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郑子瑜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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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讲学香江,情系华夏

郑子瑜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虽已耄耋之年,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每天早上七时起床,晚上十二时就寝,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除吃饭和睡觉之外,一切时间倾注于研究学问上,他以“抢时间”的态度来争分夺秒,争取向学术的最高层次冲击。这种孤寂却能静心问学的环境是他多年企求而今终于置身其间了。他更珍惜这一难得的学术环境,以孤往之姿和拼命三郎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挚爱的学术研究之中。

郑先生的研究室仅书橱两三个、书桌一张、沙发一双。书橱中装满了古今中外的文史典籍,写字台上报刊堆积,中间只有半张报纸大的空间可用来笔耕,虽然不显气派,但一看便知这凌乱中透露出他有序的思维。

除做学问外,郑子瑜十分关心的是香港及南洋的华文教育及华夏文化研究。早在1988年,他便在新加坡英文的《海峡时报》上发表关于对新加坡中学华文课文的意见: “我建议中学华文课文应加入一些浅易的文言文,初级学院的华文课本应加入一些稍微高深的古文。”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现代汉语只有数十年的历史,所以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读解中国古书,便非直接阅读古汉语不为功,不能单靠他人译本而研究中国文化。”郑子瑜十分关心香港的学术研究,他曾倡议在香港设汉学研究中心,而香港中文大学兼备天时地利: “香港的地理位置要比日本好。大陆有11亿人口,汉学者无疑在内地最多,日本次之,欧美又次之。在香港研究汉学,要和内地、日本甚至欧美的汉学者交流心得,互相访问,要到上述各地的图书馆去借书和读书”,“要筹款兴建汉学研究中心购置图书”。“中文大学以研究中国文化为职志,又有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其他现成的条件”,“可以从内地、日本、欧美、澳洲甚至在东南亚各地聘请研究员”。

“科技固然重要,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不容忽视。汉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其遗产应该继承,并进而弃芜存菁,加以发扬。欧洲的文艺复兴,使人文主义逐渐抬头,然后才能谈到科学的发展,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何尝不是这样。”

“还要有一个胸怀像蔡元培那样的主持人”,“他是提倡自由研究学术的”。郑子瑜不但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还为两岸学人共聚一堂、探讨学术而努力。

1990年4月27日,他曾收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信: 子瑜先生:

公度先生为诗界革命之先驱,且观其《过香港》及《台湾行》诸作,爱国热情,老而弥坚,堪足为后人楷模。先生执鞭香江,能以公度先生之精神,诲我青年,则于促成祖国统一大业之实现,贡献实多。周南是黄遵宪诗的爱好者,他对黄遵宪人品及诗作也充满崇敬之情,且对古典诗词有一定造诣,1994年7月6日,曾邀包括郑子瑜在内的一些学人聚会,纵谈香港当前形势以及诗词文学方面的见解。周南对许多古今作品皆能出口成诵,曾在聚会时赋诗一首: 《西湖春雨》

柳拂长堤雨似酥,

亭亭兰舸散平湖。

烟波深处渔人在,

指点空濛是画图。郑子瑜和诗一首: 《步周南先生〈西湖春雨〉原韵》

不见苏堤雨似酥,

却逢西子满西湖。

艳装来自申江畔,

半为游春半画图。(自注: 1936年冬,郁达夫先生衔命赴日邀郭沫若先生回国参加抗战大业,事毕经台湾西渡厦门,书赠示余《游西湖诗》,原文为:“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十年前余游西湖,苦无酥雨,但见游女多如过江之鲫,问所从来,知皆丹青素手,自沪上游春而至,亦以作画云。)

讲学香江,心系华夏,郑子瑜在香港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十分关注九七香港回归,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交谊频频,建立了良好的私交和诗交。1996年周南曾有《访伊犁林则徐流戍地》诗:“万里来寻伊丽州,边城叶落又逢秋。将军大树迎风立,惠远长渠日夜流。迁客犹思驱寇策,诸公唯作爱身谋。球还南海无多日,为报君知两宿留。”郑氏捧读周诗时,正值港督彭定康发表逆历史潮流的“施政报告”,出于民族正义感,步同诗原韵赋云: 《读彭定康先生施政报告忽忆萧伯纳之预言感赋——步周南先生访伊犁林则徐流戍地原韵》。过眼云烟掠五洲,

