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四家诗”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当时他采纳李斯的建议：“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文化学术全部为官府垄断，平民子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诗经》这块真金美玉，也难免厄运，被无情地抛入了火海。
好在《诗经》是古代知识分子人人必读的教科书，它的四言一句的体式，朗朗上口的音律，更使它可以不必依靠书籍，而赖口耳相传。这就是班固所说的“讽诵不赖竹帛”之意。在汉文帝时终于重新出现了《诗经》热，相继产生了传授《诗经》的申培、辕固、韩婴以及毛亨、毛苌等四家，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鲁诗》、《齐诗》、《韩诗》、《毛诗》。
《鲁诗》因鲁人申培公传授而得名。申培公少时曾师承荀子的学生浮丘伯，向他学《诗》。汉元帝听说申培公对《诗经》很有研究，就召他为博士。申培公晚年家居，以传授《诗经》为业。当时从远方来向他求教的多达一千人。他教过的学生中，就有著名的学者孔安国。孔安国是司马迁的老师，所以《史记》很尊崇申培公，将他列于《儒林传》的首位。汉武帝时，因为要修造天子接待诸侯的明堂（一说是天子的太庙），还特地请他参加讨论。可见他享有很高的声望。申培公说《诗》，多以诗句来印证周代的礼乐、典章制度。他治学的态度十分严谨，有疑问的地方，宁可存缺，也不传授给弟子。因此《汉书·艺文志》对他的评价很高：“齐、韩两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认为申培公说《诗》，比较切近《诗》的本义。《鲁诗》在汉代的地位比较高，汉武帝曾立于学官，动用官府的力量，让士大夫都来学习。
《齐诗》因传授《诗》的辕固生是齐国人，所以称《齐诗》。辕固生是汉景帝时的博士，后任清河王的太傅。他推重儒术，曾为维护儒家学说，而得罪了信奉道家的窦太后。武帝即位后，征召他出仕，此时他已九十多岁了。《汉书·儒林传》称：“齐之言诗者皆本诸固，一时以诗贵显，悉其弟子也。”当时一些重要著述所引用的多是《齐诗》，如《礼》、《汉书》。《齐诗》也被立于学官。这表明《齐诗》在西汉时期也曾经有过很辉煌的历史。但是《齐诗》喜欢把阴阳灾异和《诗》混杂在一起，特别是到了它的末流，说诗者更进一步把《诗》和谶纬之说混合一团，驳杂无稽，遂使《齐诗》在四家诗中最早失传。
《韩诗》由燕人韩婴所传。韩婴，汉文帝时曾任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婴的学说在燕、赵一带很受欢迎。韩婴说诗，继承了古代断章取义的传统。韩婴的著作，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韩故》、《韩诗内传》、《韩诗外传》等，到宋朝时，除了《韩诗外传》外，其他书都失传了。
鲁、齐、韩三家当时都曾被立于学官，得到官方的承认和支持，门下的弟子遍布全国。其中著名的学者，除孔安国、司马迁外，还有刘向，班彪、班固父子，扬雄等人，因而一时铃铎齐鸣，声势煊赫，蔚成风气，成一代之大观。
三家诗在东汉以后渐渐衰亡。根据史籍记载，《齐诗》亡于三国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代。
三家诗消亡之后，它们部分的遗说只见于后人著述的引证中。专门收集三家遗说的，有宋代王应麟的《诗考》，清代范家湘的《三家诗拾遗》，丁晏的《诗考补注补遗》，阮元的《三家诗补遗》，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清朝王先谦作《诗三家义集疏》，旁征博引，勾稽古籍，是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者。
三家诗的衰歇、消亡，跟《毛诗》的昌盛有关，并且牵涉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问题。
汉文帝时，朝廷废除了秦朝的禁书令，鼓励人民献书给朝廷。到汉武帝时，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已经颇具规模。但汉成帝不满足于现存图书的状况，又命谒者陈农到民间寻求遗书，命刘向整理“六经”、赋、诸子等书，命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命太史令于咸校天文、占卜等书，命侍医李柱国校医书。自汉武帝到汉成帝，照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集如山”。刘歆是刘向的儿子，也参与了这个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古籍的工程。刘歆整理古籍时，从秘府中找出了一些用秦篆写成的古书，其中包括《左传》、《礼》、《书》、《诗》。原来，汉武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建自己在山东曲阜的宫殿，拆毁了孔子的故居，拆墙时发现了藏在夹墙中的许多用先秦文字写的古书，其中，包括刘歆发现的那些书。这些书被孔子的第十二世孙孔安国献给朝廷后，就一直被藏在秘府。刘歆找出的这些书，因为是用古文字写的，就叫“古文经”，讲授古文经的学说，称“古文经学”。人们原来所用的经书，是用汉代隶书写的，就称“今文经”，传授今文经的，自然就称“今文经学”。从这以后，经学分成了今、古两派。
