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他比我先进，也是我的畏友之一。在“二十年代”中，为了爱国运动，我们之间曾有过一阵争辩。当然，那时候大家都是孩子气，他却比我早认透了帝国主义凶恶的面貌，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反帝”。他接触人民革命的实践也比我早，也比我积极。1952年以后，在文学研究所，他应当是我的领导人，大家还和从前一样，老朋友般的相处着。他过于信任我了，有时我不免辜负他的期待，至今歉然。我有好处，他不放过赞美我的机会，我有缺点，他也不客气地对我说。如他常说：“平伯，你不能这样子。”记得今年春天，在他的黄化门寓所茗话，虽只短短的一会儿，对我却是永远不能，也是不该忘记的。
人人都一往而不返。但他的一往不返，显得这样兀突，使后死者殊难为怀。我只写了一副短短的挽联：
两杯清茗，列坐井长筵，会后分襟成永别。
一角小园，同车曾暂赏，风前挥涕望重云。
几十年的交谊，实非短短的俪偶文字所能包括的；所以这里只叙说他和我最后两面的情形：第一次在十月八日，第二次在十三日，到十七日他就死了。
话说得很平常，却需要一点注释。上联是：文学所开会，大都拼着许多长条案，上面铺着白布。所里只供给白开水。振铎喜欢吃茶，常带着一小匣茶叶。他喜欢和老朋友们坐在一起，往往把他携来的叶子放一点点在我们的茶杯里。十三日我在所中，时间比平日略早些。振铎也就来了，遂在他的办公室小坐。他沏了两杯茶，开会的时刻也就到了，茶还没有喝什么，觉得很可惜。我们便各人携了一只茶杯、一个茶碟，上楼去开会，仍旧并坐在一排。我因那日下午还有教课，先走了一步。会尚未散。也没有能够向他握别。谁知这是最后的一面！只有天知道。
下联是：比这次稍早一点的上星期三，也一样的开会，一样的并坐吃茶，却有伯祥。会散后一同搭乘铎兄的车回城。他要顺途到他的宝禅寺街的新居看看，我们也跟了去。这是所老房子；相当大，池廊亭榭都有，却黯淡了。里边正搬进了许许多多的书籍。有的地方，书架排得这样挤，人要扁着身子才能勉强通过。有一位同志，在那边招呼。厅很宽敞，前面伸出一大方块暗廊沿，大约叫抱厦罢。振铎还说，这里可以借你们昆曲社做曲会。又说，不久他们就要搬家，等他从国外回来，就到新房子里来了。这大屋，他大概一天也没有住过的，我想。
挽联做得不好，哀感却是真实的。但感情虽然真实，能够借这个表现出来么？恐怕不能。下联结句，以碧落代黄泉。要从漫漫的太空里去找长逝的故人，明知这是痴想，有时却由不得自己这样抬头一望。
再说追怀故人，与其用深悲极痛那样的套话，还不如说淡淡的悲哀呵。这样的悲哀，它倒的确不妨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但虽说是淡呵，却会悄悄地，暗暗地，偷偷摸摸地向你袭来，使你有时惘惘然，若有所失。有时木木然发呆等等。假如警觉地仔细寻去，又好像没有什么了。
振铎爱书成癖。万卷楹书身后不知怎么样了。他生前曾说，可以捐给公社开办一个图书馆。我想不久一定会有妥善的安排的。记得古诗有云：“亡书久似忆良朋”，恕我倒过来用，今后，我将时时追念这一本永远找不回来的好书，
1958年11月13日。
五四忆往
五四到现在，恰好四十年。那时我才二十岁，还是个小孩子，对于这伟大、具有深长意义的青年运动，虽然也碰着一点点边缘，当时的认识却非常幼稚，且几乎没有认识，不过模糊地憧憬着光明，向往着民主而已。在现今看来，反帝反封建原是十分明确的，在那时却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伴着它兴起的有新文学运动，在五四稍前，主流的活动，应当说更在以后。我初次学做一些新诗和白话文。记得第一篇白话文，自己还不会标点，请了朋友来帮忙。第一首新诗，描写学校所在地的北河沿，现在小河已填平，改为马路了。仿佛有这样的句子：“双鹅拍拍水中游，众人缓缓桥上走，都道春来了，真是好气候。”以后更胡诌了许多，结成一集曰《冬夜》。这第一首诗当然不好，却也不是顶坏，不知怎的，被我删掉了。北大毕业后到南方，更认识了一些做诗的朋友，如朱佩弦、叶圣陶、郑振铎等，兴致也就高起来。曾出过八个人的诗选集，叫《雪朝》（一九二二年商务版），这里有振铎作品在内。日前我看到谈郑先生遗著的文章，似乎把它漏却，大约这诗集近来也很少见了。
