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通过投机钻营分子乞乞科夫的经历，不仅是对沙俄社会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的强烈批判，更主要的是对“人性稀薄”的庸俗人际关系的揭露和嘲讽。果戈理的幽默被美国著名作家纳博科夫膜拜，后者在他的影响下，写就了名著《普宁》。
70.泰戈尔用诗歌记录人生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伟大的印度诗人，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祖父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是印度启蒙运动思想家罗·莫汗·罗易的密友，父亲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改革的倡导者。泰戈尔家是当时加尔各答知识界的中心。文化界名流熙来攘往，使泰戈尔从小就感受到文学、音乐和艺术的气氛。
父亲为泰戈尔专门请了各科的著名教师到家里来教课。在这种全面和严格的教育下，泰戈尔广泛接触了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二哥乔提对泰戈尔有很大的影响。乔提是一个有事业心的爱国者，他为了发展民族航运业，曾用本国船只与英国轮船公司竞争，结果失败破产。这件事给了泰戈尔很大的刺激。乔提要求泰戈尔先学好祖国的语言，再去学英语，这使泰戈尔一生可以用优美的孟加拉文创作。
按照父亲的意愿，1878年，泰戈尔进入伦敦大学学习法律。但是泰戈尔早已醉心于文学，对法律不感兴趣。他在大学只念了三个月，便转行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他还特别注重了解英国的社会生活。他对莎士比亚的戏剧、雪莱的诗歌、司各特的小说都十分倾慕。他从欧洲的进步文艺中，汲取了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向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师们学习了许多宝贵的艺术创作经验。泰戈尔把这些所学融入到自己所接受的印度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他一生创作的基石。
回国后，泰戈尔陆续创作了诗剧《大自然的报复》，抒情诗《暮歌》、《晨歌》，诗集《婴儿音乐》、《刚与柔》、《心灵》等。这些作品为泰戈尔带来了声誉，被誉为“孟加拉的雪莱”。
从1890年到1901年，泰戈尔奉父亲之命到乡间去管理田产。走出加尔各答狭小的生活圈子，他来到了孟加拉农村的广阔天地，有机会接触到广大下层群众，并熟悉他们的生活。孟加拉农村的贫困状况，使泰戈尔触目惊心；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专横暴虐，使泰戈尔无法遏制心中的怒火。泰戈尔对那些苦苦挣扎的农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并对农村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企图寻求解决的方法。
严峻的现实和人民的遭遇，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他的多部诗集《黄金船》、《缤纷集》、《碎玉集》、《梦幻集》、《刹那集》、《故事诗集》等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著名的短篇叙事诗《两亩地》就是揭露封建剥削制度罪恶的杰出代表作。此外，他还写了《喀布尔人》、《素芭》、《摩诃摩耶》等60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泰戈尔已由表现内心世界转而反映外部现实生活，在思想和艺术上获得了质的飞跃。
20世纪初到20年代，是泰戈尔一生中创作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爆发时期。泰戈尔毅然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去，他亲自组织群众集会，领导反英游行，发表爱国演说。
在参加政治活动的同时，泰戈尔仍在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长篇小说的撰写上，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小沙子》、《沉船》、《戈拉》和中篇小说《四个人》，这些作品较多地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广泛反映了印度现实中最迫切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的著名诗篇，以他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集《吉檀迦利》为代表，泰戈尔由此成为蜚声世界文坛的大文豪。
泰戈尔生命中的最后20年，为印度独立和世界和平奔走呼号，竭尽全力。他晚年曾先后七次出国访问，足迹遍及欧、美、非、亚四大洲30余个国家。他与罗曼·罗兰、托马斯·曼、巴比塞、法郎士等著名作家共同发起组织“光明团”，反对战争，倡导和平。
