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是我国古代所称“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乐则是一种综合艺术形态，包含着诗歌舞乐这些基素。我国古代舞蹈在原始社会中渡过了萌芽、形成期，大致在青铜时代已臻于成熟，然后在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发展，历汉至唐，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期，自宋以后，随艺术领域的整体变动而进入转型期。中国舞蹈品类繁多，异彩纷呈，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舞种都具有各个不同的性格和色调。其中雅乐舞蹈、伎乐舞蹈、民俗舞蹈、宗教舞蹈是中华舞蹈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方面。
彩陶盆上的舞蹈
我国古籍中，记载了不少乐舞的起源传说，仅在《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一篇中，就有这样几则：
一、古帝颛顼在登上帝位的时候，听到四面八方熙熙锵锵的风声很好听，就命令部下“飞龙”仿效风声创作了“乐”，又令一人率先做乐工，它就躺在地上，用尾巴敲打自己的肚子，发出嘤嘤的声音。颛顼把这个乐舞叫做《承云》，用来祭祀天帝。
二、古帝喾命令臣下“咸黑”创作歌曲《九招》、《六列》、《六英》，又命令“垂”创制了聚、鼓、钟、磬、笙、管、篪等乐器，吹打起来，十分动听，凤鸟锦雉随着乐声跳起舞来。帝喾很高兴，就用来歌颂上帝的功德。
三、亮立为帝的时候，命“质”创作乐舞，“质”模仿山林溪谷的天籁音响制作了乐歌。又用麋鹿的皮蒙在土缶上作成鼓敲打起来，还重击轻打石刀石斧，模仿天帝玉磬的声音，于是百兽都跳起舞来了。
这些神话都是古人记录的当时传说，并非史实，但也可能有若干事实的影子。传说中有一些共同点值得我们注意，譬如原始乐舞是模仿天地自然创造出来的效八风之音”，“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鼓舞奏乐的大都是飞禽走兽令凤鸟天翟舞之”，“以致舞百兽”；作乐都和祭祀有关联，如“祭上帝”、“康帝德”。
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古人对原始舞蹈的一种感知。关于舞蹈起源和自然、鸟兽、祭祀的相关传说，在今天的民间依然广为流传。
景颇族著名的节日祭祀歌舞“目脑纵”，有一个历代相传的起源传说：当时地上没有歌舞，只有天上才有。据说有一年太阳公公邀请地上的百鸟到天上去做客，参加天上举行的目脑纵，百鸟就学会了唱歌跳舞。它们回到地上以后，很是高兴，就公推学得最好的孔雀作“脑双”（意为领头的），聚在一起跳了起来。正好被景颇族的祖先腊贡扎夫妻看见了，便偷偷默记下来，传给了世人，从此人间才有了目脑纵。并且脑双至今仍须带孔雀羽毛，这是为了感谓孔雀的功劳。目脑纵既是歌舞的节日，也作为祭祀民族祖先的曰子流传下来。
壮族的铜鼓，传说是老祖宗布洛陀最早依照天上星辰的样子做的。苗族的芦笙，有一种传说是照着鸭子的模样做的。侗族也有传说，过去侗家没有歌唱，没有舞跳。后来到天上讨来歌舞，但在问人间的路上，又不慎掉进了龙潭。多亏一只水獭帮忙，下龙潭帮他们取了回来，侗家才有了歌舞，才有了“踩歌堂”这个节日。古老的东巴舞谱《祭什罗法仪跳的规程》中，记下的第一个舞蹈是《舞的起源》，经文上说很古的时候，在人类生长的丰饶辽阔的大地上，三百六十个东巴还不会跳舞。这时，米利达吉海（传说是人类最早见到的海）长出一株叶细如发的树苗，叫赫依巴达树。树梢上柄息着大鹏、狮子、飞龙三个胜利神。跳舞的方法和本领首先是由它们三个从住在米利达吉海的金色神蛙那里学来的。至于金色神蛙呢？它的舞蹈本领又是从住在十八层天上的盘珠萨美女神（纳西族传说中智慧美丽的歌舞女神）那里学来的。三百六十个东巴跳的舞蹈最初就是来源于这里。”类似传说还有不少。它们至今依然流传在人们的口头。
这些神话无疑已经过很长时间的流传，而不可能没有变化。它们反映了原始歌舞和天地自然、飞禽走兽、氏族祖先及祭祀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后世学者所说“大乐与天地同和”，从美学逻辑上升华了这些神话传说所包含的深层意识，反映了先民们在精神活动中追求与自然界协调、和谐的意愿。