只今无奈度春秋。

三军难敌千夫勇,

英杰长垂万世流。

安得南阳陈远策,

限无孙武献良谋。

明年七月登楼望,

米字旗消绝久留。香港《大公报》在1996年10月8日揭载郑诗时,为使读者理解该诗,将注解五条一并刊载。其中“注一”说,“1945年二次大战行将结束之时,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忽发惊人之预言,谓二战之后,英国国力势必大挫,中国将崛起于亚洲”。在“注三”中说,“英人之聪明才智,不在人下,如16、17世纪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奠定力学之基础,又如18世纪之瓦特,发明蒸汽机、火车头,实开工业革命之新纪元。稍后之工业革命,也以英国领先,然后及于全球。再如二次大战之初,英国战舰迭为德国潜水艇所击沉,颇有不支之势。幸而英国科学家迅即发明直升机,随舰巡逻,成为德国潜水艇之杀手锏,扭转联军战局,其贡献不可谓不大……英人理宜力争上游,赓续造福于人群;若仍留恋昔日之风光,误用才智,费尽心机,试图延续其无可延续之事,恐怕徒劳而无功也”。又在“注五”中“回忆与余谈及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之《台湾行》及《到香港》二诗,后者有‘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之悲痛。拙诗‘明年七月登楼望,米字旗消绝久留’正可告慰公度先生于地下矣”。

97香港回归即将临近,郑氏又填《满江红——怀林则徐英雄作》揭载于《大公报》: 九七回归,数强弩流连未歇。

思往岁,芙蓉毒雾,毒吾俊烈。

幸得明公焚禁彻,忠心耿耿天和月!

奈清廷,割地且驱公,民怨切。

是奇耻,终当雪。

看夷敌,风光灭。

愿金瓯,自此长无残缺。

气壮山河无反顾,枕戈提戟犹啼血!

酹香江,草木向荣兮,长城阙。郑子瑜的以香港回归为主题的诗词,表达了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真挚之情。他在香港回归后,与周南仍保持交往,周氏因年高而退位,时有与郑氏唱和之作。如2000年周氏重临香江,与郑子瑜、饶宗颐、张文达等在港文化名人欢聚,郑氏口占一绝赠周南: (小序)庚辰初冬,周南先生伉俪重临香江,蒙邀饮于赤柱招待所,会有所感,口占一绝以赠之。

秋花凋尽客来迟,

诗泳周南会故知。

回首香江如昨梦,

民风依旧待匡时。在该诗“注一”中,释“周南”为“双关人名”及《诗经》篇名。闻毛泽东初会周南,戏问“《周南》、《召南》诗属《国风》第几篇。”传为佳话。

注释:

[1] 近年也有学者对漳州创建时为686年提出异议,今从旧说。

[2] 乾隆: 《南雄府志》卷14《梅娟传》。

[3] 见《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4]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

[5] 《郑子瑜自传》,载《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

[6] 郑樵: 《荥阳郑氏家谱序》说:“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固始。”

[7] 郑子瑜1994年8月27日致笔者信。

[8] 中华书局1982年4月版。

[9] 《郑子瑜自传》说:“我不知有几个妹妹”,但据《挑灯集》中“得是梦便好——忆亡母”一文说:“我们一家大小原有八人”,据推测应除父母外,兄弟四人,妹妹两人。

[10] 郑子瑜: 《挑灯集·得是梦便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 郑济川绝笔信藏郑子瑜处。

[12] 1994年8月27日郑子瑜致笔者信。

[13] 郑子瑜: 《挑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 郑子瑜: 《挑灯集·我的第一个新文学老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15] 郑子瑜: 《挑灯集·散文二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16] 郑子瑜1994年8月27日致笔者信。

