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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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舞蹈艺术(2)

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分上中下三层,全为英武的兵士,手执干矛弓箭,奋勇作战,还有兵士摇桨划船,有人专司敲击战鼓以鼓舞士气。现藏于故宫的画像纹铜壶,也是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铜壶有二环,大致分六层,乐的乐器,即战争时“鸣金收军”的“金”。铜壶颈部有“采桑舞图”,正中身材修长的采桑女,正在扬起窄袖起舞,左右二人抬手击,热情洋溢。成都与河南汲县两铜壶只有微小的不同处,可能原均为楚文物,后者流入巴地。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铜壶壶盖上,也有一幅“采桑舞图”,舞女们在桑树下有的采桑,有的举袖起舞,服饰舞姿与以上所述铜壶舞姿近似,战国时期南方的舞蹈女伎多为细腰长裙,细长袖,是一时风尚。传为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玉雕舞女佩饰,上部用小玉管排列成T形,下方的玉管之下悬垂一对玉雕舞伎。额发为半月形,两鬂卷曲,长裙,宽袖外又套窄袖,斜裙绕襟,腰系宽带,尾部垂下,两舞伎各用左右手上举互接,翩翩起舞,造铟对称中显示出活泼优美。这种战国玉舞人佩饰的出现,不仅证明它已突破西周仅限于礼制佩玉的制度,而且就舞姿的新颖别致来看,此时舞蹈已开一代新风,更具有娱乐欣赏的审美价值。无独有偶,在北方的匈奴,则盛行石佩饰,内蒙古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西沟畔战国墓出土的匈奴石佩件五件,其中四、六两舞伎,头戴冠,长袖绕身腰间系带,两腿一前一后,前屈后跪,是极为珍贵鲜为人知的匈奴舞姿。北中国还有山西长治出土的陶舞俑,为男子独舞,似模仿鸟飞动作,八人伴奏,伴唱,舞人头左上方梳偏髯。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有线刻乐舞图,树下一击鼓而舞的女伎,女伎着斜长裙,服饰舞姿颇似楚舞,从中可以看出战国时南北乐舞交流的遗迹。

秦汉舞蹈

秦汉时期,我国已建立并逐渐巩固了中央集扠的封建社会,汉高祖刘邦起自民间,喜爱楚地民间歌舞,当他取得政权,返回故乡沛县时,感慨万分,自起舞歌《大风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汉高祖最宠爱的戚夫人,善“楚舞”和“翘袖折腰”之舞。这种形象在汉幽像石中经常可以看到,如河南南阳汉刺像石,右方两个舞伎,并排折腰而舞,舞伎着长袖花衣,细腰长裙,同向右方折腰(旁腰)90度,两上臂平抬,与上身平行,足下踏鞠(球)为高难度动作,右旁一人倒立。四川羊子山画像砖,有女伎舞绸与侏儒共舞。其他如汉高祖的故乡沛县:铜山县汉王乡汉画像也有“翘袖折腰之舞”,舞者细腰长裙,窄长袖,外罩短油,这是汉代的时装,有的翘袖合着建鼓的节奏而舞,这些舞蹈也应看作楚地的民间舞。

汉高祖刘邦在平定三秦时,曾招募住在巴郡渝水之间的板楣蛮为前锋,板楣蛮为少数民族,英勇善战,每胜必击鼓歌舞以示庆祝,刘邦对此舞非常喜爱,名为《巴渝舞》。以后成为达官贵人家中宴享娱乐的节目。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等,看得出是手执兵器的武舞,舞时合苕鼓的节奏。江苏沛县柄山画像石中间二人击鼓,左有二人,手中执兵器对打,后边一人杖剑而行;由此可以想见《巴渝舞》的概貌。汉代乐府中有专门司鼓的巴渝鼓员近年研究者认为,湖南土家族为巴人的后代,早年自巴蜀迁入湘西,巴人和土家族都崇拜白虎,因此,土家族的《摆手舞》即《巴渝舞》的遗存。

