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毛诗》和《鲁诗》、《韩诗》的传授者都源出于子夏，但对诗的解释，三家却不一致。如《汉广》，《毛序》以为“德广所及也”。而《韩诗》则认为是“悦人也”。《邶风·柏舟》，《毛序》以为“言仁而不让也”。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夫人自作。假定《诗序》是子夏一人所作，那么《鲁诗》、《韩诗》对诗义的解释，决不会和《毛诗》如此相左。
3.齐、鲁两地的人传授的都是子夏的《诗》学，那么一定也传授或者了解子夏所作的《诗序》，而事实是，除了赵人毛苌之外，传授齐、鲁诗的人，都不知道有《诗序》。
如果不是子夏，那么是不是毛公呢？也不是。我们知道，《毛诗诂训传》（《毛传》）是毛公所作，如果《诗序》是毛公所作，那么它对诗意的阐释应该和《毛传》一样。而实际上，两者间却有很大的分歧。如“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毛序》的解释是：“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而《毛传》却以为“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又如“君子偕老，副筓六珈”，《毛序》说：“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而《毛传》则说：“能与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两者之间“违戾如此”，可见《序》不是出于毛公之手。
对《毛诗序》作者的猜测，在子夏、毛公之外，大多数学者都倾向卫宏。范晔《后汉书·儒林传》明确指出：“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用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为《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在范晔以前，晋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也提到：“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范晔是南朝刘宋时人，和陆玑时代不同，但两人说法却如此一致。从《毛诗序》的内容来看，它是因袭了《礼记》、《左传》以及《史记》，这必定是在以上各种书传世以后才可能出现的事。《毛诗序》的文字，也不同于孔子、子夏时代，吕思勉对这点有过十分精到的分析：“哀窈窕之‘哀’字，乃‘爱怜’之义，魏晋间人多如此用，汉人用者尚少，先汉更无论矣。知《序》之著于竹帛，必在东汉时也。”从语言的特点来确定作品的时代，确是比较可靠的论断。这样看来，《诗序》的著作权，应该归属于卫宏了。
既然可能是卫宏作了《诗序》，为什么前儒一定认为是子夏作《诗序》呢？甚至如汉代的经学大师郑玄，也游移不定，时而说是子夏所作，时而说是子夏、毛公合作？这种现象，实际是一种功利思想的表现。韩愈曾不客气地批评道：“汉之学者，欲显立其传，因借之子夏。”就是说，汉代学者，借助子夏的地位，来抬高《毛诗》的声望。近代学者郑振铎在《读毛诗序》中更清楚地点明其中的原因：“郑玄他们所以主张《诗序》是子夏作的原故，不外借重以坚《诗序》的信仰而已……汉人传经，其说本靠不住……一方面又希望立于学官，坚学者之信仰，不得不多方假托，多方引证，以明自己的渊源有自。”郑振铎的看法，和韩愈不谋而合，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儒强调子夏作序的用意。
但是近年考古学上的发现，又使卫宏作《诗序》的结论受到了怀疑。近年，人们在安徽阜阳发现了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随葬的遗物，其中有一百七十余条长短不一的竹简，竹简上写的竟然是《诗经》！把这一部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诗经》残本和《毛诗》对照，可看出它的虚词比《毛诗》少，并且有大量异文，把它和三家诗比，也颇有出入，但是出土的《诗经》也有《序》，和《毛诗序》相比，尽管文字上略有异同，但体例和序旨却基本相似。由此可见，陆玑、范晔所说《毛序》是东汉卫宏所作，竟是主观臆测之语。这样一来，《毛诗序》的作者，又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了。
《诗序》究竟是怎样的作品呢？《诗序》是先秦至汉时期，一篇完整的总结性的序文，是儒家对诗歌的特征和功能的总结性文献。《诗序》讲《诗》的精神和方法，倾向于“教化”观念。它任意采用附会的方法歪曲《诗》的原意，使诗歌成为伦理教育的工具。例如，我们前面举过《周南·关雎》这一首诗。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爱情诗。可是《毛诗序》却指出“《关雎》，后妃之德也”。而且进一步说这个后妃是周文王的妃子太姒。她“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孔颖达《毛诗正义》），她日夜想找一个贤善之女（“窈窕淑女”）来配文王，同时协助自己共同治理宫室、帮助文王。太姒这种思得贤才而无妒嫉之心的德行，将教化天下之人，“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强调教化作用，正是《诗序》的基本态度。又如《周南·卷耳》这首诗：
【原文】【今译】
采采卷耳，采呀采卷耳，
不盈顷筐。采来采去不满筐。
嗟我怀人，可叹我心中思念他，
置彼周行。把那竹筐放路旁。
陟彼崔嵬，登上那高高的山冈，
我马虺。我的马疲惫不堪。
我姑酌彼金罍，我聊且举起酒杯，
维以不永怀。希望把乡愁排遣。
陟彼高冈，登上那高高的山冈，
我马玄黄。我的马疲惫不堪。
我姑酌彼兕觥，我聊且端起酒杯，
维以不永伤。在酒中忘记哀伤。
陟彼砠矣，登上那土石山啊，
我马瘏矣。我的马病痛不能进啊，
我仆痡矣，我的仆人躺倒不能行啊，
云何吁矣！长吁短叹在山顶啊！
从诗意分析，很明显是表现女子对行役之夫的深切怀念。这个采卷耳的妇女，一边采摘，一边想象远行的丈夫在旅途中奔波以及思念家中亲人的情景，诗的后三章都是想象之词，想象他升上高岭，登上高冈，触目伤怀，借酒浇愁。而《毛诗序》却把这首诗解作：“《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并据此分析说：首章写后妃的忧念，后三章是后妃想象臣下的勤劳。这样一解释，连朱熹都觉得不妥当，而将其修正为：“后妃思念文王之作，岂当文王朝会征伐之时，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欤？”甚至像《齐风·鸡鸣》这一首十分有趣的、描写夫妻两情缱绻的诗歌，也被提到教化的高度，说是：“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从中可以明白，《毛诗序》讲解诗的时候是把儒家“教化”的观念，渗透于作品之中，抓住个别诗句，借题发挥，而不顾是否歪曲或误解了诗的本意，更不顾是否有强作解人，或使人有味如嚼蜡之嫌。
