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前、后赤壁賦
狂草书。纸本，现藏上海博物馆，内容是宋代苏轼的两篇散文。据考证，此卷为祝晚年杰作，千古绝唱之文，经生华之笔，构成变化万状的“图”堪称“双绝”精品。此卷下笔变化丰富，行笔沉着痛快，信手而作，随意而行。正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里所说，祝允明草书“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结体上也大小相间，修长合度，引领管带，疏密成趣：纵观全卷，神采似行云流水，飞动自然，形迹如行立坐卧，意态朴素。
四、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唐寅以绘画最为擅长，为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明代四大家，又称“吴门四家”。著有《六如居士集》。唐寅书法为画名所掩，主要学赵孟頫，此幅更见受李北海影响，俊逸挺秀，妩媚多姿·行笔圆熟而洒脱，唯笔力稍弱，钩挑牵丝绵软，结构亦略趋松散。
其代表作品是行书七律诗轴。
行书七律诗轴：纸本，高146.5厘米，宽36.2厘米，共四行，释文是：“龙头独对五千文，鼠迹今眠半榻尘。万点落花都是恨，满杯明月即忘贫。香灯不起维摩病，樱笋消除谷雨春。镜里自看成大笑，一番傀儡下场人，漫兴一律，晋昌唐寅书。”
五、王宠
王宠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子、雅宜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王宠博学多才，工篆刻，善山水，他的诗文在当时声誉很高，而尤以书名噪一时，为明代中叶著名的书法家。他的楷书初学處世南、智永，行书师法王献之，到了晚年形成了自己风格，以拙取巧，婉丽遒逸，他是继文征明之后的著名书家。
其代表作品有：
滕王阁序：小楷。疏朗空灵，皆不与时人同。极为疏淡恬静圆润虚灵，有晋人遗意。
送友生游茅山诗：草书。疏朗萧散，俯仰多姿，饶有情趣，不失为高格调的佳作。
六、张瑞图
张瑞图字长公，号二水，福建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官至大学士，善画山水，草书气魄宏大，笔势雄伟。清代秦祖永说：“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桐阴论画》）《评书帖》云：“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人神，自是不朽。”
其代表作品是：后赤壁陚
后赤壁赋：行草。该作能把横直笔画密集在一起，纵横牵掣，大折大翻，给人以极少使用圆转用笔的印象。在章法上，他依靠点画的疏密来体现字的节奏感，由于翻折的运用，横画得以突出，加上其行距拉开，形成字紧行疏的特殊行款，黑白对比十分鲜明，与王宠、董其昌的清疏典雅风格不同，大有咄咄逼人之势。
七、宋克
宋克字仲温，长洲（今江苏吴县）人，自号南宫生，洪武初年任凤翔府同知，博涉书史，喜欢走马击剑。《明史·文苑传》称他“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杨慎评他的真、行书在明代应数第一。宋克直承赵孟頫，他所写的《李白行路难诗》笔墨精妙，风度翩翩。楷书有钟、王法度，但是过于流丽圆熟，当时就有人说：“国朝楷、草推‘三宋’，首称仲温，然未免烂熟之讥，又气近俗，但体媚悦人目尔。”（《詹氏小辨》）
其主要作品有：唐宋诗卷、急就章。
唐宋诗卷：今草。是他三十四岁的早期作品，杂有章草的笔意，锋芒毕露而精神外耀，然而也因此遭来“波险太过，筋距溢出，遂成佻卞”之议。不过从每个书法家都应该追求自己的个性这一角度出发，这些贬词恰恰说明宋克的草书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而所非之处也正是宋克学古能化的明证。
急就章：草书。是他四十岁时临皇象的得意之作，但与皇象的《急就章》又“貌合神离”，给人活泼清新热情奔放的感觉，笔画粗细变化强烈，较之赵孟頫写的《急就章》更为生动精彩，富于感染力。
清代书法
清代的书法发展，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覊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
一、清代早期书法
自明末以来，董其昌的书法被认为是二王嫡派，多受推崇。董其昌古淡萧散的书风固然在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你学来我学去，日子久了，董书被演绎得精巧妩媚、局狭寒俭，令人生厌。即在明末，一些有识见的书家如黄道周、倪元路便想跳出藩篱，不只走二王、董其昌的老路子。
到了清初，康熙帝也崇尚董其昌，董书的身价一下子又高了许多，学董之风依然盛行。著名的书家有查士标（1615～1698）、姜宸英（1628～1699）等，而叫朝的遗民，却不随从学董的风尚。他们在继承明季书风的基础上，拓1疼了学习二王书法的路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今仍倍受推崇。著名者推王铎、傅山和八大山人。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离渔等，河南孟津人，曾经宫至明朝的礼部尚书，后来却投靠清廷，人品遂为人不齿。但王铎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他的书法主要成就在行草书。尺幅都比较大，起宅时喜欢用浓墨，线条雄健有力，章法奔放恣肆而又安排奇巧。我们很难想像一件奔腾壮阔、酣畅淋漓的草书作品可以由冷静的理性来控制，然而王铎就是这样：同明人徐渭、祝枝山的草书相比，我们就能发现，王铎的过人之处在于纵而能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铎对嘴法、结构的处理表现出了他第一流的艺术自觉意识，他将元明以来以平正为主流的章法、结构模式加以改变，代之以欹侧傅山（1606～1684），原名妯臣，初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山西阳曲（说太原）人，他的草书以气势胜，恢宏壮美，宕逸浑脱。