汉代歌舞之风极盛,宫廷里设有“黄门工倡”,即宫中的乐工、舞人。达官贵族之家多蓄养歌舞伎人,尚时称为“倡”或“歌舞者”。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由朝廷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的辩论会,其中有不少情况涉及到风俗民情与舞蹈艺术生活,如说达官贵人家中蓄养家伎歌舞娱乐:“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俞》于堂下”,“今富有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竿调瑟,郑舞赵沤”。“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象”(《盐铁论·刺权》)。这里已谈到倡优扮演的各种形象,豪门贵戚纵情声色犬马,竞相夸示。在《汉书·孝元皇后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王侯群弟,争相背侈……后廷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有高超的舞蹈技艺,特别是她练就一身“轻功”(和气功有关〉舞时身轻若燕,脚上也有绝招,会走“踽步”,“苦人手执花枝,颤颤然足见汉代舞蹈所达到的高超的技艺水平。

除作为宴享的乐舞之外,还有一种礼仪性的社交舞蹈,称之为“以舞相属宴会中有的主人先舞再邀请客人舞,这是汉代一种交谊舞。如果主人邀请,而客人不以舞为报,往往结下冤仇。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被贬得免回京,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饯行,席间王智先起舞属蔡邕,蔡邕不为报,惹怒了王智,蔡邕也拂袖而去,终因得罪权贵,蔡邕竟不能再回京城。汉阃像石中对“以舞相厲”的礼仪舞蹈,也有所表现,如四川彭县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主人戴冠,宽袍广袖,袖中又套窄长袖,五彩镰边,右手举起,左手作相邀状,客人亦长袍广袖,举右手,左手前伸答舞,主人旁有女侍者执便面(扇子),客人旁有男侍者,端一长案,正拟捧上酒馔。此外,还有以舞相属的连环图像。

南北朝舞蹈

从十六国混战时期,到北魏统一中国北部,约100多年,黄河流域遭到破坏,汉、魏传统乐舞曰趋衰落,而西域乐舞逐渐东来,学习胡舞已成风气,遂开隋唐《十部乐》之先河,北方高句丽舞蹈已甚繁荣,辽宁集安高句丽墓壁画在舞史上占重要地位。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鲜卑族)于公元386年建都盛乐(即今内蒙古自治区fn林格尔土城子),北魏王朝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市),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相继攻灭北燕、北凉,结束了长期混乱的局面。盛乐遗址出土的乐舞俑,颇具草原鲜卑族歌舞特色。中间舞人似为男性,戴风帽,着长袍,张开双臂做飞翔状,伴奏乐队有立有坐,有单腿跪,有双腿跪,全戴风帽,是一种生活习俗的舞蹈,可视为《雁舞》之滥觞。

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后,逐渐为中华各民族所接受,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开始前期的几个皇帝都崇尚佛教,敦煌最早建窟是公元366年十六国北凉时代,敦煌莫高窟272窟交脚弥勒坐像两侧,有众多的听法菩萨,乐得手舞足蹈,是两组精美的舞蹈,这两组舞蹈有很浓的印度风格。在敦煌2利窟中,有北魏时期的乐舞形象“天宫伎乐左龛为男性一舞伎,双手反掌举在头顶,是一种西域乐舞的姿态,即“背反莲掌”,右龛为吹螺伎人。该窟还有吹筚篥和擘箜篌的乐舞伎。北魏251窟中心柱伎乐飞天,手抱琵琶,上身裸,下着裙,肩披长带,尾梢似叶状,更增飘逸之感。这是中、印、中原和西域乐舞交融的见证。“飞天”是印度香音神和中国羽人结合的产物。印度和西域飞天最初都较笨重,飘带短,未能飘然腾私,如克孜尔西晋的飞天。中原最早出现的“飞天”应是甘肃炳灵寺169窟十六国西秦时的“双飞天”,面型已中原化,长裙共觀带翻飞。甘肃敦煌莫高窟275窟北魏飞天,以及甘肃文殊山万佛洞北凉飞天也非常古朴。其后,敦煌西魏285窟“伎乐飞天”,双手擘箜篌,上身裸,下着长裙。西魏285窟“龛楣伎乐”中立一女伎合掌弹指为西域舞姿,左弹琵琶,右吹竖笛伴奏。

