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牛津的个人授课通常安排在导师的寓所，而导师就住在他所属的学院的四方院内。伯林在牛津大学的新学院（New College）任研究员时，便寓居于学院的四方院内。他有时身穿睡袍或浴袍，甚至坐在床上给学生授课。一次，在个人授课时，一个学生正在起劲地给他读论文，不经意间抬头一看，原来导师正在地毯上起劲地给原来一直放在壁炉台上的电动老鼠闹钟拨上发条，让那老鼠在地上跑。还有一次，伯林给学生布置下次个人授课的任务，刚刚给学生出了一个下周讨论的主题———“自然法权（natural rights）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就忽而转身，指着身后的书架说：“现有的有关自然法权的书全是废物，你什么都不必读，回去好好琢磨就是了。”直至60年代以前，在牛津，学生来见导师授课时还得穿好夹克，带好领带，再加套黑长袍。
不过，到了90年代，牛津早已不再让导师住在学院的四方院内，导师也不再有穿睡袍授课的方便（当然，伯林确实是个特例），而学生在授课时也不必再穿上黑长袍。
我跟阿伦博士上的一对一的讨论课就是属于传统的导师制传授方式。按照第一次见面时约定的，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钟，我到阿伦博士的办公室授课。
每次授课只有一个小时一刻钟，最多不会超出一个半小时，每周如此。此时此刻，学业是我的中心，个人授课又是我的学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从未提出更改个人授课时间的要求。从另一方面讲，我也实在没有时间安排任何别的消遣活动，从而也难以出现日程上的冲突。而阿伦博士也是如此，两年之中，记得只有一次，他要去法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而不得不更改了那一周我们授课的时间。那是仅有的一次。
我的个人授课当然并不会安排在导师寓居的学院的四方院内，而就在导师的办公室。阿伦博士的办公室位于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二楼。一上楼梯，他办公室的门迎面而立。每星期二下午两点整，我走上楼梯时，都奢望上楼和敲门期间能有更多的空间，好让我重重地缓口气。在阿伦老师办公室前留步敲门时，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我总是先轻轻地敲门，然后就听到他的回应：“请进！”推门进去，我们相互做礼仪般问候、寒暄之后，彼此按惯例面对面在沙发上坐下。他的办公室内，两张单人沙发总是斜对随意摆着，一对一授课时，他总是面门而坐，而我则背门而坐。
两点整，开始授课。我们一坐下，阿伦博士先向我讲明今天的上课主题和本周的阅读书目，然后我就开始向他朗读论文，这大约需要15分钟。他一边仔细听着，一边做简短的笔记。他听完后就做一短评，道出问题所在，我们开始就短文的主题和我本周阅读的经典著作发问、切磋和讨论。有时，他会就我读的某一典籍的具体内容发问，以确证我认真读过，并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如果我写的短文中的引文没有指明出处，阿伦博士会马上让我停住，然后明确给我指出来。一次，我直接引用埃德蒙·利奇（Edmund R.Leach）有关列维·斯特劳斯（Laude Levi.strauss）的一段话而朗读论文时没有指明，阿伦博士赶紧打断我，说这段话听上去非常熟悉，如果是一段来自利奇的直接引语，一定得说明出处。阿伦博士还时时提醒我，阅读专著不是为了全盘接受别人的观点，而是在阅读消化的过程中提出疑问，对前辈学者的论点大胆提出挑战。
时常，在授课正中，阿伦博士突然会说：“Oh Gosh！ Ineedacup of tea”（噢，老天，我得来杯茶）。不知是和我的讨论使他犯困，还是英国人喝下午茶的习惯根深蒂固。于是，研究所的秘书就给他送来一杯茶，拌有鲜奶和糖的红茶飘着热气。阿伦博士一边呷着茶，一边继续原来的话题。喝了几口茶之后，他马上来了精神，也放松多了，而我依然挺坐着，浑身紧张，巴望今天的个人授课再次顺利完成。
阿伦博士给我开的第一次个人授课的讨论主题是“人类学家从事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Whatare the ways in which anthropologists undertake their research）？他要求我仔细阅读的是人类学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拉狄克拉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的经典著作。第一次授课时，阿伦博士倒是事先为我写好了阅读书目和短文的主题，但是，随着课程的继续，我渐渐熟悉了个别授课的要点和规则，于是他往往会脱口而出三五本书的书名和作者，还有下一次的论文主题，时常让我应接不暇。光是准确无误地记下讨论的主题对我都是一种挑战。不过，经过几个星期的适应和训练，我开始习惯了这种全新的授课方式。
