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虽已耄耋之年，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每天早上七时起床，晚上十二时就寝，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除吃饭和睡觉之外，一切时间倾注于研究学问上，他以“抢时间”的态度来争分夺秒，争取向学术的最高层次冲击。这种孤寂却能静心问学的环境是他多年企求而今终于置身其间了。他更珍惜这一难得的学术环境，以孤往之姿和拼命三郎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挚爱的学术研究之中。
郑先生的研究室仅书橱两三个、书桌一张、沙发一双。书橱中装满了古今中外的文史典籍，写字台上报刊堆积，中间只有半张报纸大的空间可用来笔耕，虽然不显气派，但一看便知这凌乱中透露出他有序的思维。
除做学问外，郑子瑜十分关心的是香港及南洋的华文教育及华夏文化研究。早在1988年，他便在新加坡英文的《海峡时报》上发表关于对新加坡中学华文课文的意见： “我建议中学华文课文应加入一些浅易的文言文，初级学院的华文课本应加入一些稍微高深的古文。”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现代汉语只有数十年的历史，所以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读解中国古书，便非直接阅读古汉语不为功，不能单靠他人译本而研究中国文化。”郑子瑜十分关心香港的学术研究，他曾倡议在香港设汉学研究中心，而香港中文大学兼备天时地利： “香港的地理位置要比日本好。大陆有11亿人口，汉学者无疑在内地最多，日本次之，欧美又次之。在香港研究汉学，要和内地、日本甚至欧美的汉学者交流心得，互相访问，要到上述各地的图书馆去借书和读书”，“要筹款兴建汉学研究中心购置图书”。“中文大学以研究中国文化为职志，又有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其他现成的条件”，“可以从内地、日本、欧美、澳洲甚至在东南亚各地聘请研究员”。
“科技固然重要，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不容忽视。汉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其遗产应该继承，并进而弃芜存菁，加以发扬。欧洲的文艺复兴，使人文主义逐渐抬头，然后才能谈到科学的发展，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何尝不是这样。”
“还要有一个胸怀像蔡元培那样的主持人”，“他是提倡自由研究学术的”。郑子瑜不但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还为两岸学人共聚一堂、探讨学术而努力。
1990年4月27日，他曾收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信： 子瑜先生：
公度先生为诗界革命之先驱，且观其《过香港》及《台湾行》诸作，爱国热情，老而弥坚，堪足为后人楷模。先生执鞭香江，能以公度先生之精神，诲我青年，则于促成祖国统一大业之实现，贡献实多。周南是黄遵宪诗的爱好者，他对黄遵宪人品及诗作也充满崇敬之情，且对古典诗词有一定造诣，1994年7月6日，曾邀包括郑子瑜在内的一些学人聚会，纵谈香港当前形势以及诗词文学方面的见解。周南对许多古今作品皆能出口成诵，曾在聚会时赋诗一首： 《西湖春雨》
柳拂长堤雨似酥，
亭亭兰舸散平湖。
烟波深处渔人在，
指点空濛是画图。郑子瑜和诗一首： 《步周南先生〈西湖春雨〉原韵》
不见苏堤雨似酥，
却逢西子满西湖。
艳装来自申江畔，
半为游春半画图。(自注： 1936年冬，郁达夫先生衔命赴日邀郭沫若先生回国参加抗战大业，事毕经台湾西渡厦门，书赠示余《游西湖诗》，原文为：“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十年前余游西湖，苦无酥雨，但见游女多如过江之鲫，问所从来，知皆丹青素手，自沪上游春而至，亦以作画云。)
讲学香江，心系华夏，郑子瑜在香港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十分关注九七香港回归，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交谊频频，建立了良好的私交和诗交。1996年周南曾有《访伊犁林则徐流戍地》诗：“万里来寻伊丽州，边城叶落又逢秋。将军大树迎风立，惠远长渠日夜流。迁客犹思驱寇策，诸公唯作爱身谋。球还南海无多日，为报君知两宿留。”郑氏捧读周诗时，正值港督彭定康发表逆历史潮流的“施政报告”，出于民族正义感，步同诗原韵赋云： 《读彭定康先生施政报告忽忆萧伯纳之预言感赋——步周南先生访伊犁林则徐流戍地原韵》。过眼云烟掠五洲，
只今无奈度春秋。
三军难敌千夫勇，
英杰长垂万世流。
安得南阳陈远策，
限无孙武献良谋。
明年七月登楼望，
