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者是张冬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方立天教授所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以下简称《要义》）出版后，引起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专家的关注。专家认为《要义》对中国佛教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刊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要义》著者方立天先生。
记者：方先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著名专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您为何选择了佛教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
方立天：关于开展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的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项目。开展和选择该项目研究及著《要义》，是我多年从事高校中国哲学史教学的一个愿望。中国佛学史研究的前辈汤用彤先生有一句极富有启发性的话：“佛法，亦宗教，亦哲学。”这是汤先生研究中国佛学史的心得体会，其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其一，佛法包含宗教与哲学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佛法是包含宗教与哲学的统一体。作为宗教，佛法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作为哲学，佛法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绪。这也表明，佛法义理既有表现为理论、学说的一面，同时也有超越于理论、学说的一面，不能把佛法单纯视为如同一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其二，佛教哲学是宗教哲学，有着与一般哲学不同的特殊性。我认为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佛教在理论上的思维优长，佛教对中国哲学史的深刻而重大的影响，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等，是十分值得去研究、去挖掘的。
记者：自古以来，哲学作为关于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总的观点和学问，经常寓于宗教和其他的文化形态之中。考察和研究佛教，往往将其置于唯物唯心之对立中加以考察，给予过多的批判，而忽视了揭示其作为宗教哲学所具有的特点。您是如何以中国佛教为对象，从中国哲学史的层面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佛教学者的精神产品、智慧结晶。中国佛教学者大都受过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的熏陶、濡染，为了在中国弘扬佛法，为了提升中国信众的品格，他们自发或自觉地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传统领域，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思想。中国佛教哲学是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是中国佛教学者把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与中国社会实际、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的内涵、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过程，就是印度佛教哲学的中国化过程。中国佛教哲学是对印度佛教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更为重要的，它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我以中国佛教为对象，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脉络来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是基地项目研究及《要义》的基本任务。
记者：从哲学思想相互关联的角度看，中国佛教哲学在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与哪些因素发生联系？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在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与诸多因素发生联系，如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与同时代及前后时代的思想联系，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思想联系，以及与印度佛教哲学思想的联系等。从哲学思想相互关联角度来看，在诸多联系中，以中国佛教哲学与印度佛教哲学和中国固有哲学的思想联系最为重要。由此可以说，印度佛教哲学无疑是中国佛教哲学的源头之一，它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影响是直接的、巨大的、深远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中国佛教哲学得以形成、发展的土壤。与印度宗教性文化不同，富有世俗人文色彩的中国的固有哲学、民间信仰、民间心理、思维方式是中国佛教哲学的又一重要源头。因此，在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与中国固有哲学思想，尤其是与儒、道哲学思想的互动中，探索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及其发展，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国佛教学者酝酿哲学观念、构筑哲学体系时，中国的固有哲学与思维方式，对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运用的思路和方法以及所确立的观点，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固有的哲学与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佛教学者的文化取向、学术取向、思维取向和价值取向。同时，中国佛教哲学又在终极关怀、果报、心性、直觉等诸多方面充实与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并融入中国传统哲学之中，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阐明儒、道、佛的互动关系，有利于反思中华民族哲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层次，有利于把握和剖析民族灵魂，这是该项目研究和《要义》的又一重要任务。
记者：就研究方法而言，佛学在中国的研究，往往采用以经论经的方法。您是如何运用哲学的方法与研究对象进行思想碰撞、“对话”的？
方立天：这个问题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态度，一方面是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方法。
这里先谈第一方面的问题。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我们采取的是客观的、理性的学术立场。这种立场要求我们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具体说，就是要从中国佛教哲学的文献资料出发不持成见和客观公允地加以理解分析，从中探究哲学观点的内涵、根据和特色，发现哲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进而总结出哲学思想的重要原理，并力求做出符合实际的论述和评判。关于研究佛教哲学的态度，汤用彤先生的佛法亦哲学亦宗教的论断，还可以推导出中国佛教哲学研究必须注意的几个关系：一是研究和体验的关系。佛教哲学是宗教哲学，有与一般哲学不同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研究时必须对它进行内在的、渗透的心性体会。我的老师张岱年先生曾教导我：“你研究佛教，可要进去啊。”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佛教哲学的真谛和精义。当然，作为学术研究者来说，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才能确保成果的科学性与深刻性。如果只是“进得去”而“出不来”，则似乎难以有科学研究可言。二是研究与信仰的关系。汤用彤先生过去“反对以盲目信仰态度来研究佛教史，因为这样必然会看不清楚佛教思想的真相”。要看清佛教思想，我们的研究态度应该是，既反对盲目信仰，又尊重信仰。我们“同情默应”佛教信仰，“心性体会”佛教哲学思想，以求获得理解佛教宗教信仰的真谛和佛教哲学思想的真相。三是研究与批判的关系。汤先生主张学者在研究中要贯彻批判的精神，这里的批判是学术性的探讨、商榷、分析、评论。运用普遍的学术准则和共同语言，与研究对象进行思想碰撞、“对话”，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对象，肯定它的合理的看法、论点、思想，揭示它在理论上的问题、矛盾、困难乃至错误，以利于推动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这种批判应当是说理的、与人为善的，不能伤害宗教徒的情感与信仰。