《毛诗序》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史证诗”。
我们知道，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诗歌，它反映的社会现实是典型的，如果一定要机械地把每一首诗都和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联系起来，对号入座，那就不免导致穿凿附会、胶柱鼓瑟。如《郑风·褰裳》第一章云：
【原文】【今译】
子惠思我，你要是真心爱我，
褰裳涉溱。就提起衣裳涉过溱水。
子不我思，你要是心里没有我，
岂无他人？难道没有别人来相会？
狂童之狂也且。你这个小傻瓜啊！
读诗意，这是首感情热烈的情诗，而《毛诗序》却说：“褰裳，思见（被）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笺》说：“狂童恣行，谓突与忽争国，更出更入，而无大国正之。”郑庄公有两个儿子，一名忽，一名突。忽是太子，庄公死后继位为君，即昭公。而突在大夫祭仲的帮助下夺了君位，即厉公。忽逃到卫国。三年后，厉公派人杀祭仲，由于走漏了风声，计划失败，厉公只好逃亡到蔡国，昭公回国复位。差不多两年后，昭公被杀，公子亹继位。不久，齐人又杀了公子亹，祭仲从陈国接回昭公的弟弟子仪为君。子仪在位十四年，到公元前六八○年，厉公又以武力夺取了君位。忽和突争位之事持续了十几年，给郑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诗序》说诗人希望大国援助郑国，平定内乱。可是从诗本身来看，却并无这种迹象。这只能说因为忽、突之争，在史书上（如《左传》）已有详细记载，《诗序》的作者熟谙这段历史，以史证诗，就把这首诗与郑国公室的权力之争牵扯在一起。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
当然，《诗经》中的确有一些作品是和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有联系的，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鄘风·载驰》，便是许穆夫人为援救卫国，奔走四方时所作；如《陈风·株林》，是为陈灵公淫于夏姬所作，考证这些诗的作者和创作背景，对研究《诗经》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这样的作品毕竟是少数。对《诗序》“以史证诗”的作法，郑振铎先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大概作《诗序》的人，误认《诗经》是一部谏书，误认《诗经》里许多诗都是对帝王而发的，所以他所解说的诗意，不是美某王，便是刺某公。又误认诗歌是贵族的专有品，所以他便把许多诗都归到某夫人或某公、某大夫所做的，又误认一国的风俗美恶，与王公的举动极有关系，所以他又把许多诗都解说是受某王之化，是受某公之化。”（《读毛诗序》）《诗经》里有许多民歌，它们哪里是为王公大臣而作，又如何受某王、某公之化？因此“以史证诗”显然是《诗序》的缺陷。
我们指出《诗序》的不足之处，并非全盘否定《诗序》的价值。如《诗序》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一段论述，就指出了诗歌的发生以及与情感、乐舞的关系。而“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更是有名的关于诗歌与时代政治关系的论述。《诗序》对诗歌的分类（如风、雅、颂），对诗歌的表现手法（如赋、比、兴），对诗歌各自的作用（如“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等）所作的概括而精到的说明，都给后世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借鉴。
《毛诗序》对某些作品创作背景的界定、对某些作品内容的归类，也给后人提供了比较正确的答案，比如指出某些讽刺诗（如《小雅·何草不黄》、《小雅·苕之华》、《大雅·板》）是厉王、宣王、幽王时代的作品，指出“二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讲述周民族的创业者故事的诗等等。迄今为止，《诗序》依然是研究《诗经》的重要参考文献，受到经学界的普遍重视。
第三节东汉以后的《诗经》研究
对《诗经》的研究，大概要上溯到孔子。孔子第一个比较完整地阐述了《诗》的各种功能。例如《诗》对于提高道德与修养的作用；《诗》对于从政与从事外交活动的作用；《诗》对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作用等。孔子关于《诗》的论述，主要见于《论语》的记载。其著名的论述，除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之外，还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及“兴观群怨”之说。孔子认为要修身、立身，必须先学习《诗》，然后才能“事父”、“事君”，考见朝政之得失，进而兴邦利民。但是孔子把学《诗》的最终最高目的，归结为“事父”、“事君”，必然使《诗经》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教科书。孔子的这种倾向，代表了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对《诗》的基本态度，如《国语·楚语》记载：楚庄王向申叔时询问有关太子教育的问题。申叔时列举了许多书目，其中就包括《诗》。他说：“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韦昭注曰：“导，开也；显德，谓若成汤、文、武、周、邵、僖公之属，诸诗所美者也。”由此可见，申叔时是希望太子通过学《诗》，以前代贤君为榜样，也成为一个“圣人”。
先秦时代，人们对《诗》的训诂、校勘、诠释等工作还未开始，一直到了汉代，《诗》被捧上了“经”的宝座之后，对《诗经》的研究，才进入了欣欣向荣的时期。
汉代的《诗经》研究热，出现了“四家说诗”的局面，这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作过介绍。下面谈谈东汉末年郑玄作《诗谱》和《毛诗笺》以后，历代研究《诗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