西汉时期，古文经学得不到重视，毛亨、毛苌传授的古文《诗经》也遭冷落。据三国时人吴玑和徐敖的解释，毛亨是鲁国人，《毛诗》不被立于学官，毛亨只能在民间招收门徒传授《诗经》，并且写成《毛诗诂训传》一书。毛亨死后，河间献王把他的书献给朝廷，但是没有产生反响。河间献王就立毛亨的弟子赵国人毛苌为博士，让毛苌在中山国内讲授《毛诗》。
汉平帝时，王莽出于政治的需要，重用刘歆，让他掌管儒林史卜，他利用职便，立古文经学于学官，设置了古文经博士。《毛诗》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官方指定的教材。东汉光武帝时《毛诗》被逐出官府，所以学者只能在民间传习《毛诗》，但因三家诗为人所鄙薄，《毛诗》的地位遂日渐显赫。著名学者卫宏、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都以《毛诗》为研习对象。他们在《毛诗》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郑玄，他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奄通古今，遍注群经，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他为《毛诗》作笺注，使《毛诗》更广泛地为社会所接受，三家诗自此便“雨打风吹去”。传授《诗经》的，也就只《毛诗》一家，而“别无分店”了。
齐、鲁、韩三家学派和《毛诗》学派，在《诗经》的研究和解释方面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共同点是他们都把《诗经》当作封建伦理道德的教科书去研习，而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去学习，这样他们往往割裂个别诗句和全诗的关系、歪曲诗歌的原意。例如《召南·小星》本来是写一位小官吏为公务行役，连夜赶路，自伤劳苦之辞：
【原文】【今译】
嘒彼小星，那光芒微弱的小星，
三五在东。稀稀疏疏出现在东方。
肃肃宵征，半夜三更我把路赶，
夙夜在公。片刻不停为公家奔忙。
寔命不同！人跟人的命实在不一样！
嘒彼小星，那光芒微弱的小星，
维参与昂。名叫参和昂。
肃肃宵征，三更半夜我把路赶，
抱衾与裯。肩上还把铺盖扛。
寔命不犹！别人的命实在比我强！
而四家诗都认为写的是“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齐风·东方之日》是一首热烈的恋歌：
【原文】【今译】
东方之日兮！东方的太阳啊，
彼姝者子，那美丽的姑娘，
在我室兮。她在我的屋里。
在我室兮，在我的屋里啊，
履我即兮。相坐相挨很亲密。
东方之月兮！东方的月亮啊，
彼姝者子，那美丽的姑娘，
在我闼兮。她在我的房里。
在我闼兮，在我的房里啊，
履我发兮。相坐相挨情依依。
诗歌描写了男女青年同室欢娱，恩爱缠绵的情景，而四家诗却都以为是“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之”。他们甚至还把《鄘风·柏舟》解释成“女子守节不嫁”。但《毛诗》和三家诗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几点：
1.三家诗把阴阳五行思想与经文结合起来，学说中表现了较浓郁的宗教色彩，三家诗学者的著作，大都繁琐而少学术价值，而《毛诗》按字义解经，训诂简明，较少迷信成份，在政治上主张复古。
2.对某些作品产生的时间，两派主张不一。如《周南·关雎》，三家诗学派认为作于周康王时，《毛诗》认为作于周文王时；《商颂》，三家诗学派认为作于东周前期的宋襄公时代，而《毛诗》派则认为作于殷商时期。
3.对《诗经》中某些作品的解释，两派角度不一样。《毛诗》派更偏重于政治教化，而三家诗还能从民俗的角度来考虑。如对《周南·汉广》，《毛诗序》的解释是“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这就把主题规定为颂美文王。而《鲁诗》、《韩诗》派则提出诗中之“汉之游女”，是汉水女神：“《汉广》，悦人也。”《鲁诗》甚至指出此诗写的是郑交甫和神女恋爱的故事：江妃二女，出游于汉水之滨，邂逅郑交甫，郑交甫见而悦之，便向二位神女求取佩珠。二位神女果然赠珠给交甫。交甫将佩珠挂于胸前。郑交甫走了一段路，回头一看，神女早已缥缈无踪，胸前佩珠也消失不见，心中十分惆怅，感叹不已。故事的结尾说：“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认为这是写人神相恋而不可得的故事。