米字旗消绝久留。香港《大公报》在1996年10月8日揭载郑诗时，为使读者理解该诗，将注解五条一并刊载。其中“注一”说，“1945年二次大战行将结束之时，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忽发惊人之预言，谓二战之后，英国国力势必大挫，中国将崛起于亚洲”。在“注三”中说，“英人之聪明才智，不在人下，如16、17世纪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奠定力学之基础，又如18世纪之瓦特，发明蒸汽机、火车头，实开工业革命之新纪元。稍后之工业革命，也以英国领先，然后及于全球。再如二次大战之初，英国战舰迭为德国潜水艇所击沉，颇有不支之势。幸而英国科学家迅即发明直升机，随舰巡逻，成为德国潜水艇之杀手锏，扭转联军战局，其贡献不可谓不大……英人理宜力争上游，赓续造福于人群；若仍留恋昔日之风光，误用才智，费尽心机，试图延续其无可延续之事，恐怕徒劳而无功也”。又在“注五”中“回忆与余谈及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之《台湾行》及《到香港》二诗，后者有‘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之悲痛。拙诗‘明年七月登楼望，米字旗消绝久留’正可告慰公度先生于地下矣”。
97香港回归即将临近，郑氏又填《满江红——怀林则徐英雄作》揭载于《大公报》： 九七回归，数强弩流连未歇。
思往岁，芙蓉毒雾，毒吾俊烈。
幸得明公焚禁彻，忠心耿耿天和月！
奈清廷，割地且驱公，民怨切。
是奇耻，终当雪。
看夷敌，风光灭。
愿金瓯，自此长无残缺。
气壮山河无反顾，枕戈提戟犹啼血！
酹香江，草木向荣兮，长城阙。郑子瑜的以香港回归为主题的诗词，表达了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真挚之情。他在香港回归后，与周南仍保持交往，周氏因年高而退位，时有与郑氏唱和之作。如2000年周氏重临香江，与郑子瑜、饶宗颐、张文达等在港文化名人欢聚，郑氏口占一绝赠周南： (小序)庚辰初冬，周南先生伉俪重临香江，蒙邀饮于赤柱招待所，会有所感，口占一绝以赠之。
秋花凋尽客来迟，
诗泳周南会故知。
回首香江如昨梦，
民风依旧待匡时。在该诗“注一”中，释“周南”为“双关人名”及《诗经》篇名。闻毛泽东初会周南，戏问“《周南》、《召南》诗属《国风》第几篇。”传为佳话。
注释：
［1］ 近年也有学者对漳州创建时为686年提出异议，今从旧说。
［2］ 乾隆： 《南雄府志》卷14《梅娟传》。
［3］ 见《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4］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
［5］ 《郑子瑜自传》，载《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
［6］ 郑樵： 《荥阳郑氏家谱序》说：“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固始。”
［7］ 郑子瑜1994年8月27日致笔者信。
［8］ 中华书局1982年4月版。
［9］ 《郑子瑜自传》说：“我不知有几个妹妹”，但据《挑灯集》中“得是梦便好——忆亡母”一文说：“我们一家大小原有八人”，据推测应除父母外，兄弟四人，妹妹两人。
［10］ 郑子瑜： 《挑灯集·得是梦便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 郑济川绝笔信藏郑子瑜处。
［12］ 1994年8月27日郑子瑜致笔者信。
［13］ 郑子瑜： 《挑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 郑子瑜： 《挑灯集·我的第一个新文学老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15］ 郑子瑜： 《挑灯集·散文二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16］ 郑子瑜1994年8月27日致笔者信。
［17］ 郑子瑜： 《诗论与诗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9月版。
［18］ 《天仙访郁记》与郑子瑜发表于香港《华人》月刊1984年第8、9期上的《琐忆郁达夫先生》中所引全文有所不同，后者有删节。
［19］ 以上综合《九流》文史月刊创刊号《天仙访郁记》和1984年8、9期香港《华人月刊》中《琐忆郁达夫先生》一文。
［20］ 郑子瑜： 《琐忆郁达夫先生》，载1984年第8、9期香港《华人》月刊。
［21］ 郑子瑜： 《关于〈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载香港教育署1991年编《略读教材》第一辑。
［22］ 陈树人： 《抗战时期的侨务工作》，《现代华侨》第2卷第5期。
［23］ 陈树人： 《四年来的华侨爱国运动》，《现代华侨》第1卷第8期。
［24］ 原载《现代华侨》第一卷第5期。转录自任贵祥： 《华侨第一次爱国高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25］ 郑子瑜： 《诗论与诗纪》，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10月版。