泰戈尔晚年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在许多方面突破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藩篱，创作出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这些诗歌记录了他思想转变的历程，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切齿痛恨，摒弃了“非暴力”的局限，转而号召人民同帝国主义、法西斯强盗斗争。泰戈尔晚年诗歌所表现出的进步思想性和战斗性，为印度进步文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41年，泰戈尔在加尔各答逝世，终年80岁。他为印度人民留下一份异常丰富和宝贵的财富：50多部诗集、20多个剧本、近百篇短篇小说、12部中长篇小说、200多首歌、2500多幅画等。
71.罗曼·罗兰为名人写传励志
精通欧洲古典音乐的罗曼·罗兰，以他天才的灵感与手笔创作出一部描写音乐家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这部作品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渗透了音乐性，仿佛一部气势雄壮的交响乐。
作者始终以音乐家的精神状态来揭示主人公的情感领域和内心世界，人物的性格中渗透着音乐的节奏。小说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从小就对音乐特别敏感，他是一个极有天赋的孩子，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只要与他一接触，就会“全部化为音乐”。这种无所不在的音乐，在克里斯朵夫的心中都有回响。对他而言，家乡奔流的莱茵河化为一支悦耳动听的音乐：“波涛汹涌，急促的节奏又轻快又热烈地向前冲刺，而多少音乐又跟着那些节奏冒上来，像葡萄藤绕着树干扶摇直上：其中有钢琴清脆的琴音，有凄凉哀怨的提琴，也有缠绵婉转的长笛……”这是一段典型的描写，除此之外，小说中渗透的音乐感俯拾皆是，就连自然景物的描绘都带有“音乐性”。
更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在作品中，罗曼·罗兰凭借自己对欧洲音乐的深厚素养，插入了许多对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富于真知灼见的评点文字。通过他的评点，人们可以领略到博大精深的欧洲古典音乐真正魅力之所在，从而开启人们心中那扇走向音乐殿堂的高雅之门。
因此，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部富于独创性的作品。它被许多评论家称为“音乐小说”。
罗曼·罗兰这种别具一格的创造，把音乐与小说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文艺结合在一起，产生无穷的魅力，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一位有名的音乐艺术史家、音乐评论家和音乐传记作家。这位世界闻名的反战主义者和进步作家1866年生于法国克拉美西城一个中产者的家庭。罗兰五六岁时，就从爱好音乐的母亲那里得到对贝多芬的认识，接受了音乐的启蒙教育。在大学里，他主要攻读的是文学和历史。由于对社会前途的怀疑，青年时代的罗曼·曼兰是彷徨和痛苦的。22岁时，他写信给早已蜚声世界的文坛泰斗托尔斯泰，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开始根本没有期望托尔斯泰会给他这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以任何回音。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久后竟收到了长达几十页的托尔斯泰的亲笔回信。他鼓励罗曼·罗兰为人类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他说：“一切使人们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们分裂的，是恶与丑。”大师的精神令年轻的罗兰深受鼓舞，在人品上、学识上，罗兰都看到了人类的典范。
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罗兰从戏剧入手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1894年，一名叫做德雷福斯的犹太籍大尉被诬叛国，判处终身监禁，这引起法国社会的轩然大波。1898年，罗兰以“圣正义”的笔名发表了第一部剧本《群狼》，旨在为德雷福斯辩护。因为他认识到了戏剧是直接影响群众的最好手段，既可以针砭时弊，又可以鼓励行动。于是他写出了一组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戏剧，合称为“信仰悲剧”和“革命戏剧”。
20世纪初，罗兰写了一组名人传记，如：《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甘地传》，这是他有感于世风日趋颓靡，把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英雄伟人身上的表现，暴露了罗兰思想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罗兰投入了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创作。这部十卷本的现实主义著作，花费了他20多年的时间，是20世纪文学创作中最伟大的收获之一。也因为这部小说，罗曼·罗兰获得了1913年度法兰西学士院文学奖金和191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从此跻身于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行列。
