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者是宋立道。一、方先生，您是国内外著名的佛教学者，想请您谈谈您与佛教研究是如何结缘的。我们知道，先生最初是从事哲学思想研究工作的，但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佛学方面，是什么机缘促使先生关注佛教研究的呢？能否简略地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学习研究中国佛教的经历？
我在北大时学的是哲学，尤其是对中国哲学史兴趣比较大。不过当时没有佛学课程，我们只上过两小时的辅导课。1961年，我分配到人大工作，教研室要求青年教师各自申报自己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专攻的一段。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段，当时没有人申报。大家都知道，这一时段中有佛教和道教的问题。我因为对于佛教与道教有兴趣，所以申报了这一时段的思想史研究。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同我生长的文化环境、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浙江是我的老家，那里的佛教文化气氛比较浓厚。现在看来，那里主要是禅宗和天台宗。记得小时候，我母亲每逢初一、十五还吃素。我有几个哥哥都是早逝的，家里人就怕我有意外，怕我“站不住”，特别在我们村的观音菩萨塑像后贴了个条子，求她保佑我。给我起的小名便叫“观生”。村里的庙和小学是连着的，不上课的时候，我常常会溜到庙里去玩，好像对那里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佛教的内涵。家庭和家乡的佛教信仰活动，对我的影响极为深远。恐怕正是这种背景，再加上大学里学了中国哲学，感觉到了佛教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我便对佛学研究有了兴趣和信心。但在20世纪的60年代，到哪里去学佛学呢？打听一下，原来法源寺还真的可以听到佛学课。先去听了一下，觉得真有好多闻所未闻的内容。回来就跟领导汇报，要求去听讲，领导同意了。这样几乎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天天都跑去庙里。记得那年十月，中国佛学院主持教务的周叔迦院长看到我来回跑太累，便问我愿不愿意在法源寺住下来。这样，到下一年五月，大约有八个月，我都是住在庙里的。这期间，我学了佛教的历史、基本教理、佛教原著、因明学等，对佛教思想体系有了初步的印象和了解。我在佛学院的学习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对佛教徒和他们的生活有了直接的感受。我认为这些僧人在道德上比较高尚，在精神上有所追求，他们中有的很有学问。佛学院的老师，多半是饱学之士。他们所坚持的，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都认为是真理。但他们确实有学问，他们的人格也很高尚。这些是我对佛教实际状况的体察，它也影响了我对佛教的态度。
回到学校，我就开始了边学习边研究的生活。我对两晋时期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以人物为中心，一个一个地研究。这样，资料比较具体，也就好把握些。比如我写道安，就把他的本传、其他史料，以及别人的研究成果等都找出来。材料齐备，我才开始研究与写作。第一篇关于道安的文章写出来以后，我就投到《新建设》杂志。结果登载出来了，还接着向我约稿。第二篇文章，我就写了慧远，关于慧远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给《新建设》，另一篇送给了《哲学研究》。送到《哲学研究》的那篇文章，以后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刚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有一次在中关村开会，一位姓张的老学者在发言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只有三篇（中国哲学研究的）文章在美国被译为英文，其中有一篇就是我的关于慧远的研究。
后来我又写了一些文章，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所有的佛教研究活动也就停了下来。1978年以后，虽然恢复了研究，但态度还是比较慎重的。我仍然把精力放在个案研究上。一方面是研究人物，如法藏等；另一面也整理相关的古籍著作。我整理过《华严金师子章》，颇得好评。当时古籍规划小组还专门写了书评，加以肯定。
当然我还接着进行佛教哲学的研究。中国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很为密切，我便想让这两个方面互动起来。我的设想是，利用研究佛教的成果来充实中国哲学的研究；反过来，又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佛教哲学的演变。这个工作的结果使我后来写出了上下册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在这以后，我认为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深化我的佛教义理研究。于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本书。我觉得，要对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都有相当的把握，能把这两者打通，才会得出一点新的东西。《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二、就我们国内的佛教研究的发展历程看，先生在80年代就撰写了介绍中国佛教哲学的著作。重要的是，您的作品，无论是解说的语言，还是概念及体系的组织结构，都不同于以往的佛学思想作品。就其表述的现代性而言，在当时的确是开拓性的。因此，先生关于中国佛教哲学的著作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想请先生谈谈关于中国佛教思想本质的认识。您认为，如此复杂博大的中国佛学，究其根本而言，它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中国佛学是不是以往所说的“教下”的学问，其与“宗下”的学问相比较是不是借助现代语言来表述的“教说”？
