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金石（包括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汉晋南北朝碑刻和各时代的墨书竹木简等）一方面成为考证的工具，一方面又成为学书的范本。这是碑学兴起的物质条件。这时候，邓石如首先开始了碑学实践。但邓作而不述，真正为碑学兴起提供了有力理论根据的是阮元、包世臣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将古代书法体系分为王羲之的帖学系统和北碑的碑刻系统，并主张学碑。由于阮元在当时学术界地位很高，所以他的理论影响极大，而对于当时厌倦帖学却苦于挣脱不开的清代书家来说，史足“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此后又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鼓吹扬碑抑帖，于是碑学兴起。此期著名书家首数邓石如、价秉绶。
邓石如（1743～1805）被推为“国朝第一书家”，艺术风格影响深远。其篆书以李斯、李阳冰为基，参法隶意，是千百年来篆书的极大发展。
伊秉绶（1754～1815）集隶书之大成，所作强化了纯粹的空间美感，削弱了用笔的节奏表现，书风古穆浑厚。
三、清代晩期书法
扬碑抑帖之说经阮元、包世臣发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后，于是碑学始成巨流。到咸丰、同治年间，“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千百年来，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篆书、隶书、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动力。书家辈出，异彩纷呈，清代因此成为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其中有一己面目者，约有以下数家：
何绍基（1799～1873），阮元门生，书从颜真卿出，生动圆熟。继邓石如后，极力推崇碑学。主张“书家须自立门户”。执笔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远离正常生理习惯，故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每次写完“汗湿襦衣”。别有趣味。
吴熙载（1799-1870），师从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1775～1855）。篆隶书俱学邓石如，能融会贯通。篆书流美婉转，婀娜多姿。有“吴带当风”之誉。
杨沂孙（1812～1881），以篆书闻名，他的篆书，据说是将笔毫烧掉一些，以期写出粗细匀等的线条，但显得平板少趣味。自以为可与邓石如相颉颃。
张裕钊（1823～1894），书法在唐法基础上参以北碑体势，以清峭刚健胜，然失于生硬刻意。
赵之谦（1829～1884），晚清杰出的艺术家。篆隶书从邓石如出，刚健婀娜。楷行书初学颜真卿，后专攻北碑，熔碑帖于一炉。不足处在于太过圆熟，境界不如吴昌硕。
杨守敬（1839～1915），曾因公驻留日本四年，将中国书坛尚碑的风气传到日本，给日本幕府末期颓靡的书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波。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吴昌硕（1844～1927），晚清艺术大家。篆书尤肆力于《石鼓文》，行草陶铸碑帖。书风恣肆烂漫，朴茂雄健。碑学一派至吴昌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赞者以为吴代表了古典书法的终结和近代书法的开端。
沈曾植（1850-1922〉，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著有《广艺舟双楫》，成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对当时积弱的帖学，不无棒喝之功。康有为醉心于摩崖书风，写字时不计工拙，以意导笔。作品雄强恣肆。
近现代书法
1911年到1949年，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沸腾的时代。期间，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接着是军阀割据、北伐、抗日，以及国共两党之间最终爆发的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及文化冲突。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建国初的挺进期和“十年文革”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是一段极其动荡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在这样如火如荼的年代里，不仅产生了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时期书法，最显著的特色是：书法不再象前朝一样，仅仅是文人雅士、达官贵人的专利，而是进一步“泛化”’深人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政治界、军事界都有不少书法好手。这时期书法活动也十分活跃，书法教育也由过去师徒相授式渐渐向社会化教育转变。特别是建国以后，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迎来了她的又一个春天。
具体说来，这时期书法，上承清末，在康有为“北碑南帖”的“抑帖扬碑”理论的牵引下，碑派书法继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没能产生重要的“碑派书法”大师。而帖学一路，却大有起色，沈尹默、白蕉成为一时翘楚。但仅用“碑、帖”两派，远不足以涵盖此期书法的面貌，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而新中国的书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开创了“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
一、较纯粹的书法家
这一类的书法家基本上是以书法家的形象出现的，有的就是以书法为业。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尽管在别的方面，他们也很有造诣，但大多为书名所掩，因此，他们是较为纯粹的书法家。