［26］ 《郭沫若致郑子瑜函》，载《郑子瑜墨缘录》，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27］ 转引自《陈嘉庚画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28］ 郑子瑜： 《鲁迅诗话·序》，香港大公书局1955年9月修订三版。
［29］ 郑子瑜： 《鲁迅诗话》，香港大公书局1955年修订三版。
［30］ 见《现代评论》第4卷第89期。
［31］ 郑子瑜： 《〈阿Q正传〉郑笺·作者引言》，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32］ 《鲁迅全集》卷五《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33］ 郑子瑜： 《诗论与诗纪·剪春斋诗记二》，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9月版。
［34］ 郑子瑜： 《达夫诗词集·再版的话》，香港现代出版社1954年2月版。
［35］ 《郑子瑜墨缘录》中《郁达夫集外集》序，作家出版社1993年1月版。
［36］ 《蔡元培全集》第479页，《过新加坡时谈话》。
［37］ 《郑子瑜学术论著句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38］ 郑子瑜： 《悼许云樵教授》，载于《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合刊。
［39］ 郑子瑜： 《挑灯集·悼刘士木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40］ 郑子瑜： 《挑灯集·悼刘士木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41］ 郑子瑜： 《挑灯集·悼刘士木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42］ 高旭： 《愿无尽庐诗话》。
［43］ 陈三立： 《人境庐草跋》。
［44］ 载于《新中华》1934年第2卷第7期。
［45］ 任访秋： 《对于〈晚清诗人黄遵宪〉的意见》，载《人民文学》1952年第1期。
［46］ 详见《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47］ 实藤惠秀： 《中日文人笔谈手稿的发现和整理》，载《南洋学报》《黄遵宪研究专号》。
［48］ 郑子瑜：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序言，1968年由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所出版，后由台湾文海出版公司翻印。
［49］ 郑子瑜后来将此文收入《诗论与诗纪》、《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时改为《论周氏兄弟的新诗》。
［50］ 《鲁迅全集》第六卷《隐士》。
［51］ 鲁迅： 《集外集序言》。
［52］ 该论文在作者收入《诗论与诗纪》、《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时改为《论郁达夫的旧诗》，并去其副标题。其内容也有删节，重点删除郁诗与宋诗之渊源的征引和论述。
［53］ 郑子瑜： 《诗论与诗纪·谈郁达夫的南游诗》，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10月版。
［54］ 早在1936年底，郑子瑜在厦门会见郁达夫，即告诉郁，欲撰《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
［55］ 《郑子瑜墨缘录·悼实藤惠秀先生》，作家出版社1993年1月版。
［56］ 郑子瑜： 《悼吉川幸次郎先生》，载《郑子瑜墨缘录》，作家出版社1993年1月版。
［57］ 国内一些学人，曾对此评有异议，有人作文为之辩驳。详见邓明以《〈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与〈修辞学发凡〉》，载《郑子瑜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工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
［58］ 郑子瑜： 《我坎坷的大半生》，载《传记文学》1987年第3期。
［59］ 林兴仁： 《心灵的沟通》，载《郑子瑜墨缘录》，作家出版社1993年1月版。
［60］ 孙传钊： 《台湾修辞学研究概述》，载《修辞学习》1985年第2期。
［61］ 《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62］ 陈衍： 《石遗室诗话》。
［63］ 《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的体会》，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64］ 郑子瑜： 《知堂杂诗抄》跋。
［65］ 见新加坡《海峡时报》(英文版)1988年3月31日。
［66］ 见香港《文汇报》198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