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我1916年3月18日诞生于福建漳州市，后来跟父亲移居龙溪县石码镇。我们是清代诗人郑开禧的后裔，家境贫寒。我一生出来便在挨饿中过日子，又由挨饿中长大起来。父亲名济川，长年失业，母亲姓黄，名烨。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都在重病时请不起医生活活地死去了。我不知有几个妹妹，但记得都是一生出来便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去了。
我五岁进龙溪县立第二小学，买不起笔，常从操场上去捡拾同学们用剩丢掉的铅笔头；买不起课本，每从同学那里借课本来抄写，养成了以后喜欢写作的习惯。小学会考得到第一名，免费进入福建省立第八中学(后改名龙溪中学)。记得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这一代的人，所受旧文学的恶影响太深了，一时自然不容易摆脱得掉。”不幸的是我比鲁迅晚生将近四十年，自小学以至高中，语文课本几乎仍旧是清一色的文言文，上自经传诸子，下至近代的古诗文，同前辈们所受的教育竟然差不了多少。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是太缓慢了，但却也因此打好了我的旧学基础。
后来幸而来了一位新诗人丘若琛当我们的语文老师。课本虽然还是清一色的文言文，但他很少讲授课文，每从新近出版的文学杂志上选了新诗给我们讲解。他的新诗朗诵确是别有一番风味，我最不能忘记的是这样的一段：“幸福在草田中，快跑过去，快跑过去。它就要溜了。”这使我们懂得热爱生产，也改变了轻视劳动的观念，更使我们由沉溺于旧诗转而喜爱新诗，思想也跟着进步了。自此以后，我才稍稍阅读一些进步的书刊。高中还没有毕业，便以同等程度考入集美学校师范特别班，学、宿、膳费全免，但须兼任教学工作。不意毕业即失业，于是我报名加入教育厅委托厦门大学代办的中等学校教师进修班。我没有好好地上课，但后来却混到了一张证书。证书虽得到了，可是仍然逃不出失业的厄运。那时候家乡的政治一团糟，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加以特务横行，随时有性命的危险。我有一首步郁达夫《钓台题壁》的诗，可以看出当时的悲愤之情：“不为烟花扰瘦身，胭脂味美意非真。穷途未死为穷鬼，怪癖天生作怪人。忍听秋声长作孽，应教红叶一扬尘。有朝义士纷纷出，直指咸阳杀暴秦！”父亲也是个读书人，却永远找不到工作，生怕我踏他的覆辙，并不赞成我去读书，但我却自己钻进学校里去。不意读了许多年的书，又要赋闲在家，所以父亲一看见我读书写作便发火，甚至打碎了我的墨水瓶。于是，我别了家，别了祖国，乘桴南渡，那时我只有二十来岁。
在北婆罗洲、文莱、沙捞越和新加坡，我长期从事繁重的工作，过着辛酸的生活，但仍坚持不懈，利用一切机会读书。直到1958年，我终于得到一个稍稍可以喘息的机会，得以从事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先是对晚清最杰出的诗人黄遵宪作研究。那时候黄遵宪的侄儿黄伯权刚自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退任，我和黄氏有交情，得到黄氏的鼓励，首先对黄遵宪的思想行谊做一些研究工作；继复深入研究黄遵宪的诗篇，编写成《人境庐丛考》一书，于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有人以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中有仇视太平天国起义军及义和团著作，反对给予“爱国诗人”的称号。我以为“知人论世，须得尽读其一生之所作，庶几可免于冤抑。黄公度早岁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太平军的认识，容有不正确之处，他作品中难免有消极、落后的因素，也是不能否认的；但后来他的民族思想日渐浓厚，对于腐儒之见，也渐生厌恶。逝世之前三年(1903年)，梁启超欲为曾国藩作传，请公度评其为人，公度致书任公云：‘仆以为其学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彼视洪杨之徒……犹僭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师。’”(《人境庐丛考》序)可见黄公度晚年对于太平天国的态度，已和青年时期绝对不同： 由仇视转为同情。同时，他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也可以显然看得出来。还有，他早年曾热烈地称颂过的“圣人道”，这时已自知不足以用世了，他在《与梁任公论孔教书》表明了这一切。于是，我更指出：“批判在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学，醉心于西洋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制度，与夫反宗教的无神论见解，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新派学人的思想和态度，黄公度实足以当得这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而无愧。”(同上)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四十云：“人境庐集中有一诗，题为《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物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物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而对于此诗的诗意，竟没有一字道及，可见梁启超并没有了解此诗。钱钟联氏笺注《人境庐诗草》，思想正确，令人钦佩；但注此诗时也没有说到此诗的寄意所在。我指出：“此诗实藉莲菊桃杂供一瓶，以喻新加坡各族杂处，应该谊若一家，不应互相猜忌，而想锄去他族；黄遵宪更进而提倡异族通婚，所以有‘移枝接木争天功，安知莲不变桃桃不变为菊’的句子。”(《人境庐丛考·关于黄遵宪诗的笺注及其佚诗》)
