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导师制对牛津的培训至关紧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就没有其他机会相互切磋、交流。和导师制相辅相成的是各类讲座和研讨会。英国的研究生院体制内本没有美国式的学分制和成绩单制度，也没有正规的期中或期末考试。除了一对一的讨论课之外，学院和研究所并不设正规意义上的课程（course），但有讲座（lectrure）和学术讨论会（seminar）。学院或研究所并不要求学生参加所有的讲座和研究讨论会，但是好多学生都会主动参加。就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来讲，教师会开设一系列的讲座，如人类学入门，家系制度的研究，田野考察的方法论等等。学生可以来，也可以不来。里亚科可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写道：“对我们（里亚科可是出生于英国的加拿大人）来说，讲座是求学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牛津则不然。它们毫无价值，对学生的心智开发并没有什么作用。”总之，牛津的传统是讲座不关大体，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学生可以去听，原因是上讲座课并不是坏事。不管某一讲座有多好，一对一授课并不受讲座限制，去不去听讲座对资格考试并没什么影响。
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师生除了忙于做每星期一次一对一的讨论课和阅读经典著作之外，也需去每周五下午研究所传统的研讨会，这是牛津非常难得的一种社交机会。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学者来自世界各地，发言完以后的讨论通常非常活跃，对演讲者没有丝毫宽容。学者的发言涉及人类学各类主题，系里主要的导师和学者都会来参加，济济一堂，平时并不常见的领域内的学者也都会抽空加入。最具特色的不是这种讨论会本身，而是会后，所有参加的师生客人一起前往附近的小酒吧里喝酒聊天，借此机会可以结识学术圈里的好多人。谈论的话题当然可以和每周讨论会的主题有关，但是也可以聊任何其他话题。我的导师会很客气地请我喝一杯，再聊聊课外的趣事。
研究所内另一社交机会是每星期三上午11点的茶会（coffeetime），这是来研究所访问的学者和所有的师生放松的时候。大家可以借此机会和老朋友聊天，结识新朋友。对所里的研究生来讲，我们在这一随便的茶会上能见到平时难得见面的同学，互通有无。和导师也能聊上几句，弥补每周一次个人授课的不足，而且还有机会和研究所内其他导师交流（基于个人授课制度，学生通常很难有机会和同一研究所内的其他导师接触、交流）。
在牛津的学术环境和导师制下，除了完成分内的学业之外，我得给自己补上好多课，诸如在公共场合演讲的技能，开诚布公地辩难的能力，和老师、同学平等而又自信地交往的心态等等。如果勤奋用功能对付一对一的授课制度繁重的学习任务的话，那么其他的学术技能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多年来惯于全盘接受老师说教的求学心态需要在新的环境下慢慢适应，慢慢变化。
我在学院的寓所面对学院的庭院，庭院的另一头就是学院的餐厅。经常有很多学院的同学说看到我平日总是在书桌前用功。其实，与其说用功，还不如说，自己实在是在压力下吃力地完成每一星期的个别授课计划。这种日子非常紧张，非常黯淡，但是为了完成学业，自己必须坚持下来。这和几个月前自己在复旦南区轻松自在的研究生生活相比，几乎是天壤之别。早起吃完早餐之后就开始读书，接近中午时就到学院的传达室去取信，同时看看学院的广告栏上是否有任何学术活动的消息，或是遇到一位同学聊聊天，然后就是午餐时间。下午也是用来看书，到了晚上一天的学习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就开始读报或是给国内的同学和朋友回信，介绍自己在牛津的经历和感受。此时此刻，能深深引起我共鸣的是钱钟书先生在30年代留学牛津时写的一篇题为《谈交友》的散文。钱先生在文章收尾处写道：到欧洲后，也有一二个常过往的外国少年，这又算得了什么朋友？
分手了，回到中国，彼此间隔着“惯于离间的大海”（estranging seas），就极容易地忘怀了。这个种族的门槛，是跨不过的。在国外的友谊，在国外的恋爱，你想带回家去么？也许是路程太远了，不方便携带这许多行李；也许是海关太严了，付不起那许多进出口税。……我的朋友个个都好，过两天是星期一，从中国经西伯利亚来的信，又该到牛津了，包你带来朋友的消息。对国内友情的眷恋溢于言表。可是，在这种崭新的学习环境中，思乡的同时一定得融入新的团体。
我在牛津的第二学年从1991年10月开始，时间转得比第一年快多了。和阿伦博士的个人授课变成了两周一次，而且授课的侧重点由第一年的基础理论课转为对与自己论文相关的区域的研究。
除了准备个别授课以外，我还得广泛阅读和藏学有关的经典著作和这一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成果，开始构思硕士论文，并要尽快着手动笔。在第三学期，研究所还安排了所有二年级硕士生召开一个论文研讨会。研讨会由研究所内唯一的教授戴维斯（John Davis）主持，在戴维斯教授所在的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也有被译为众魂学院的）的一个小会议室内举行，它按学生姓氏的字母顺序安排好十来位硕士生的演讲次序。每周三下午大家聚到一起，由一个学生研读自己的硕士论文的部分章节，然后大家展开讨论。会后，大家一起到附近的小酒馆（All Bar One）喝酒聊天，聊论文，也谈论时政和周围发生的趣事。
牛津第二年，学业和生活都自主多了。学业有了重心，自己也有了把握，而且大大拓宽了视野。除了完成两周一次的授课之外，还拓宽了自己的社交圈子，认识了不少同学和师长，这为牛津的日子增添了不少光彩。
第二学年刚刚开始，我们就按传统进行了学院二年级全体师生合影。在圣安东尼学院的庭院内，大家聚集一堂，学院里所有的研究员在第一排就座，而所有的学生在后面三四排站立。照片的风格极为典雅，洗出来一看，长长的，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宽的集体合影。另外一次聚会就是一年一度的学院师生晚餐，这可是来牛津以来第一次吃到如此精美而又可口的西餐。我们一百多位师生欢聚一堂，穿着正式的服饰就座，十几位服务员把一道道菜送上来。这可是学院社交的一次盛会。当时记忆最深的是院长达伦多夫致欢迎词时说的，“从某一方面来讲，这样的聚会从一方面向你们解释为何牛津的学生得支付如此高昂的学费”。这引起了哄堂大笑。
如果说到建立学术圈内的社会关系网，牛津的这种传统深厚的社交形式是学者建立关系网，如同一对一的授课制度，不可或缺的。想来，研究员的社交活动自然另有一番情趣。据说，伯林在圣灵学院有一个非常难得的学术小圈子，他的寓所就像是一处度假的好去处，不同的学者来到这里，一边进行随意的学术交流，一边给伯林带来各类新闻。求学于牛津，学生不仅被纳入紧张的导师制授课体系之中，而且还被抛入一张偌大的学术社会关系网之中。
通向新大陆
正是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我才有机会认识藏学家麦克·阿里斯（Michael V.Aris）博士，才有机会得到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求学深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