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斯博士是苏格兰人，出生在古巴哈瓦那。早年在英格兰北部的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取得历史学的博士学位之后，远离英国，执教于不丹皇家多年。在不丹，他学通了藏文，由此开始了藏学学术生涯。回到牛津之后，阿里斯博士先担任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的研究员，期间组织了首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即现在国际藏学学会年会的前身），后来担任了圣安东尼学院的研究员。1990年应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藏学客座教授两年。1992年初夏，由于在牛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经费没有着落，我决定申请试试北美的学校。根据1991年北京藏学会议与会学者的名单，给他们所属的大学寄去了申请，有史伯岭（Eliot Sperling ，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屯分校）、范德康（LeonardW.J.vander Kuijp，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艾尔温·戈斯坦（Melvyn Goldstein，位于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和劳伦斯·爱泼斯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等等。但是，这些大学的经费短缺，即使能录取我入学博士课程，却无法给我提供奖学金。我重点申请了哈佛大学的内亚研究系和印第安纳大学的欧亚内陆研究系。
几天后，我请求阿伦博士给我往美国中部的印第安纳大学写推荐信。阿伦博士寄出给我写的推荐信之后，即来电话告知阿里斯博士家的电话，让我直接和他联系。当时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冥冥之中安排的一个机会。
我马上跟阿里斯博士通了电话，向他简短地介绍了我自己的求学情况。他说，阿伦博士曾经向他介绍过我的情况，让我近日到他家小坐。于是我们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到时我可以更详细地和他聊自己的学业和将来的研究兴趣。
那是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在他位于公园镇住宅小区（Park Town）家的客厅坐下。阿里斯博士非常随意，虽然我们一见如故，可我还是有些局促不安。我们谈了藏学研究现状的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论题。他从书桌上拿给我一本纪念胡·理查德森（Hugh Richardson）的论文集，还有他在哈佛编写的藏文课本和他编辑的刚刚出版的有关洛克在中国边疆的照片集。他还说自己正计划马上在家中开设藏文课，如果我有兴趣，欢迎我加入。我欣然答应。
时候不早，我一边告辞，一边走出阿里斯博士的家。和阿里斯博士交谈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说的，藏学依然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很多领域依然需要学者去开发，大量的藏文文献急需学者们去研读、探讨。如果掌握了藏语文，那么在藏学领域就会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在眼前展开。作为中国的学生，从事藏学研究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我还跟他讲了过去两年跟阿伦博士求学的经历以及现在不能在牛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苦衷。我又提到，已经向哈佛递交了申请，但是最近接到系里的通知，说是哈佛尚未聘定藏学教授，目前难以接收任何博士生。他听后就说，他会马上为我向哈佛的内亚研究系（the Committeeon Inner Asianand Altaic Studies）写信推荐，督促他们马上接收我，前往哈佛求学。
第二天，阿里斯博士就给哈佛大学寄出了一封强有力的推荐信，信中强调，哈佛聘任藏学终身教授一直是哈佛文理学院议事日程上的要事，往后的一两年内肯定会有着落。
从此，每周二和周四晚上，我和其他一些学生到阿里斯博士家上藏文课。
当时来的一共有8个学生，大都在牛津研究佛学，其中3位是东方研究所的印度学专家理查德·干布利奇（Richard Gombrich）教授的学生。
阿里斯博士楼下的厨房就是我们上藏文课的教室。厨房的墙上挂着阿里斯博士的太太昂姗素姬女士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美国《时代》（Time）周刊封面刊登的她的照片，漂亮、妩媚的笑容中带着无法抵御的自信、毅力和决心。昂姗素姬是缅甸民主运动的女领袖。1988年，由于她母亲病危，昂姗素姬离开牛津，赶到缅甸。从此便再也没能离开缅甸，也再没有回过牛津的家，而阿里斯也开始了他颠荡的家庭和学术生活。1995年，昂姗素姬女士的《超越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 and Other Writings）一书以多语种出版。阿里斯博士在序言里写道：
今天，苏（昂姗素姬）在她自己的国度成为良心的囚犯。……多年以前我对她作出的承诺（支持她的事业）现在得以兑现。但是，也许苏和我一样，知道终有一天，这一切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本以为这一切会是在将来，等孩子们都长大以后，可是我们并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命运和历史从不会顺理成章地行进。时运无常，根本不会依据人类的方便来运转。更有甚者，人类历史的法则过于无定，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根本无法以历史为据而行事。这段话不禁深刻地展现了他富有佛性的理念，更是透彻地道出了他对人生深刻的理解和感受。而从昂姗素姬的精神里，我坚信人类该有信仰，而且确有信仰。她是极少数拥有伟大信仰的人之一。从阿里斯博士宁静的仪表，看不出他颠簸的精神生活的痕迹。他柔和的话音不时提醒我，人需要正视现实，需要拿出勇气来一步步走下去。
藏文课上，我们从字母学起，但是进展很快。课间他烧水，我为大家沏好国内带来的龙井茶。那年秋天，我跟阿里斯博士学藏文，一课都没落。他的课一直上到他动身前往缅甸看望素姬女士。
阿里斯博士给哈佛的推荐信寄出已有四个星期了，但是我们尚未收到任何回音。一天，在圣吉尔斯（St.Giles）大街上与阿里斯博士不期而遇，他取下墨镜看着我说：“你还没收到任何回音吗？”当时他正准备动身到缅甸仰光。我说，依然毫无音信。他说会在启程之前，再给哈佛内亚研究系发一封急信，催问情况。听着，我非常感动。他自己正颠簸不定，可是为了我这个才刚认识的学生，竟然事事记在心上，而且尽心尽力地帮忙！
那时，在前往美国或加拿大的计划没有落实之前，我自然想到回国。可是，好不容易取得的留学机会，两年之后即要回国，一切都显得过于仓促。虽然取得了牛津的硕士学位，但是似乎尚未扎实而又全面地掌握社会人类学学科的根基。观望周围学友的心态，对比中外学术环境和条件，便觉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
日子就在这种忙忙碌碌中度过。阿里斯博士去了缅甸，他走之前曾告诫我：“对前往哈佛的机会，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三周后的一天傍晚，我一边做晚饭，一边想着往后的求学之路该如何继续前行。突然，哈佛大学内亚研究委员会的行政人员玛格丽特·林泽（Margaret Lindsay）女士打来电话，通知我说，内亚研究委员会已经决定录取我为特殊学生，前往哈佛开始春季学期的课程，而且系里将支付我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极高点，在渺茫中突然看到了希望。
在牛津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二年，日子飞也似地过去。多少时候，想抓都抓不住。好在这两年在牛津求学的历练使我得以大开眼界，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为走向广阔的天地做好准备。在阿里斯博士的帮助下，我踏上了走向新大陆的旅程。这是因为我挺过导师制授课的磨练的结果，还是牛津大学的学术关系网为我打开了机会的大门？难以说清。可是，在牛津，归根结底，这两者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呢？！这就是纽曼（J.H.Newman）所说的英国重人文精神的精英教育的精髓所在，也正是艾略特（T.S.Eliot）的《四个四重奏———小吉丁》（Little Gidding）的结束一段隐喻道出的高等教育的宗旨：为学子开拓的一片崭新的世界和一段无垠的地平线：
我们将探索不息
而我们一切探索抵达的终点
将赋予我们启程的新起点
并且这新的起点是生平第一遭到达之处。
于我来说，对新世界的探求，对大西洋彼岸高等学府的了解则落在了查尔斯河畔的哈佛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