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裔，江西鹵吕人。他的经历很奇特，先做和尚，后做道人。他早期的书法学董其禺，秀逸潇洒，晚年用笔圆劲，书写速度较慢，掺入了禅家的虚静境界和超脱梢神，于沉雄浑沦中寓郞勃傲然之气。他的书法尤其寄寓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新王朝的郁愤。
针讨当时又甜又熟的书风，傅山提出了他著名的美学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以力矫时弊。他振聋发聩的吶喊刺激了陈袭日久的书法审美定势，为后来碑学的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极其有力的支持。
整个来肴，清初的书法是明季的延续，承接了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帖学传统，故可称帖学期此期有书名者还有郑簋（1622～1693）、宋曹（17世纪）、王澍（1668～1743）、沈荃（1624～1684〉、汪士錠（1658～1723）、等。其中郑簠的隶朽很有特色，横画的波挑很显眼，秀丽多姿宋曹的草书在当时很有名，但用笔，结构，和章法都趋于简单。
宋曹（1620～1701）字彬臣，号射陵，自号耕海潜夫。大纵湖北宋状（今属盐都县）人，其著作传世的有《书法约文》《草书千字文》《杜诗解》、《会秋堂诗文集》等。
宋曹曾人明朝的“中书舍人”，明亡之后，即隐居盐城南门外的汤村，筑“蔬坪园”，借口供养老母，几次拒绝出任清朝官吏。清康熙元年（1662），下诏举他为“山林隐逸”，他以母老固辞。59岁时，清政府又以纂修明时，征举海内明儒，要举他为博学鸿词，他仍坚持不赴。一个曾是明朝官员新乐侯刘文炳的弟弟刘文召，在明亡之后，整天漂泊江湖。他就劝慰要奋发应回故乡去做事，他在心中写道：游山半载不如归，到处骊歌事事违，纵有绨袍何足恋，莫将落魄与人看。
可见他崇尚气节的可贵。后来，两江总督于成龙特地迎请他到南京，纂修《江南通志》，他处于事业考虑，勉强应命，但完成后，坚持不列自己的姓名。晚年，他仍过着隐居的生活，以吟诗写字自娱。诗风以杜甫自诩，书必杜诗，以表示对清朝的不满。康熙四十年（1701），病故与“蔬坪园”，终年82岁。
二、清代中期书法
康熙帝崇尚薰其昌，乾隆帝推举赵孟頫，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作为二王一路最重要继承者的赵、薰，在二位皇帝低水平的诠释下，渐渐走向平庸和刻板。而这种诠释又成为馆阁体的主要依托。
所谓“馆阁体”，是指端正匀整的小楷，应用于科举时的考卷上。清初情况还好，中期以后过分严格，各人写来，千篇一律。标举“乌光方”三字诀。虽然历代都有官方倡导的宫样书体，唐时多类颜真卿体，宋时多类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体，明时大多接近沈度的书体，但是都没有达到像清代的馆阁体这样严格刻板的程度。
面对一味崇尚赵董的狭溢趣味和馆阁体的板刻僵化，当时在朝和在野的书家都进行了反拨。在朝书家以刘墉、翁方纲为代表，他们科举出身受过馆阁体的“洗礼”，因此可称是从馆阁体内部杀将出来的。他们倡导对唐法的回归，反对光洁、方整的馆阁流弊。在野书家以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金农为代表，他们从汉代碑刻隶书中吸取营养，力图摆脱时风。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东阁大学士，他的书法以行书著称，用笔浓厚，而内含骨力。人称“浓墨宰相”。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他的行书得力于董其昌、米芾，运笔柔润意蕴婉美喜用淡墨，人称“淡墨探花”。他们两人与翁方纲（1733～1818）、梁同书（1723～1815）并称为“清四家”。此时的帖学名家还有永理（1752～1823）、铁保（1752～1824）、钱灃（1740～1795）等。
此外，清代中期的书家还有“扬州八怪”金农（1687～1763）、郑變（1693-1766）、李輝（1686～1762）、高凤翰（1683～1748）、汪士慎（1686～1762），黄慎（1687～1768年后）等人，其中，金农的隶书结体宽扁，用笔老辣，古拙之气溢于纸上。他的“漆书”更是雄绝一时。郑變的书法揉多种书体于一炉，看似歪七扭八，毫无章法，但却有奇肆之气。高凤翰晚年用左手写字，别有趣味。黄慎的草书用笔率意粗犷。点多线少，是明末肆意书风的一种发展。
官方倡导馆阁体的根源，在于帝王欲以其一人之力，“纳天下之书于一格”（启功语）。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要。
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江山稳固，一方面笼络汉族官僚地主，网罗汉族宿儒学士，一方面加强思想文化控制，大兴“文字狱”。面对残酷的现实，以黄宗義、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有志之士兴起考据之风，欲借研究经史唤起复兴民族之势。可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发严酷，文人动辄遭杀身之祸，而汉人的民族意识也日益淡薄，于是以阎若璩、胡渭等人为代表，考据之风逐渐走向纯学术研究，大批学者明濟保身，专志考古，借出土金石考证经书、修正史籍。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