《郑风·溱洧》：《毛诗》派说这是“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奔，淫风大行，莫之能救也”，而《韩诗》则以为“溱与洧，说（悦）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思与所说者俱往观也”。
4.三家诗和《毛诗》因今古文的不同而存在着文字、训诂上的不同。《毛诗》多用借字，而三家诗多用本字，如《毛诗》的《柏舟》中“我心匪石”，《鲁诗》作“我心非石”。《毛诗》《周南·汝坟》中“惄如调饥”，《韩诗》作“弱如朝饥”。其中“弱”和“朝”都是本字。《毛诗》派释“彼君子女，谓之尹吉”中的“尹吉”为“正吉”，而郑玄据三家诗释“尹吉”为“吉，读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婚）姻之旧姓也”。
5.在个别章数上，两派也有差别，如《小雅·都人士》的首章是：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据郑玄注《礼·缁衣》中，说此章：“《毛诗》有之，三家则亡。”可见《毛诗》中所载的《都人士》有六章，而三家诗所载只有五章。
在“四家诗”中《毛诗》之所以最终压倒群芳，一枝独秀，与它的体例也有一定的关系。
《毛诗》的体例比较完备，有“序”和“传”两个部分。其中以“序”为历代争论的焦点，所以我们重点来说说“序”。
第二节《毛诗序》
《诗经》每首诗的开头，都有一段序文，这就是《诗序》，或称《毛序》、《毛诗序》。前人提出《诗序》有“小序”和“大序”之分，关于大、小序的区别，一向众说纷纭，比较普遍的有这么几种说法：
一、《诗经》的第一首诗《周南·关雎》的前面，有一段较长的序文，这就是“大序”。《关雎》以下每首诗的前面，都有一段较短的序文，这就是“小序”。持此观点的，如宋李樗、黄櫄的《毛诗集解》。
二、《关雎》前面的序文，从第一句到“用之邦国焉”，这一段是说明《关雎》的，这是“小序”。从“风，风也”到最后一句，是总论《诗经》的，这就是“大序”，持此观点的，如隋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所引旧说。
三、每首诗序文的第一句是“小序”。如“《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小序”以下的话，就是“大序”。持此观点的，如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
这是比较常见的三种分法。其实把《诗序》分成大、小序，并没有多大意义，过去一些学者也已指出这个问题。如陆德明就说过：“今谓此序正是《关雎》之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大小之异。”
崔述也说：“余按《诗序》自‘《关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岂得于中割取数百言而以为别出一手？盖《关雎》乃风诗之首，故论《关雎》而因及全诗；而章末复由全诗归于《二南》，而仍结以《关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无大小之分，皆后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那么《毛诗序》的作者究竟是谁呢？这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据张西堂先生在《诗经六论》中的统计，共有十六种说法。例如郑玄以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子夏）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
《后汉书·儒林·卫宏传》说是卫宏作。说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言，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
在纷纭诸说之中，比较有影响的“作者”有三个人，即子夏、毛公和卫宏。子夏作序，已有前人怀疑为不可能之事。其理由有三：
1.《汉书·艺文志》明载子夏传《诗》之事：“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如果子夏为《诗》作序，经传上也应提及，而此事不但不见经传，也不见毛公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