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②，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③。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④。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⑤，其文漫灭⑥，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
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⑦。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⑧，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⑨，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⑩，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已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注释〕①褒禅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北。本文是作者于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任舒州（今安徽怀宁县）通判时写的。它名为游记，重点却不在记游而在借写游记发议论，说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有坚定的志向，有不畏艰险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善于利用客观条件，才有可能达到高深理想的境界，即使不成功，也可以于己无悔，免受人讥；同时还说明古书不存，唐世以讹传讹的很多，学者治学必须深思而慎取。这与他一生的革新精神和治学态度是一致的。文章记事与议论结合得紧密、巧妙而自然，意到笔随。②浮图：梵文（印度古文字）的译音，也译作“浮屠”、“佛图”、“佛陀”，有佛、佛教徒或佛塔等不同意义，这里指佛教徒，即和尚。舍：用作动词，筑室定居。址：基，这里指山脚。⑧庐冢（zhǒng肿）：房舍和坟墓。慧褒死后大概就埋葬在他生前坐禅居住的地方。④阳：山南为阳。依照本句，前“所谓华山洞者”的“山”字，疑作“阳”。⑤仆（pū扑）：倒。⑥漫灭：指碑文磨灭剥蚀，模糊不可辨认。⑦华字有两种读音，“华实”的“华”，读huá；又为“花”宇的古写，读花。作者认为，既然碑文上作“花山”，那么“华山”的“华”就应读作“花”，读作“华实”之“华”，当是音误。⑧窈（yǎo咬）：幽深的样子。⑨拥：持，拿。⑩咎：责怪。夷：平。庐陵，今江西吉安市。长乐，今福建长乐县。萧君圭，宇君玉，王安国，字平父（fǔ）府，深父、纯父之父，同音）；王安上，字纯父，生平不详。王回，字深父，宋朝理学家，人品文章，为当时所称道。以上四人，名和字并记。
〔译文〕褒禅山，也名叫华山。唐代僧人慧褒起先居住在山脚下，最终又埋葬在这里，因此，那以后就叫它“褒禅山”。现在叫做慧空禅院的，是慧褒生前的禅房和死后的墓地。离禅院东边五里，叫做华山洞的，是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才给它取这个名的。离洞一百多步，有一块石碑倒在路上，碑文模糊不清，只有从那残留的字迹中还可以辨认出“花山”二字。现在读“华”，读如“华实”的“华”，大概是音读错了。山下平坦空旷，有泉水从旁边涌出来，在洞壁上题字记游的很多，这就是所说的“前洞”。顺着山路往上走五六里，有个洞深远幽暗，进洞很冷，寻问它的深度，说是连那些喜欢游览的人也没法走到尽头，叫做“后洞”。我和四个同伴打着火把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难，而看到的景物越奇特。有个惰怠不愿意再往前走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灭了。”于是大家跟他一起出来了。大概我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来，还不到他们到达的地方的十分之一深，可是看看洞的两壁，来这里题字记游的已经少了。大概越往深处，那么到达的人就越少。当从洞中出来时，我的气力还足够用来往里进，火把也还足够用来照明。出洞后，就有人责怪那个想要出来的人，我也后悔跟着他退出，而没能充分享受游览的快乐。
于是我有感慨。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收获。因为他们求索思考深刻，而又处处留心。平坦而又近的地方，游览的人就多；艰险而又远的地方，到的人就越少。可是世上雄伟、壮丽、奇异、不平常的景象，往往在那艰险遥远而人们很少到达的地方，所以不是有志向的人是不能到达的。有了志向，又不随着别人止步不前，可是气力不够，也是不能到达的。有了志向和气力，又不随着别人而懈怠，但到了幽深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分不清的地方，却没有火把之类的帮助，也是不能到达的。然而，气力完全可以达到却半途而废，在别人看来是值得讥笑的，在自己来说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心却不能到达的，可以不必后悔，谁能讥笑他呢？这就是我得到的体会。我对于倒在地上的石碑，又因而感叹古书的散失，后世错讹相传而不能弄清真实情况的，怎么能说得尽呀！这一教训正是治学的人不可以不深刻地思索并慎重地加以吸取的。四个同伴是：庐陵人萧君圭君玉，长乐人王回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人王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