牛津大学是人类学的发源地。从这一点来讲，我来牛津攻读人类学，可真是来对了地方。埃德蒙·泰勒（Edmund Burnett Tylor）、马林诺夫斯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的田野考察开创了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即参与观察的田野考察法；而拉狄克拉夫·布朗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则奠定了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基石。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在土著人中生活时写下的日记的出版，给人类学家田野考察的意义和方法取径带来巨大的挑战，而拉狄克拉夫·布朗的功能主义的理论剖析也无法解释社会变迁的来龙去脉，但是他们为这一新颖的学科建立了研究方法和理论构架，使社会人类学超越了民族学仅是散乱的记事而缺乏深入分析的特征，摆脱了社会进化论的禁锢，给这一学科开辟了天地，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刚入门，阿伦博士就引导我去啃这些大师的经典著作，可见他为我求得学科切入点的一番良苦用心。
随着学期的深入和学习内容的加深，我们开始讨论婚姻，谈论不同文化对婚姻的理解和实践，而这是人类学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阿伦博士是迪克海姆（Emile Durkheim）和毛斯（Marcel Mauss）的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结构主义在他的理论体系里根深蒂固，所以针对“婚姻”这一看似简单的概念，我需要阅读不同的人类学经典，进而对这一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结构和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十几年后的今天，无疑，讨论这一经典的人类学主题又会有全新的向度。
在阅读与人类学各类中心议题有关的经典著作的同时，我还通过对同一社会的结构的不同理解来通览社会人类学思潮的发展史，尤其是从马林诺夫斯基到毛斯，即从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对此，阿伦教授让我在着重阅读这两位大师的经典著作时，思考如下问题：在哪些方面，马塞尔·毛斯的《论礼物》一文能使我们对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西太平洋特洛布莱恩德岛上的社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每一次上课都是一次折磨，一番挣扎，都是对自己自信心的极度冲击和挑战。每次个人授课结束时，导师会脱口说出书名和作者，还有下一周的论文主题，我匆忙记下。离开阿伦博士的办公室时，我都长长地松一口气，眼前又有整整一个星期属于自己的光明的日子。
和阿伦博士告辞之后就去研究所的图书馆，把下一周的论题和书单整理出来，设法不要把阅读的书目和短文的议题记错。随后，在图书馆查询书籍，如果研究所内没有的话，那么可以到皮特·瑞佛斯博物馆的巴佛尔图书馆去找，或是到东方学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的图书馆、社会科学图书馆（Social Science Library）去找。
借到书后，我就默默地扛着书，回到圣安东尼学院的住处，关起门，开始读起来。稍稍轻松之余，心里还夹杂着对下周要读的著作的好奇，并对下次见阿伦博士、接受个人授课还滋生着一点点上进的希望。
对一个外国学生，尤其是来自亚洲的学生来说，这种导师制带来的是一股巨大无比的压力，且不说专业基础，仅仅是在英文的听、读、写和表达能力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挑战。在国外求学时，常听说西方的突飞猛进的教学方法和我们东方传统的循序渐进的教学差异。每当谈到西方的教学方法时，人们惯用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游泳规则”（The Rule of Sink or Swim）：学生如同一个不知水性的人，老师把他推入大海，让学生自己扑腾。结果自然有两种，要不沉溺，要不就是拼命扑腾而终能熟悉水性。