北魏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至公元494年(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90多年间以平城(山西大同市)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魏中期在云冈开凿石窟,把长安、凉州能工巧匠,迁到平城,因之云冈石窟修得庄严秀丽,乐舞石雕为我国石雕艺术之冠。如云冈16窟明窗西侧“伎乐天帷幔下乐队六人吹螺、横笛、击鼓、弹琵琶,击小铃,下层为一排舞伎。束高冠着翻领敞胸紧身衣,跪右腿,合掌起舞。这是云冈石窟第一期的石刻,保留着浓重的鲜卑族风貌和印度、西域的影响而第二期第10窟前室顶部飞天,是一个优美的独舞,舞者上身裸露,斜披胳腋,脸形圆润,也明显有中原化的趋势。6窟墙壁上天宫伎乐,也属这一时期的精品。而第三期魏孝文帝冯太后太和改制提倡汉化,因之称他们为汉化的鲜卑人。云岗43窟飞天充分反映了这个时代。飞天已着汉魏时装,宽袖外有窄长袖,而非裸露之身。从三期乐舞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北魏为了本民族的利益逐渐汉化改制的历史情况。

北魏天兴六年(403)拓跋珪下诏令增修杂技,“造五兵,角抵,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垣百尺,长路,缘榼,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獪于殿庭”(《魏书·乐志》北魏沿汉魏晋旧制更加提倡百戏,山西沁县南捏水石刻即有杂技形象,该石刻,佛像四周为杂技百戏,一人顶竿,中间倒悬二人,竿顶一人倒立,正中二人,一人下腰,一人倒立,右上角三人击鼓,下一人着间色裙,长跷(即高跷)。长跷在山西一带异常盛行,山西榆社县石棺石刻上的高跷也具有浓厚的民间特色。

北齐、北周宫廷和民间各族乐舞异彩纷呈,北齐(500~577)帝王及贵族喜爱胡戎之伎。山西寿阳北齐库狄回洛墓出土一男子舞俑,长得深目、钩鼻,面带微笑,着花丝绸袍,花绸裤,敞领宽袖,双手松松握拳,正在起舞。宁夏当时也是通往西域的要道,固原县城出土的绿釉瓶,在一圈联珠纹样内有七人一组的男子乐舞,最上面左吹横笛,右手打手鼓,下左为弹琵琶,右弹箜篌。中一人身穿大翻领窄袖的胡服,右臂举在头顶,左臂在身后,左手在翻袖,左腿大跨步,右腿拔起,身旁两人似在拍手击节,是一幅生动的《胡腾舞》。河南安阳北齐范梓墓出土的黄釉扁壶,壶上也有一组西域乐舞。一男子立于莲花台上,左臂在下,右臂侧伸,左肩微耸,头部扭向右方,左腿为主力腿,右足稍稍抬起,至今新疆男子仍有这样的舞姿。

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天和三年(568)娶了突厥木杆可汗的女儿阿史那氏为皇后,带来了康国、龟兹等地乐舞,轰动长安。在敦煌莫高窟也留下了突厥人的舞踪,如北周297窟“树下伎乐”,在树阴下,两女舞伎,着突厥装,圆领紧身露膝筒裙,腰束带,断发,左舞人两手相叠,吸右腿,右舞人手掌心相向,双足交叉,扭腰移颈而舞。左侧有擘箜篌、弹琵琶、吹竽的乐队,旁立一男子正在欣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乐舞方面也是如此,胡汉合舞已成为普遍的风气,茂陵佛座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在这时期,各兄弟民族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推进了乐舞的发展。我们如把视线推向西北,就会发现,丝绸之路上的乐舞交流更能说明这个时代的特色。就以东汉建窟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为例,它保存了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几代的龟兹壁画。古龟兹以及西北少数民族的乐舞文化,对中原乐舞有着巨大的影响,东晋太元八年(383)龟兹王帛纯时,西凉吕光攻打龟兹,得到龟兹的奇伎异戏。北魏又从西凉获得龟兹乐舞,当时龟兹诸国乐舞水平已相当高。保存在拜城克孜尔千佛洞,西晋时期38窟乐舞洞,两壁共14组(每壁7组),每组两伎乐菩萨(早期的天宫伎乐)或拍掌击节,或拈花绳起舞,或弹琵琶,或击手鼓,正是古龟兹乐舞的写照。而克孜尔千佛洞101窟“伎乐菩萨”独舞,舞伎形象虽年代久远有几处漫漶,但仍可看出其头戴宝石冠,上身全裸,戴臂钏、项链、璎珞、手镯,身材丰腴而不失秀美,尤其舞姿翻掌拧腰,颇具龟兹风貌。克孜尔千佛洞的裸体舞姿,是幽家的神来之笔,充分显示了龟兹人对形体美的欣赏习惯和水平,如克孜尔8窟局部,舞伎执带而舞和83窟舞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