印度佛教思想传入中国以后，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适应了中国不同阶层、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需要，最终与儒家和道家思想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博大的精神解脱的思想体系。佛教在中国要面对的是三类人：一是最高的统治者，二是知识分子，三是平民百姓。后两种是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在我看来，儒道为中国社会的治理以及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理论的精神指导，但儒道两家也有它们不够的地方。比如，对人的生死问题、人的精神痛苦问题，它较少涉及，而这是佛教最为擅长的方面。儒和道对彼岸、对来世都讲得比较少，这是长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缺陷。因为人们的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与大众，也都有他们的精神需要。这两类人情况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的地方。总的看来，除了物质程度上存在差异，对于精神需求的紧迫性是一样的。尤其是精英阶层，精神上需要自由和慰藉。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更要缓解现实的困惑与痛苦。因为无法诉求，他们需要有神的帮助，需要外力救援。
人的需求总说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的。对思想自由的追求是内在的。指导内在追求的往往就是宗教。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异，最典型体现在禅宗，禅宗体现了民族化、本土化、时代化。在我看来，佛教中国化的三个要求，禅宗都具备了。在中国佛教当中有教门、宗门两门。按佛教的话说，宗是佛教的宗旨，中国禅宗主要是抓住印度佛教的宗旨、主旨，抓住成佛的根本。怎么能成佛？为什么能成佛？成佛的道路是什么？禅宗认为成佛的根本是明心见性，而不是别的。光读书和多读书并不一定灵验，书读烂了，你不一定能解脱，精神不一定就能自由，不一定能达到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的境界。
我认为禅宗相对而言体现了四个不同：第一，它改变了成佛的途径。宗教解脱，从外在的变成内在的，变成了明心见性，本性的呈现。这样，成佛的标准也就给确立起来了。佛跟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呢？禅宗认为凡夫与佛的区别只在迷悟之间，一念迷佛是众生，一念悟众生是佛，明心见性就能成佛。第二，修行由强调出世转到入世。慧能讲得最明确不过了。他指出信佛不一定都要出家，觉悟也离不开现实世间，人的觉悟是在现实世间实现的，这点跟印度佛教很不一样。第三，觉悟的过程由“渐”而变成“顿”。中国人总希望做什么事都能快一点，但按照印度佛教的说法，那要通过历劫多世才能成佛呀。咱们中国人不能等，也不喜欢等。以往中国人讲成圣成贤，孔子就是圣人，圣贤是看到的，历史上有过，可以做得到，现生成圣。我想这也影响到中国的僧团。如果要太久的时间才能成佛，佛教就有点站不住了。道教可以成仙，儒家可以成圣，而佛教的进展那么慢，可能不行。所以，佛教在这点上必须适应中国人的需求，这样就出现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第四，修行方式由繁杂到简易。按照过去印度佛教教派的讲法，修持要念很多经，修行程序又很繁杂，时间也拖得很长。我们还是要快，真正来得快的，一个是禅宗，还有一个是净土。这些是不是佛教呢？我认为当然是的，因为它们都符合佛教的基本宗旨：解脱烦恼痛苦，解除生死问题，达到成佛的境界。途径和方式有差异，但目的与目标完全一致，这就是中国特色。我想，中国佛教如果完全沿袭印度的，那佛教就没有前进了。印度是一个大国，中国也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发展出了几个宗派，特别是禅宗，都是佛教史上的巨大贡献。中国佛教给印度佛教、世界佛教做出了两大贡献，一是禅宗，一是人间佛教。这都为佛教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维系了佛教的生命。人间佛教与禅宗关系很密切，这个路子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三、与上一个问题相关，方先生您觉得中国佛学中的义理之学与中国佛教哲学是不是对等的关系？作为义理之学的“教说”或“教学”，在今天的寺院修行活动中应该居于什么地位？就世俗的社会而言，佛教的义理之学有什么意义？就出家人的范围而言，义理之学又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我认为佛教义理与佛教哲学不是对等的。义理指的是佛教的教义理论，包括佛教的经、律、论，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文、史、哲；义理是广泛的，相当于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哲学在我看来，其所关注的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通过概念、范畴来表达这种关注。佛教的义理系统是庞大的，其中的缘起、因果、性空、中道、不二等，属于哲学思想，特别是缘起、因果，更是核心观念当中的重点。佛教和其他宗教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缘起论。缘起性空又体现在“三法印”当中。哲学与佛教有一层特别的关系。佛教一开始是批判有神论，它从缘起的角度开始立教，缘起论显然是哲学问题。就当时而言，它反对说世界由大梵天派生出来，也反对多种因素可以综合成一个实在。佛教强调互相依存，由此而引向性空。性空作为对事物本性的评判，当然是哲学问题。我们认为，佛教派别的演变，从其抽象思维的方式看，就是哲学的发展，是不同的哲学理解。
佛教由“人无我”到“法无我”，就进入了大乘。大乘的中观学派强调缘起性空、般若智慧，大乘后来又强调唯识无境，这些显然都是哲学问题。中国的几个佛教宗派，三论、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在哲学内容上都各有发展，尽管它们也有佛教的共同特点。
以前大家争论佛教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或者既非宗教亦非哲学？我认为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而且哲学内容还很丰富。佛教的哲学是它整个宗教思想的基础。在寺庙里，学习义理是很重要的，这就像高等院校中的专业课。佛教中的出家人，应该修习佛教义理，这是他们的专业。当然实践也很重要。皈依佛陀，就要求得体证，这就需要实践，但体证又离不开理论指导，所以，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二者绝不矛盾。归根结底，信佛要落实到实践中，要成就高尚的人格，才算得到了自我解脱。我认为，出家人学习佛教理论，起码有三个意义。