日子竟然也就这么过来了，一日又一日，一个月又一个月。一次次的个人授课排山倒海般冲击着原有的自信，每每觉得自己不行，稍有松动，整个身体似乎马上从悬崖边滑落。我只能在摸索中慢慢行进，在体验中寻回彻底失落的自信。除了睡觉、吃饭和每周一次的购物，其余的时间都花在阅读上，全力准备下一次和导师见面。每星期如此，一年下来，确实精读了不少经典著作。现在写来似乎平淡无奇，但是，当时每周一篇论文和一对一的讨论课的压力之大，足以把我的精神压垮。
牛津求学的第一年，像是一段漫无边际的旅程，不管怎么使劲都不着边际。
虽然行程漫长，可在我的记忆中却多是空白，似乎没有任何切实的内容，也没有什么闪光点。只是自己把所有的不快都压抑到内心深处，只是希望，通过努力而进入人类学之门。
这种磨练的情境似乎和早年留学剑桥的徐志摩、留学牛津的林语堂笔下的求学情境形成太大的反差。这种学制的收益以高效率的教学体制为基础，学生要么突飞猛进，要么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难怪说到牛津大学的教学时，林语堂曾写到：（在牛津）除了看书、吸烟、写文章以外，他们（指牛津大学的教师）对世人是不负任何义务的。学生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聊天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
林语堂笔下20年代牛津的读书场景随意、潇洒，但是我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对我来讲，能坚持下来，完成每周应该完成的阅读计划，顺利度过每次一对一的授课，可不是随意、潇洒可以描述的。
“牛津的学生被导师的烟枪熏出真学问来”的说法，最早出自加拿大幽默大师斯蒂文·里亚科可（Stephen Leacock）。他著的有关牛津学制的短文，广为流传。和里亚科可同龄的，而且亲身体会过剑桥的学生生活的徐志摩和上过牛津的林语堂都曾引用里亚科可的这一烟枪熏出学问的说法，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牛津大学教学制度的书中都屡屡提及。人们津津乐道的烟嘴喷出的浓烟迎面而来的经历我根本没有过，因为阿伦博士从不抽烟。人类学研究所里，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博士担任研究所主任，他是所内唯一一位教授，总是用烟斗抽烟。显然，在牛津受熏陶的不一定只有烟枪，那里授课制度、经院的氛围和悠久的传统早已铸成一处“大染缸”，身入其境，必受熏染。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要求每个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在第一年的第三学期要选定一个特定的区域来集中学习。我们研究所里的导师专攻的区域有非洲、印度、东南亚、中东，不能不说，英国的人类学依然带有深重的殖民时代的遗风。虽然当时对印度和南亚地区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受导师的影响———
通常学生总要选修导师的研究领域———于是思考再三，我选了南亚作为第二年专攻的方向。这就是我后来从事藏学研究的缘起。
当时选南亚研究的学生有三位，整整一学期，我们精读路易斯·杜蒙（Louis Dumont）的《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e Systemand Its Impliation）一书。每周分章节细细阅读，然后每周一次聚在阿伦博士办公室进行小组讨论，当时刚毕业不久留在研究所任教的马科斯·班克斯（Markus Banks）博士也加入我们的研讨会。这做法很像日本学者一直拥有的会读，而且其阅读和讨论的深度远远超出美国大学的研讨班。阅读量并不贪多，但旨在精深的思考和讨论。一周一个小时区域研究的小组讨论班上，由于充满紧张和胆怯我发言不多，但是由于听力颇有长进，理解和体会大家的讨论并没有什么问题，因此日子过得比前两学期快多了。
经过整整一学年的导师制的磨练，整整两天的资格考试，还有回国旅行，我迈过了一个很重要的门槛，眼前的路该会平坦一些。在牛津求学的第二年，觉得自己心理上坚强好多，生活也丰富了不少，渐渐懂得如何去创造和把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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