再来谈第二方面的问题。历代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已分别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正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推动了佛教研究的深入开展。我在《要义》一书中，是以中国佛教为对象进行哲学反思，是运用哲学的方法，对中国佛教著作及其思想进行客观的描述、分析、综合、探究、总结。在哲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上，我们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结合现代的人学、宇宙论、认识论、实践论等方法，从中国佛教典籍中筛选出具有深厚哲学意蕴的若干问题，并归结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和实践论等几个大问题，进行哲学的诠释与研究。
2.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佛教哲学的术语、概念和范畴，界定其意义，解说其思想。
3.寻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原来意义。深入细致地咀嚼中国佛教哲学原著的本来意义，把握其立论的精神实质，体会其立论的动机、目的，考量其立论的社会效果。
4.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这就要求研究者超越日常逻辑，转换视角，接近领会和把握其言外的真意。
5.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
6.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中国佛教学者在构筑中国哲学理论体系时，是如何把宗教实践的经验提升为理论认识的，是如何提出概念与运用概念的，是如何把看法、观点进行逻辑组织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形成原理的，对这其间丰富的经验教训进行恰当的总结是富有哲学价值与理论意义的。
7.比较研究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有重要的意义。
8.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佛教哲学思想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经验总结，包含了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智慧结晶。为了缓和、化解人类社会的三大基本矛盾——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充分阐发、彰显中国佛教哲学的道德修持、心理调适、社会稳定和环境保护等功能，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记者：中国佛教学者所关注的富有哲学理性思维意义的重大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中国佛教哲学的中心内容及思想体系是什么？
方立天：历来佛教学者关注的富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大问题，也是现代人所关注的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重大问题。依此标准，中国佛教哲学问题大体分属于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方面，其中人生论和实践论是中国佛教哲学的主要部分，而二者相比，人生论又是中国佛教哲学的基础部分，实践论则是中国佛教哲学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这两部分内涵丰富多彩，独具特色。
以人生论来说，中国佛教人生哲学思想包含了十分广泛的内容：人的构成、人的本原、人的本性、人的定位、人的价值、人生法则、人生感悟、人生理想（境界）和人生修持等，这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对这些问题，中国佛教学者都有所论述。《要义》的人生论部分着重论述的是中国佛教学者关于果报法则、形神关系、人生理想、心性学说和修持方法等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心性论是中国佛教哲学的重点内容之一，了解了中国佛教的心性论思想也就把握了中国佛教哲学的中心环节。
全书设若干专题分述中国佛教哲学的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和实践论四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对中国佛教哲学重要问题的论述，以求比较清楚地阐述某一哲学问题的滥觞、争论、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比较明确地显示某一哲学问题的若干观点之间的肯定、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互动进程，以期准确地揭示某一哲学问题的若干思想轨迹与发展规律。我们这样安排，不仅易于体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也比较有利于人们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重要问题的了解和把握。
这里顺便说一下，在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中，最富有创新、最富特色的也是心性论和实践论，此两论构成了《要义》的两个重点。中国佛教实践论的本质是直觉论，直觉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佛教学者锐利、独特的思维方式。由此也可以说，心性与直觉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两大要点。但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是一个整体，心性论、实践论与人生论以及宇宙论的思想，都彼此相待相渗而融聚成恢宏庞大的哲学体系。为全面彰显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思想内容，才定名为《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12月出版问世。
记者：方先生您的中国佛教哲学研究成果，对于知识阶层从理性上把握佛教，对于将来的佛教哲学研究，对于今后的大学佛教哲学的教学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您能结合教学的实际情况谈谈看法吗？
方立天：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中国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佛教哲学包含了丰富的哲学内容，尤其是佛教人生哲学，对于我们包括知识阶层认识人生、奉献人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把握人性与人欲、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生命价值与人格价值等关系，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对于排除自我执著，淡泊名利，追求理想境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事实上，知识阶层对烧香拜佛并不感兴趣，而对于佛教哲学的理性内容及其合理成分则有强烈的需求。
《要义》虽对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性问题做了一些研究，但其中若干问题均可深入展开，尤其是结合现实，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理念，分别设立专题开展研究，更是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在魏晋时期，一度还成为中国哲学的主要部分。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中，发掘、吸收中国佛教的哲学内容，不仅会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而且对于学生全面认识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内涵、思维方式以及理论经验教训均有所助益。
记者：方先生，谢谢您接受采访。
方立天：我也要感谢您，祝福您诸事顺遂。
[原载《中国大学教学》，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