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兄弟反目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最为国人熟悉的，当是“玄武门之变。
史书记载：高祖李渊长子即太子李建成性情傲慢、为人懈怠，喜欢饮酒，贪恋女色，爱打猎；高祖第四子、齐王李元吉，常有过错。二人均不受高祖宠爱。而李世民勤政爱民、律己甚严，功勋名望日增，高祖有意让他取代建成为太子，建成心中不安，于是与元吉共同谋划，并答应元吉自己即位以后，立他为皇太弟，所以他们建立党羽，组成太子党，一起排挤李世民。
公元626年7月2日，秦王李世民在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大内皇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一次流血政变，杀死了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此变发生，李渊即立李世民为皇太子。李世民很快继承皇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曾怀疑此段史料的真实性。司马光认为：建成、元吉本是顽劣之人，既然被世民所杀，关于他们的记载，也很可能被史官篡改。
读此段历史，我常感心悸。
兄弟纷争，本属人生常态。宫廷皇子，虽非一母所生，但毕竟血脉相连，加之年龄相若，又一同长大，孩童时代没有心机，他们必定也是童真有趣。一起学书游戏，一定是常有的事情，想来这些兄弟们的感情应该不会太差，但最终因为权力相争，导致兵戎相见、赤血洒地、命归黄泉，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但是，政治家的思维常与我等俗人不同，我想，李世民拉弓射死李建成时，心头必有恻隐、必有抖动，后来他即位后的勤政爱民即为明证，可是，他依然坚决杀死哥哥和弟弟，而且，将哥哥和弟弟的孩子也全部杀死，不留一个。如果不杀建成，无以成就自身伟业，无以施展自我抱负，甚至，担心自己的生命，而杀害哥哥和弟弟的孩子，就是不折不扣的残忍。中国古语“斩草除根即此谓也。这已经完全没有人性人情可言。当然，李世民熟读历史，对以往朝代宫廷之变应该非常熟稔，对皇子之间的残忍纷争也必熟悉。封建王朝，政治更迭，靠的是帝王一句话，而不是制度保证，所以，兄弟相残，就成为夺权的必然之路。我们不能设想，如果李世民心怀慈悲，不去杀死自己的哥哥和弟弟，中国唐朝的走向将会如何？从个人才华和治国方略诸方面考察，李世民当为帝王不二人选，但是，他不大开杀戒，也就无法施展报国宏愿，自然，其后的盛世基本上也会成为泡影，289年的李唐王朝也基本上就改写了。所以，李世民的反目，我们只能长叹一声：悲壮的反目。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不管在历史教材中，还是在百姓口头上，李世民即成明君伟人，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辉煌伟业，他的种种胜事。所有人普遍选择了忘记他与哥哥弟弟在玄武门边的血腥纷争。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历史的浸染：对个人来讲，国事远远胜于家事。
而在近代史上，有一对兄弟失和，竟然从个人恩怨、家庭纠纷演变为大众事件、集体纠纷。这就是鲁迅和周作人。
鲁迅有一篇著名散文《风筝》，主要写的他和弟弟周作人小时候的故事，读来颇为感人。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现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文中还写道：他后来向弟弟提起这事，弟弟已经完全忘记了。这篇美文，对于自己当年的愚昧和鲁莽，深怀忏悔，多么希望能回到从前，和弟弟一起放风筝，可是时光流逝，他们两人已经都是长满胡子的人了。
其实，鲁迅文中述及的兄弟争执，每个生命大致都会经历。我现在也常常记得，小时候，我们姐弟四人经常吵架，气得母亲无计可施，最后只能拿起扫把将我们全部赶走以求清静。孩子的争斗，大多时候，也没有多少能站住脚的理由，也可以说：争斗是孩子的天性。
但是鲁迅写此文，却含着深深的感伤，如果读者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此文写于1925年1月，而在此之前的1923年7月18日，鲁迅就已经和弟弟周作人决裂，从此形同陌路，不再往来。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两兄弟决裂的缘由，很多人研究过，但是终于没有结论，那就是，当事人都未对决裂做过详尽表述。那时，应该是兄弟俩最和睦的时光，两家数口人住入八道湾一处大院，鲁迅和母亲、朱安住前院，而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夫人住后院。1923年7月3日，两人还同去东安市场。7月14日，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兄弟分裂已见端倪。果然，7月18日，周作人写好一信，19日晨交给鲁迅，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7月26日，即收到周作人信一周后，43岁的鲁迅去西四砖塔胡同看房。8月2日，他携妻子朱安，离开住了4年的八道湾大院，搬入砖塔胡同61号小院。
鲁迅性格刚烈，做事决绝，对于弟弟的这封信，一定非常认“真，他不辩解，不回应，用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一“走了之，完成了兄弟之间的诀别，这是何等悲壮！
此后，这对中国最著名的兄弟，单飞了。
关于两人决裂的缘由，各人都有不同表述：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文，持“经济反目说。鲁迅对她说：“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日本人，名叫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当然，因为许广平身份特殊，所以，外人看来有自辩成分。
在谢轶群的《乱世：民国多少事》中，有对许广平文字印证性的如下记载：
全家搬到北京八道湾胡同后，兄弟二人忙于文教事业，周建人还是学生，周母不熟京城，朱安懦弱不识字，所以羽太信子就成了当然的持家人。
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当家本再好不过，但根据周建人回忆，羽太信子是日本妇女中的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六七个，即使鲁迅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
鲁迅将自己的薪水只留下买烟和零用的钱，其余的和周作人的收入一起全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鲁迅和周作人是当时的较高收入者，两人一月收入加起来有六百多大洋，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六万多元人民币。可在羽太信子的奢靡浪费下，家里入不敷出，鲁迅竟要经常去借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为此鲁迅经常提醒要注意家庭开支用度，对羽太信子如此持家感到不满和担忧。周作人的孩子生点小病，羽太信子都要用汽车去接诊价高昂的外国医生来看。
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比较可信。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几代数口一起过，人多嘴杂，矛盾纷呈，解决不了，只能反目。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被喜欢探听绯闻和隐私的人们津津乐道，具体的说法是两种：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周作人妻）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
此种说法，鲁迅儿子、友人后也有辩驳，在我看来，有点绯闻的味道，可笑到不值一驳。网络上，大都用了吸引眼球的炫目标题《引起鲁迅兄弟反目成仇的日本女人》。
因为双方当事人对此均再无回应性文字，加之连鲁迅的儿子也已作古，所以，究竟7月18日发生了什么事件，究竟兄弟俩因何反目，也几成迷局。
我们回头再看鲁迅后来写的《风筝》，不难发现，文字间隐含着对昔日手足情的无比珍惜。
哎，写到此处，我也只能以一诗作结：
读书人一声长叹！
平常兄弟，反目之事也十分常见。兄弟反目，多是因为利益纷争，而兄弟之间，由于天然的勾连，其实更容易产生利益纠结，如果不能忍让，反目就成为必然。鲁迅兄弟的反目，只杜绝了互相交往，而唐太宗的杀戮，着实让人心惊。“手足喻兄弟，就是不可分割的意思。刘备有“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语，虽然让女性不高兴，可是揭示的是兄弟的本质特征。
“兄弟姐妹本是天上的雪花，谁也不认识谁；落在了地上，就融在一起，化成了水，永远不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