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是做人之本。
“方”确实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精神脊梁。那些世界上最受欢迎、最受爱戴的人物无不具有“方”之灵魂。武打小说之所以备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它歌颂了一种侠义精神，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没有“方”之灵魂的人，有悖于社会伦理，只会遭到大众的唾弃，永远无法取得最辉煌的成功。但人仅仅依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圆”的包裹，需要掌握为人处世的技巧，才能无往不胜。
“圆”是做人的一种必要。
人生也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做人是与所有阻力进行较量，拼个你死我活，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有些人面对人生疑问时，总是消极地逃避。
做人就要实际一点，为了绚丽的人生，必须忍受许多痛苦，向一些强大的势力妥协。必要而合理的妥协，便是这里所说的“圆”。不会“圆”，就相当于没有驾驭感情的意志，往往会碰得焦头烂额，甚至一败涂地。
人生本来就是人生方圆，方圆人生。在《红楼梦》里有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意思就是说只有对社会上的各种事情都透彻明白了，才算是学问；只有处理人情世故干练而通达，才算得上是文章。而人的一生无非就是为人处世，这就要求我们为人处世要方圆有度。“方”是规矩，是准则，是框架，是做人之本。“圆”是通融，是弧线，是润滑，是处世之道。它要求人能适应，会变通，左右逢源。而圆是没有角的，因此不伤人，当然也不易自伤。无方，世界便无秩序，便无约束。无圆，世界负荷太重，便不能自理。做一个有“心机”的人，只有方圆相济，圆时则圆，方时则方，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因此，方圆人生，就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度，就是一门兼顾与情理的艺术。方与圆要各守疆界，恰到好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方圆要把握好度。
南怀瑾经常说：他把自己以为是道德的东西，固执地抓得很牢，他自己以为的道德，其实是错误的。这叫邪见，也叫戒禁取见，“未达人气”。许多人的道德修养很好，所谓方刚的人，很方正，很刚强，觉得道德是不能碰的。方者就是方者，圆者就是圆者。道理讲得非常对，可是他实在是“未达人气”，对人生的气味，生命的气息都不懂，他自己虽然也是个人，但不通人情，不懂得做人的道理。
南怀瑾曾经说过：过去的读书人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在现代商业社会，读书人则是“学会数理化，卖给资本家”。但南怀瑾自己，既没有把自己“货于帝王家”，也没有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早年，人家拉他进入官场，他没有干。后来，在台湾蒋家父子当权的时候，他有机会踏进仕途，也没有动过心。
另一方面，他并不拒绝与台湾当局的一些高层人士有来往。一天，南怀瑾在给他所创办的协会中的一个“特别班”上课，看到底下坐的全是少将中将，一数他们军衔上的星星，一共有28颗。这些人都是“党国重臣”，握有实权的大人物，是一些台湾政坛的重量级人物。
远离政治是南怀瑾先生的一贯标准，也就是他所坚持的“方”。因此他一生不愿为官，不愿与蒋氏父子过于亲近；另一方面，他并不反对与政要人士来往，只要是专程来听课的，他都来者不拒，并不有意回避。这又体现了他处世的“圆”，或者他所说的“达人气”，也就是有人情味。所以，他不从政，却不反对与政要人士来往。这就是“方圆有度”处世的大智慧。
其实，南怀瑾先生所指的“圆”、“达人气”，实际上是说，要通晓人情世故。他对“人情世故”四个字还曾作出了一种另类的解读。他指出，其实，不管是为政或做事，都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懂得“人情世故”，方能自在做人。“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懂得人，懂得事。
人生可以没有方圆，但不可以太迂，在人生中不可以缺少方圆，但并不可以太滑，方而有度，圆而有限，才能存于一心，游刃有余。
以三国人物而论，兼顾方圆而臻于化境者当推诸葛孔明了，看他忠心耿耿，襟怀坦白的精神，可算是方的典范。
诸葛亮在隐居隆中时，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关心时势，每自比管仲乐毅，负有担大任、致高远的远大抱负。但他又绝不是那种陶醉于功名利禄、汲汲于荣华仕进的俗子。事实上，当时曹操称雄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朋友石广元、孟公威皆投其麾下，他却不为所动，其兄诸葛瑾在东吴颇得重用，他也不去投靠。最后，刘备三顾茅庐，以千古未有的求贤至诚深深打动了他，他才毅然步出草庐，一匡天下。在著名的《戒子书》中，诸葛亮曾如此谆谆告诫：“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先后辅佐刘备、刘禅两代皇帝，可谓是忠心耿耿，公而忘私。刘备很信任他，临死托孤于他，并大义地提出让出天下，但他没有夺取君位的政治野心，侍奉扶不起的阿斗，更加殚精竭虑，“亲理细事，汗流终日”，最后以身殉职，病死军中，时年54岁。诸葛亮辅佑后主，实际上是执一国之政，出帅入相，但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群臣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倘非心底无私，国而忘家，焉能如此！
让我们再来看诸葛亮的思虑周密，举措谨慎的为人，又可称得上是圆的楷模。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真乃金玉良言，至今仍振聋发聩。诸葛亮如此进谏后主，他本人则更是任人惟贤的典范。托志忠雅的蒋琬，清廉有才的费祎，智勇双全的姜维，都得到他的重用和培养。他死后，这几人成为蜀国的中流砥柱。托孤大臣李严运粮失责又谎报军情，被诸葛亮废为平民，但对李严之子仍加以信任，并促进他劝父改过自新。于是李严不仅不抱怨，而且心怀感激，诸葛亮去世，李严因悲痛发病而死。诸葛亮知人善任，明之以法，晓之以情，其服人心如此！在廉洁上，亦堪称典范。他曾上书后主，如实申报个人财产。书曰：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多余财产，那就是对不起国家。这一举措可谓是光明磊落、苍天可鉴。任人惟贤，则是诸葛亮圆的一面。
古语云：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不是老于世故。实际上，圆是为了减少阻力；方是立世之本，是实质，也是为人处世之道。在人事纷繁、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生活中，为人处事，只“方”不“圆”不足称道，只“圆”不“方”更不足取，“方”且“圆”合二为一才是最佳的选择。
国学话谋略
伟人与凡人实际上并无多大差别，只是因为他们具备伟人的品质。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这个“才”，不是才华，而是品质。一个具备优秀品质的人，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会超越他的同类，环境、条件只能制约成功的大小，但绝无法阻止他最终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