，美国和巴基斯坦各有三位官员到对方军事院校学习。美国海军船只定期访问巴基斯坦，双方还经常有高级军事官员的互访。
第二节2000年克林顿的南亚之行
克林顿1997年1月连任后，调整了国家安全和南亚事务决策班子。在克林顿第二任期，负责南亚事务的政府官员主要有：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助理国务卿因德弗思、国家安全委员会近东与南亚事务主任里德尔。与第一任期主攻国内经济事务相比，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得更为积极。在南亚方面，克林顿继续推行其接触战略，处理了两次危机：1998年的印巴核试验和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2000年克林顿访问南亚是美国对南亚外交的一个重头戏。从这三次事件的发展来看，由于美国的南亚政策向印度倾斜而疏远巴基斯坦，美国与南亚地区安全关系再次发生转变，逐渐超越均势。
1997年克林顿连任后不久，就指示其国家安全班子对美国的南亚政策进行全面评估。“他感到南亚地区被忽视太长时间了，特别是印度，将是21世纪主要的崛起国家之一。美国的南亚政策太受冷战的制约，美印关系成为冷战的牺牲品。”④这一政策评估的基本结论是，美国的对印政策应改变限于处理单一问题的局面，印度的重要性使得美国不能仅仅通过不扩散政策来进行。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许多课题中，印度将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些课题包括：避免核战争、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付艾滋病、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保护环境、阻止全球变暖、消灭贫困等。
因此，“除了不扩散和我们关注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经济和贸易、能源、地区安全、全球安全、环境、气候变化等，都是我们双边关系中应加以处理的。”⑤因此，美国决定在南亚实施新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与印度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接触，⑥其特点是改变以前的平衡政策，更加重视印度，向印度倾斜；改变以前只重视不扩散领域，开始与印度全面地接触和合作。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后，美国决定要加强接触，并派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比尔·理查森访问南亚，表达美国对南亚的新认识。
但是，1998年5月印巴相继进行核试验，严重打击了美国核不扩散的首要外交目标，也使克林顿计划中的南亚之行“泡汤”。1999年春的卡吉尔冲突和随后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以及对美国发出的尽快恢复民选政府的呼吁的拒绝，使克林顿南亚之行去不去巴基斯坦成为一个问题。经过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与印度外长J·辛格之间12轮的安全对话，美印关系得到改善，印巴关系也通过“巴士外交”和拉哈尔峰会得到暂时缓和。克林顿访问南亚的条件渐趋成熟。
2000年3月18日，克林顿总统踏上了出访南亚三国的旅途。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孟加拉国，30年来首次访问巴基斯坦，22年来首次访问印度。克林顿此行被认为是一次“历史性访问”，成为美国“重新定义”美印关系，调整其南亚政策的“里程碑”。
就在克林顿临行之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布鲁金斯研究院组织了一个由22位南亚问题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向克林顿提交了一封公开信，其中提出克林顿南亚之行的四个目标：第一，与印度建立一种后冷战时期的关系，以扩展美印之间的经济和其他形式的相互联系和合作；第二，停止对印巴冲突的观望态度，敦促两国采取步骤以稳定甚至减少他们日益升级的核和导弹竞赛；第三，促使巴基斯坦进行经济改革、法治和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更为负责任的行动；第四，突出孟加拉国作为一个民主和温和的伊斯兰国家的成功之处。⑦克林顿南亚之行，主要是访问印度，是印度之行。⑧克林顿访印是美印安全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克林顿不仅是22年来访问印度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访问印度的第4位总统。⑨访印期间，克林顿承认过去20多年美国对印度的忽视，表示要结束两国因核问题而带来的消极影响，⑩并称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欢迎印度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双方缔结的《印美关系：21世纪展望》的联合声明中，美印关系被定位为“持久的、政治上有建设性、经济上有效益的”新型伙伴关系。根据有的学者分析，这种新型伙伴关系建立在双方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政治利益基础上。[11]
克林顿访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双方发表了《美印关系：21世纪展望》的联合声明。声明全面阐述了美印两国在民主、安全和经济三方面的关系。其中在安全关系上，双方表明了各自在地区安全、国际合作、反恐、不扩散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
关于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声明认为：“在新世纪，印度和美国将成为在确保地区和国际安全中有共同利益和各自责任的和平伙伴。我们将参与经常性的协商和共同努力以促进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战略稳定。我们将共同努力对付恐怖主义和面对其他对地区和平的挑战，我们将加强国际安全制度，包括在联合国，支持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的努力。我们认识到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只能由南亚地区国家自己来解决。印度承诺加强本地区的合作、和平与稳定。”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穆罕默德·阿约（Mohammed Ayoob）把美印之间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反对恐怖主义，促进民主，防止核扩散和在新世纪最初10年遏制中国。[12]
关于不扩散，声明指出：“美国和印度都承诺减少并最终消除核武器，但双方在如何达成这个共同目标上有不同意见。美国认为印度应放弃核武器。印度则认为它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可靠核威慑从而与印度对安全需求的评估相一致。
尽管如此，印度和美国准备共同努力并避免核武器及其发射装置的扩散。为此，我们将坚持和建立进行中的建设性双边对话，？？我们再次确认各自自愿做出的停止进一步核爆炸试验，我们将共同努力并与其他国家一起以尽早谈判达成终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条约。我们都已表示对出口管制的强烈承诺，并将继续加强。我们将一起努力以避免危险技术的扩散。我们承诺建立信任并减少误解的机会。我们将通过受限制的和负责任的方式实现我们的安全需要，并将不卷入核和导弹的军备竞赛。我们将在不扩散和安全问题上寻求减少分歧并增加相互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实现印美关系的所有潜能并为地区和全球安全作重要贡献。”[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