曾熙（1861～1930），字季子、子缉，号俟园，晚号农髯。湖南衡阳人。早年与李瑞清同在北京做官，共研书法。清朝灭亡之后，归隐故里。后因生活窘迫，接受李瑞清到上海卖字之邀。从此，“南曾北李”，名扬十里洋场。
曾熙自号“南宗”，以与“北宗”的李瑞清相敌，用笔圆通流畅，线条柔和润泽。所以他的书法是学魏碑而能得秀雅婉丽之美。又能以碑入帖，书法饶有晋人疏朗秀逸的风度。其实，曾熙北碑也写得不坏，只因当初李瑞清已经以善写北碑名闻遐迩，而名声为李瑞清所掩而已。曾李两人是交情相当好的朋友，在当时上海滩被传为美谈文人相轻”的恶习，在曾、李二人身上不曾见到。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梅痴。江西临川人。清王朝被推翻后，到上海卖字为生，以别号“清道人”驰名。上面提到所谓“南曾北李”，“北李”即指李瑞清偏爱北碑。他自己说是“喜学鼎彝汉中石门诸刻”，他的北碑书法有着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篆和隶。以篆隶笔法人北碑，字写得遒劲、生涩、疏朗、有金石味，笔道老辣而富有占意，与“南宗”的曾熙流丽圆通的书风，形成较强烈的对照。但他的书法，为了追求“生拙”和“老辣”，而故意扭来扭去，显得有些做作。所以，上海滩上卖字，后来是“南曾”比“北李”生意好。
二、学者型书法家
对于学者来说，书法，仅仅是自己诸多方面修养的一面而已，并不以此自重。然而，人们在敬仰他们文艺、学问上的成就的同时，惊喜地发现他们在书法方面的才能。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字叔同，别名很多。浙江平湖人，出生于天津。是近现代少见的全才式人物。李叔同的字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即出家前与出家后。李叔同受时代风气影响，早岁自然学习魏碑，对《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爨宝子》等碑曾反复临习。不过李叔同写碑较一般人为润泽，主要在取其奇妙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形成自己的面目。李叔同出家后诸艺俱舍，独书法不废。”他以书法弘扬经律，广结佛缘，但早期那种凌厉的才子气与魏碑那种刚劲雄伟的风格不见了，代之以起的是安祥肃穆到不食人间烟火的一副面孔。李叔同晚年的书法形式上以抄写佛经的册页、对联为主。字体偏于狭长，用笔较轻、较慢，章法空间十分疏朗。呈现一派肃穆、高古的佛家气象。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其实，鲁迅在书法上的造诣极高。他早年抄写过很长时间的古碑，并热衷于搜寻碑帖拓片，对书法、美术有着很高的鉴赏力。他的书法，古雅厚重，文人气十足。无论是精心书写的对联，还是即兴书写的手稿、书信，都大有可观。在一次拍卖会上，鲁迅的一页手稿曾被卖到4万元人民币。可见它的价值。
郭沫若（1892～1978），现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郭沫若具有多方面的学养，书法也卓然不群。他的书法，以行书成就最高。用笔爽辣干脆，注重提按，有一种潇洒、傲然的才子气。尤其善于题匾。“荣宝斋”三字可算作他的得意之作。
三、画家型书法家
此类书法家主要以画家的身份出现，书法成就也很高，但并不广为人所知，只是书名为画名所掩而已。
张大千（1899—1983），名爰，字季爰，又字大千，号南场丈人，70步后署爰翁、爰皤。四川内江人。当代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画大师。一生多富传奇色彩。早岁即有艺名。享高寿。富可敌国。书法以魏碑为宗，也习唐宋，从《瘗鹤铭》、《石门铭》、《云峰刻石》、〈郑文公碑〉等得趣最多。以行草书胜，长撇长捺，纵横有象，笺致老到，结字舒展，雄强中寸露秀逸之气。他的用笔和结体均异于常人，个性独特，人称“大千体”。张大千早年从曾熙、李瑞清学艺，可谓法门高深，学有巨源。但因画名太响，书名终为之所掩。
齐白石（1863～1957），中国著名画家、篆刻家。无论是画还是书法，都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在书法上也颇有造就。他的书法，篆隶、行草都独具一格。篆隶来源于“天玺纪功碑”，笔法纯用篆书笔法，笔画横平直竖，显得真力饱满、厚重而又古朴。行书则纵横自如，不计工拙，大气磅礴，而又书卷气十足。
四、政治型书法家
古人以“治国、修身、齐家、平天下”为己任。并“穷则独善其身，大则兼济天下。”所以，“文艺之道”，在他们看来，“小道”而已。以下说列举的政治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以书法名世。但他们在书法上的成就，足以和当时最优秀的书法家比肩。
孙中山（1866-1325），名文，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先生并不以书法知名，但水平却很高。他的字，结体紧密，气象雍容。有一种大家风范，这从他大量的题字和墨迹中可以看出。他的书法不是练出来的，纯粹是从心灵里流露出来。“字如其人”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又字誉虎、玉甫，号遐庵、遐翁。广东番禹人。基本上也算一个在朝的书家，前半生做过交通总长、财政部长，后半生才致力于学术。但叶恭绰学问很好，诗词书画考古都精通，所以民国时一度也曾任过国学馆馆长的职务。解放后，北京中国画院的第一任院长就是他。叶恭绰以善写正楷书著名，尤其会写大字，笔力雄健。所作行草书也时参以楷式，不同凡响。清代以来，世人都重碑轻帖，至民国，对帖的偏见始渐渐改变，一些书家开始走碑帖并学的路子，从多方面吸取养料。叶恭绰的字，就是碑帖并学的结果，既有碑的厚重，也不少帖的灵动。最胜处还在其书的魄力非凡。
毛泽东（1893～1976），作为伟大领袖的形象盖过了其他的一切，或者说，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与他伟人形象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他工诗词，精书法，均达到同时期的最高成就。他的书法成就在于狂草，来源于张旭、怀素。中年以后，形成了独到的个人风格：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他的字，既充满激情，又有理性。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笼罩在他草书制造的“气场”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被他伟人风范所吸引一样。
其他领袖善书者还有沈钧儒、周恩来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