[17] 郑子瑜: 《诗论与诗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9月版。

[18] 《天仙访郁记》与郑子瑜发表于香港《华人》月刊1984年第8、9期上的《琐忆郁达夫先生》中所引全文有所不同,后者有删节。

[19] 以上综合《九流》文史月刊创刊号《天仙访郁记》和1984年8、9期香港《华人月刊》中《琐忆郁达夫先生》一文。

[20] 郑子瑜: 《琐忆郁达夫先生》,载1984年第8、9期香港《华人》月刊。

[21] 郑子瑜: 《关于〈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载香港教育署1991年编《略读教材》第一辑。

[22] 陈树人: 《抗战时期的侨务工作》,《现代华侨》第2卷第5期。

[23] 陈树人: 《四年来的华侨爱国运动》,《现代华侨》第1卷第8期。

[24] 原载《现代华侨》第一卷第5期。转录自任贵祥: 《华侨第一次爱国高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25] 郑子瑜: 《诗论与诗纪》,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10月版。

[26] 《郭沫若致郑子瑜函》,载《郑子瑜墨缘录》,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27] 转引自《陈嘉庚画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28] 郑子瑜: 《鲁迅诗话·序》,香港大公书局1955年9月修订三版。

[29] 郑子瑜: 《鲁迅诗话》,香港大公书局1955年修订三版。

[30] 见《现代评论》第4卷第89期。

[31] 郑子瑜: 《〈阿Q正传〉郑笺·作者引言》,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32] 《鲁迅全集》卷五《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33] 郑子瑜: 《诗论与诗纪·剪春斋诗记二》,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9月版。

[34] 郑子瑜: 《达夫诗词集·再版的话》,香港现代出版社1954年2月版。

[35] 《郑子瑜墨缘录》中《郁达夫集外集》序,作家出版社1993年1月版。

[36] 《蔡元培全集》第479页,《过新加坡时谈话》。

[37] 《郑子瑜学术论著句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38] 郑子瑜: 《悼许云樵教授》,载于《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合刊。

[39] 郑子瑜: 《挑灯集·悼刘士木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40] 郑子瑜: 《挑灯集·悼刘士木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41] 郑子瑜: 《挑灯集·悼刘士木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42] 高旭: 《愿无尽庐诗话》。

[43] 陈三立: 《人境庐草跋》。

[44] 载于《新中华》1934年第2卷第7期。

[45] 任访秋: 《对于〈晚清诗人黄遵宪〉的意见》,载《人民文学》1952年第1期。

[46] 详见《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47] 实藤惠秀: 《中日文人笔谈手稿的发现和整理》,载《南洋学报》《黄遵宪研究专号》。

[48] 郑子瑜: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序言,1968年由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所出版,后由台湾文海出版公司翻印。

[49] 郑子瑜后来将此文收入《诗论与诗纪》、《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时改为《论周氏兄弟的新诗》。

[50] 《鲁迅全集》第六卷《隐士》。

[51] 鲁迅: 《集外集序言》。

[52] 该论文在作者收入《诗论与诗纪》、《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时改为《论郁达夫的旧诗》,并去其副标题。其内容也有删节,重点删除郁诗与宋诗之渊源的征引和论述。

[53] 郑子瑜: 《诗论与诗纪·谈郁达夫的南游诗》,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10月版。

[54] 早在1936年底,郑子瑜在厦门会见郁达夫,即告诉郁,欲撰《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

[55] 《郑子瑜墨缘录·悼实藤惠秀先生》,作家出版社1993年1月版。

[56] 郑子瑜: 《悼吉川幸次郎先生》,载《郑子瑜墨缘录》,作家出版社1993年1月版。

[57] 国内一些学人,曾对此评有异议,有人作文为之辩驳。详见邓明以《〈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与〈修辞学发凡〉》,载《郑子瑜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工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

[58] 郑子瑜: 《我坎坷的大半生》,载《传记文学》1987年第3期。

[59] 林兴仁: 《心灵的沟通》,载《郑子瑜墨缘录》,作家出版社1993年1月版。

[60] 孙传钊: 《台湾修辞学研究概述》,载《修辞学习》1985年第2期。

[61] 《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62] 陈衍: 《石遗室诗话》。

[63] 《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的体会》,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64] 郑子瑜: 《知堂杂诗抄》跋。

[65] 见新加坡《海峡时报》(英文版)1988年3月31日。

[66] 见香港《文汇报》198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