在一九二一年（五四后二年）有《诗》杂志的编辑，中华书局出版。这杂志原定每半年一卷，每卷五期，却只出了一卷五期（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五月）。前三期编辑者为“中国新诗社”，其实并没有真正组织起来，不过这么写着罢了。后面两期，改为文学研究会的定期刊物，还贴着会中的版权印花。实际上负编辑责任的是叶圣陶和刘延陵。这杂志办得很有生气，不知怎么，后来就停刊了。
在这杂志发表诗篇的朋友们，有些已下世了，如半农、漠华、佩弦、统照、振铎诸君；有些虽还健在，写诗也很少，我自己正是其中的一个。这里的诗篇，好的不少，自无须、也不能在本文一一引录。其时小诗很流行，我的《忆游杂诗》，全袭旧体诗的格调，不值得提起，佩弦的小诗，有如：“风沙卷了，先驱者远了。”语简意长，以少许胜多许。
郑振铎在第二号上，有一首《赠圣陶》的诗：“我们不过是穷乏的小孩子。偶然想假装富有，脸便先红了。”只短短的两句，就把他的天真的性格和神情都给活画出了。大约他的老朋友会有同感罢。他自然有激烈悲壮的另一面，如《死者》一诗，载第五号，末句道：“多着呢，多着呢，我们的血——”这已经近似革命者的宣言了。
在第四号上登着叶圣陶《诗的泉源》一文。这短文的论点和风格，就圣陶来说，也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例如；
充实的生活就是诗。……我常这么妄想：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较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也比较的丰盈；我又想，这或者不是妄想吧？
他积年的梦想。目前早已成为现实了。
说到我自己，当时很热心于诗，也发表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作品，现在却怕去翻检它。这刊物原意重在创作，论文比较少。第一期上却登载了我的一篇长文，叫做《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以现在看来，论点当然不妥当，但老实说，在我的关于诗歌的各种论文随笔里，它要算比较进步的。如在第一段里说；“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可惜这里所谓“善”，没有具体的、正确的含义，但文学面向着人民大众，总该说是对的。又如第二段主张“艺术本来是平民的”，而且应当回到平民。还有一段揣测未来的话：
在实际上虽不见得人人能做诗，但人人至少都有做诗人底可能性。故依我底揣测，将来专家的诗人必渐渐地少了，且渐渐不为社会所推崇；民间底非专业的诗人，必应着需要而兴起。……他们相信文艺始终应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是迷误于现在底特殊状况，却忘了将来底正当趋势。
现在劳动人民都在热烈地创作诗歌，我的梦想的实现，正和上引圣陶《诗的泉源》，差不多有类似的情形。当然这里也可能有不一定恰当的话。
在这篇下文我又说到怎样去破坏特殊阶级（当时指贵族阶级）的艺术，需要制度的改造和文学本身的改造：
制度底改造，使社会安稳建设在民众底基础上面。有了什么社会，才有什么文学。……到社会改造以后，一般人底生活可以改善，有暇去接近艺术了；教育充分普及了，扫去思想和文学底障碍；文学家自己也是个劳动者，当然能充分表现出平民的生活。……我们要做平民的诗，最要紧的是实现平民的生活。
这些话，以现在来看，大体上还好。但这篇文章，却被我丢开了，一直没有收到文集里面去，似乎曾被佩弦注意过，或者在《新文学大系》里面有罢。我一直不能够在行动中去实践，也没有在文学理论上去进修，反而有时钻到象牙塔里去，或者牛角尖里去。走错的路，在自己已无由挽回，这个教训，如能为今日的青年引作前车之鉴，也就是我的厚望了。
当全国热烈地纪念五四的时候，我提起这些往事，不由得感到十分的惭愧。在那文中，也未尝没有消极说错的话，例如：
古人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们也正有这种感想。
却想不到“河清”真被咱们等着了。在当时自然万万想不到，也无怪我失言了。因之，我虽有很多的惭愧，却怀着多得多的兴奋。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在北京，于今四十年，我还住在这个城里，有如同昨日之感。想到这里，仿佛自己还是个青年。再说，能够参加在青年的队伍里，劳动人民的队伍里，那就更加觉得年青了。
一九五九，四，十四，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