原始舞蹈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度过了它的萌芽形成期。这是一个时间跨度极深，舞蹈本体及依存的生态环境、文化氛围变化也很大的阶段。随着原始信仰的出现而形成了图腾舞蹈、巫术舞蹈、祭祀舞蹈，到原始社会后期，已经是一门日趋成熟的艺术形态了。在我国，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不少陶埙、陶哨、骨笛、石磐等乐器出土。更为令人瞩目的是1973年秋天，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它为我们展示了大约五千年前舞蹈艺术的直观形象。
这件轰动一时的彩陶盆，出土于一座马家窑类型的墓葬中。彩画陶盆是马家窑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皿，舞蹈纹位于陶盆内壁的上部，一共描绘了十五位舞人，分为三组，组与组之间以弧线纹相隔。各组舞人牵手共舞，服饰划一，动作相同，头饰（或为发辫）摆向一致，尾饰（臀部翘起的尖状物）也均朝向一个方向，说明舞者的动作、节奏、韵律都是很统一的，虽然画面上没有乐手，听不见音乐，但在集体舞蹈中，动作的更换，队形和地位的变化，节奏强弱，速度快慢，都是离不开音乐提示的，再联系相应的舞蹈情景看，统一的动作，整齐的队形，相同的服饰，很可能已是一种用于某种特定目的和场合的传统乐舞，为了保存、传承这种舞蹈，氏族中就必须有乐舞的掌握者、排练者和组织者。原始社会中的巫就肩负着这方面的职责。这在原始舞蹈的发展进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件彩陶盆之后，我国又陆续出土了几件饰有舞蹈纹的彩陶器。1995年，青海另一处墓葬中又出土了一件舞蹈纹彩陶盆，形状构图与大通彩陶盆约略相似，只是舞队人数更多，场面更加壮观1991年，甘肃武威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发现了舞蹈纹彩陶盆，也是在盆的内壁上部绘制了两组舞队，每组九人，携手而舞，下肢均画作三道细线，似为尾饰，但也可能是意图表现脚步的移动。
一系列舞蹈纹彩陶盆出土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墓葬中，当不是偶然的现象，表明大通彩陶盆已不再是孤证。当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先民确实热爱艺术，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已经有了相当进步的乐舞文化活动。这种牵手踏舞的形式，可能就是后世盛行、并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歌舞形式“踏歌”的滥觞。
1982年10月，在略早于马家窑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一处房基遗迹中，发现一幅绘有人物形象的地画。画原绘三人，一人已模糊难辨，似为小孩；残存二人疑为一男一女，均作左臂上扬，右手曲肘下垂，掌中握一棒状物，两腿交叉。据考古学家考证，认为这是一幅男女共舞图，描绘的是为悼念祖先或亲人而举行丧舞的场面。
晚于舞蹈纹彩陶盆时期的舞蹈图样也已有所发现，如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陶罐残片，上面用陶拍印制了一圈舞人纹，现存四人，亦作男女携手踏舞的姿态。此外，我国的考古工作者还在新疆、内蒙古、西藏、黑龙江、宁夏和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苏等地发现了大批岩画点。这些岩幽从东到西，自南至北，分布地域十分广泛。大多描绘先民们在原始社会中劳动、生活、宗教活动的情况，其中几乎普遍都有舞蹈的生动画面。
各族先民精心刻绘的一幅幅舞蹈图，就仿佛带领我们通过时光隧道，参加了一场场原始部落中的氏族舞会，听到了震耳的鼓声和呐喊，看到了他们奔放自由的舞姿，激越的真情，以及对天地、自然、祖先的狂热信仰和虔诚。
大量地上、地下古文物中的舞蹈形象，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原始舞蹈的信息。这些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历史，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舞蹈文化风貌，揭示了舞蹈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舞蹈在原始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路程，但当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我国的舞蹈艺术体系已经基本构建形成，后世各类舞蹈的质素在原始舞蹈体系中基本上已都具备了。