第一，解脱的基础。因为出家人的目的是觉悟，要提高觉悟，这就要求对佛教义理的体证。出家人对宇宙人生要有正确的认识，这是觉悟的关键，解脱的基础。第二，出家人教导在家弟子，要弘扬佛法，都需要有理论。第三，义理的把握是思想发展和创作的前提与基础。佛教不能停顿，它要应时对机。时代不断发展，佛门弟子的需要也在发展变化。有义理基础，才能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才会有理论创新和佛学的发展。如太虚法师、星云法师都是精通佛教义理的。星云法师对禅宗的典故和教人授学的方法很熟悉，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他能够有力地弘扬人间佛教的理念和实践。
我认为，佛教寺院要培养人才，重要的是要让学僧深入掌握佛教义理及相关知识。佛教的义理，对世俗社会有间接意义，因为佛教义理也力图揭示宇宙人生的实相，有助于世间人提升人格。当然，在僧团中便是提升僧格。佛教的义理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某种一致之处，尤其是对道德教育的积极意义上。最近，我还注意到佛教的义理对当今的生态伦理哲学的意义。佛教的伦理思想也可以推动社会的世俗的道德建设，这对改善社会风气、提升道德素质都有很实在的意义。
四、佛教经典浩若烟海，一般读者很难做恰当的选择。先生您多年来都致力于佛学研究，我们想请先生推荐两三部基本经典，并说说推荐这些经典的理由。考虑到读经人的一般情况，作为佛教文化的爱好者，他们或是在家或是出家。是不是他们在学习佛教经典时，也应各有侧重呢？
对中国的佛教徒来说，如果想了解佛教思想的精髓，有几个经典比较重要，即《心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坛经》等。《心经》、《金刚经》涉及般若智慧，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涉及世界观的问题，告诉人们如何看待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心理，如何看待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现象和本质的关系。经典中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极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道理。正因为如此，这些经典的影响力很大。《大乘起信论》的影响也很大，它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而这几个宗派到唐宋以后便成了中国佛教的基本代表。这些宗派都依《起信论》的心性理论为基础而成立起来，或者说它们与《起信论》在思想倾向上是一致的，只是具体表述可能有所不同。《坛经》代表了中国禅宗的思想取向。它也是中国人唯一称“经”的经典。这里体现了中国人的自信和民族自尊。《坛经》是佛教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它的文字浅显，容易理解，表述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与需要。《坛经》在禅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每个宗派的传承自然会重视一定的经典，但我认为，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或者是研究佛教文化的学者，要想很好地了解佛教，都应该对佛教思想、佛教历史及佛教文化有所了解。除了上面的经典，还应该看一些综合性的、准确阐述佛教义理的书籍。
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越来越深入地落实，人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传统的佛教的认识也日益客观、日益深刻。佛教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当中的一个子系统，越来越突显出它的精神魅力。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佛教、中国的佛教文化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积极贡献？
佛教文化有多种文化形态，其中为我们现实社会所最需要的、最能发挥其积极意义的有两个形态，一是哲学，一是道德。哲学方面涉及人们的价值趋向和行为规范。我在2006年举行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发表了《心从正见始——佛教正见和世界和谐》这篇文章。《中国民族报》的“宗教论坛”刊登了，《世界佛教报》也刊登了。《中国民族报》认为这是2006年的宗教论点之一。《中国民族》杂志今年也要转载。我想，这篇文章在认同“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前提之下，讨论了如何从心开始的问题。这涉及的是如何实现和谐的可操作性的问题。怎么开始？我提出六个概念：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这六个词也就是我为《觉群》杂志写的题词。
佛教的伦理有其积极意义。胡锦涛主席提出要讲“八荣八耻”。玉佛寺在响应这个号召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贡献很大。我认为，佛教的伦理道德和“八荣八耻”倡导的主题是相通的，它可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建构和发展。另一方面，我认为佛教通过其文学艺术可以积极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以至精神境界的提升。很多寺院，是群众假日参观的地方。群众来寺庙看看，感情上、心灵上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与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和佛教寺庙都有很大的责任。把我们的寺院建设好，让它给人以一种非常高尚、优雅的精神享受，从而提升精神素质。进一次寺院，有一次心灵的洗涤、净化，这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净化就是道德的提升，佛教文化艺术在这方面功不可没。玉佛寺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它举办的书画展、摄影展、梵乐表演，甚至这个寺庙中建筑的整洁和庄严，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心灵得到净化。我希望上海玉佛寺能成为都市寺院的典范，成为一个佛教文化的基地，这也是对我们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希望玉佛寺能总结经验，将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原载《觉群》，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