《约翰·克里斯朵夫》写的是一个个人主义反抗者的悲剧。出身低微但富于音乐天才的克里斯朵夫在童年时代，就显示出刚正的品质。他敢于反抗故意侮辱他的贵族少爷小姐，不向统治势力低头。成为宫廷里的少年琴师之后，崛起的人格精神使他越来越难以被驾驭，他鄙视豪门，反抗贵族，毫不示弱地顶撞向他耍威风、摆架子的公爵。他秉着正直无畏的品德行走江湖，终于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中惹下命案，开始亡命天涯。在巴黎，文化界的庸俗、腐化和堕落又和真正的艺术家克里斯朵夫尖锐地对立起来，使他的反叛性格进一步发展。他不顾一切、横冲直撞，勇敢地揭露法国上流社会的丑恶，但他却落得四处碰壁，备受打击的结局。可这一切丝毫不能消灭他的斗志，他在斗争中变得更加坚强，精神也更加充沛。然而，尽管他的反抗是坚强而勇敢的，却并没有动摇资产阶级的社会，更为可悲的是也没有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只是引起少数同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的共鸣。孤独与沮丧伴随而来，好友奥里维的死又给他以沉重的精神打击。最终，万念俱灰的克里斯朵夫沉醉于自己创作的清明恬静的音乐之中，他同现实妥协之后，也成名成家了。他的晚景是在恬淡的心怀中度过的。
前面已经谈到了这部小说的音乐性，有趣的是，从整体上来看，这部小说有着交响乐般宏伟的结构。主人公一生的悲欢离合、是非曲直、成败得失，犹如交响乐中高低轻重的各种音调，错综交织，形成一股旋律的洪流。整部作品的四部分相当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分序曲、发展、高潮、结尾，气势雄浑，浑然一体，堪称音乐史诗。
72.大仲马从乡村少年到文学巨匠
亚历山大·大仲马(1802～1870年)，法国作家，小时候跟随寡母在乡村度过，21岁到巴黎。1829年，所作剧本《亨利三世和他的朝臣》得到公众认可。此后，其本色和文学才华逐渐得到显示，成为“巴黎之狮”，被认为是法国文学界的半人半神，作品影响遍及文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本人也被称为“和蔼可亲的大力士”。一生写了200多部小说和一些剧本，比较著名的有《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二十年后》、《布拉日罗纳子爵》、《王后的项链》等。尤以前两部小说最为著名。
《基度山伯爵》讲的是1812年初，“埃及号”的代理船长爱德蒙·邓蒂斯受病死途中的老船长之托去见囚禁在一座岛上的拿破仑，拿破仑托他带一封信给其在巴黎的亲信。在和女友的婚礼上，邓蒂斯被逮捕了。原来货轮上的邓格拉斯为了取代邓蒂斯船长的位置和邓蒂斯的情敌弗南勾结，弗南把邓格拉斯写的告密条交给了当局。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发现密信的收信人是自己的父亲，为着自己的前途着想，把邓蒂斯送进了孤岛的死牢中。邓蒂斯在监狱里度过了14年的光阴，他跟着一位神甫学会了好几种语言，并从神甫那里获知了一个秘密：一座叫做基度山的小岛上埋藏着一笔巨大的财富。邓蒂斯设法逃出监狱后，找到宝藏成为亿万富翁。后来，邓蒂斯设法打探出自已被陷害的真相。他首先报答了有恩于他的船主，而此时的未婚妻已成了弗南太太，老父也郁郁病死。怒火中烧的邓蒂斯经过八年的精心准备，决定赴巴黎复仇。
此时的维尔福已是巴黎法院检察官，邓格拉斯成了银行家，弗南成了伯爵。邓蒂斯化名基度山伯爵，借他人之手揭露了弗南20年代在希腊出卖和杀害阿里总督的丑闻，弗南找基度山伯爵决斗却遭到一番嘲讽。得知基度山伯爵的真实身份，加之妻儿离家出走，在害怕和绝望之余，弗南自杀了。于是，基度山伯爵又接着在投机事业中连续打击他的第二个仇人邓格拉斯，使他趋于破产。接下来，基度山伯爵又采用一系列手段，使邓格拉斯一家容颜扫地，完全破产。最后，基度山伯爵用更加残忍的手段对大仇人维尔福进行报复。他设计揭穿了维尔福和邓格拉斯夫人曾经偷情的丑闻，然后又设计使维尔福的后妻犯下几条命案而自杀。当维尔福在审理安德列亚的案件时，却发现儿子竟是罪犯。在过度的刺激和打击之下，维尔福发疯了。于是，大仇已报的基度山伯爵安排好后事，永远离开了巴黎。
《基度山伯爵》写的是一个报恩复仇的故事，以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为背景，在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方面不是太高。小说的主人公只是一个仅仅局限于个人恩怨的纯粹的报恩和复仇者，他除了复仇还是复仇，对社会完全“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而对社会历史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喜恶显得漠不关心，在完成自己的复仇“事业”之后就匆匆消失了。因而，作者所宣扬和崇尚的价值观和英雄观并不值得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