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舞蹈
周室由盛而衰，随着西周统治者权力的崩溃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民间乐舞以其清新活泼，富有生命力的锐气，取代了僅化了的雅乐。
春秋战国民间歌舞的兴盛一方面是时代的需要，一方面也是人民社会生活的需要，它吸引着男男女女无冬无夏地舞个不停。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孔子（公元前484）为教育学生而编定的“六艺”之了。“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歌可舞。很多诗歌写出了民间歌舞的盛况。如《诗经·陈风·宛丘》描述陈国都城宛丘（今河南淮阳）男女无冬无夏地在宛丘（今淮阳尚存小小丘陵〉欢娱歌舞。
至今，河南民间舞仍然盛行，特别在祭祀伏羲女蜗时在太昊陵前所跳的《挑花篮》舞，闻名遐迩，人称“大姬遗风”。
《诗经》中的《国风》绝大多数是北方的民歌民舞，南方的民歌民舞，则保存在伟大的诗人屈原（公元前340～278）集中整理的楚国的《九歌》中。楚国习俗“信鬼而好祀”。祭祀时男巫和女巫参加，作乐歌舞以娱神。《九歌》按照所祭祀的鬼神命名：《东皇太乙》祭祀天神，《云中君》祭祀云神，《湘君》祭祀湘水的男神，《湘夫人》祭祀湘水的女神，《大司命》和《少司命》祭祀主管寿命的男神和女神。《东君》祭祀《太阳神》，《河伯》祭祀男性河神，《山鬼》祭祀女性的山神，《国殇》赞颂阵亡烈士，《礼魂》（送神歌舞）祭祀结束。前后共十一段歌舞，第一和第十一段为祭神，中间为娱神这是充满浪漫主义的扣人心弦的诗篇，富有魅力的巫舞使诗歌音乐配合相得益彰。在祭祀神灵时，也正是青年男女相会之期。祭神歌舞中除《国殇》之外，绝大多数是男女求爱的歌舞，《湘君》、《湘夫人》、《山鬼》则是描写神灵失恋后的悲苦，以神喻人，写出人间财的恋爱心态，離繊，极具强麵感染力。
在表演时，巫觋们着丽服持香草合着音乐翩跹而舞，“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九歌》是一出大型的古神话歌舞剧，只可惜此后未能沿着歌舞剧的路子发展，到汉代成为郊祀太乙的纯礼仪性的乐章，直到闻一多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编成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和近年来湖北省歌舞剧院的《九歌》、《楚韵》的涎生，才复现楚巫舞的真面目。
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崩乐坏”给民间舞蹈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民间群众舞蹈和贵族士大夫家女乐（专业艺人）的兴盛，使舞蹈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贵族之家的舞蹈训练异常严格，如湖南长沙出土的舞蹈纹漆奁，图中一女教师，手执教鞭，三女舞伎左二人右一人，广袖长裙正在习舞。从服饰上看，该图所反映的是楚国贵族之家。由此可以想见越国西施习舞于土城，三年学容步训练严格的程度。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以编钟和建鼓为主要乐器的乐队，即所谓“钟鼓之乐”。湖北随县出土的编钟，制作异常精美。此外该墓中还有彩绘鸳鸯形漆木盒，全身漆黑为地，朱绘艳丽的羽毛纹饰，鸳鸯腹部左侧上有两蛇共衔一横棍，上悬编钟两枚，下悬编磬两枚，一鹿形兽或神人以洒脱悠闲的舞姿正在击钟。右侧为一神兽（或人）双手持槌击鼓，左侧一佩剑神兽（或人）正随着鼓点、甩起长袖欢呼起舞。楚国的巫舞最有代表性，在前面《九歌》中已经谈到，即使在吴、楚争战中，在吴国兵马已到的情况下，楚灵王居然还能躬执羽绂，鼓舞自若。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锦瑟乐舞彩绘图残片，上有长袖舞人和巫舞，如有一位正在呼号的巫女，着广袖衣舒展两臂似欲起舞，另一巫人张弓搭箭正欲射出，由此可以窥知楚国巫舞的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