我从黄公度的思想行谊，指出其反对封建的旧礼教，实不减于“五四”运动诸君子。又指出1902年黄公度的《与严又陵书》实是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书，虽然公度讳言革命而说维新，但其所求岂仅维新而已耶？公度不满严又陵之译文隽永渊雅，近于北魏，以为20世纪之人，应写20世纪之文字，希望严君能造新字，变文体，一以元明以后之演义笔法为师。此与胡适之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的八个条件（按： 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相较，公度实在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文学改良刍议》作于1916年，发表于1917年，比黄公度与严又陵书迟缓了十四五年。但向来的文学史家，都说公度只是旧诗的革新者，最多说他是白话诗的“先导”，而将文学革命的倡导之功，归之于胡、陈辈，我以为是不大公平的。
我这些意见，很能为研究黄遵宪的学者所接受。日本的黄学者对我尤其顾爱，像铃术虎雄(同时是中国诗论史、《文心雕龙》的研究专家)、实藤惠秀(同时是中国现代文学、汉语语法、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专家)、铃木由次郎(同时是中国哲学、汉易的研究专家)、增田涉(同时是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的研究专家)等著名学者，都曾和我通信讨论问题。1961年，我为《南洋学报》主编了《黄遵宪研究专号》，更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曾于1962年应聘至日本，在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东洋文学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作巡回讲学，讲题为《黄遵宪与日本的关系》……又由于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的遗稿被发现于平林寺，我与实藤惠秀先生约定于两年后再来东京，共同编校这些笔谈遗稿。这里面有关晚清时代(明治时代)中日两国的政治、风俗、学问、文艺、语学以及其他种种的谈论，是明治史和中日关系史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同时也是很有趣味的文艺作品，因为笔谈诸君的文才和诗才都是挺了不起的。
我去日本讲学之前，已经阅读过了一些修辞学的著作。我曾细心研究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竟发现了一个奥秘： 不论哪一门学科，只要能深入研究，就会透彻了解，发生浓厚的兴趣，甚至废寝忘餐，久而久之，定能有多少的心得。于是我将自己的一得之见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所敬仰的陈望道先生，和他讨论“照应”的修辞法。后来这封信以《与陈望道先生论“照应”》为题收入《郑子瑜选集》(1960年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再后来又收入《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和《中国修辞学史稿》作为附录，香港报纸和日本刊物曾加以转载和报道，在海内外修辞学界曾引起了小小的涟漪。陈氏以为要使话语文章的伦次通顺，应该顾及上下文，使之相衔接和有照应，他举“大夫不得造马车”(《礼记·玉藻》)，“润之以风雨”(《易·系辞》)为例，指出“谁曾见马可造、风会润的呢？”我指出这是偏义复词，用的是复词“车马”和“风雨”，但只偏取“车”和“雨”的意义，又历举古今诗文中用偏义复词的例证，并作详细的说明。
60年代初，我还陆续写了一些修辞学的小论文，在《早稻田学报》和《东洋文学研究》上发表。其中《汉文的特殊修辞技巧》一文，东洋文学研究会会长大矢根文次郎利用“编后话”全文加以推介，赞誉有加。这件事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我更加苦心钻研修辞学。1964年4月，我应聘任东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兼研究员，每周给该校文学院和教育学院的部分教授们讲授两个小时的《中国修辞学》。就这样，我竟一跃而成为国际著名大学的教授之教授。
我学无师承，一路来在暗中摸索，孤军上阵，游勇苦斗，所以不得不走了许多的弯路；又由于长期间没有法子在学术机构任职，而非学术性的工作又极为繁重，迫得我喘不过气来，所以虽然剥夺了我的可观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读书终究有限，成就也非常薄弱。［1］
回忆五十余年前，刚从学校出来，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职业，我曾梦想到早稻田留学。我知道中国一些著名的文人和有成就的学者，像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欧阳予倩、张君劢、陈望道、苏曼殊、谢六逸、刘大杰、杜国庠……都是出身早稻田的，我也知道陈望道氏的修辞学基础是在早稻田奠定下来的。我憧憬着早大夥颐的藏书，我仰慕着早大的前辈修辞学名教授，如岛村泷太郎和五十岚力。可是由于无法筹到这笔留学的费用，接下来是日本军阀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我到早稻田留学的美梦也就粉碎了。
早大的学术研究是自由的，独立的，它能自立系统，不因袭陈说。早大的教育宗旨揭橥着对于个性的尊重，但学理的研究却求实际的应用，而不尚空谈。这些都是所谓“早稻田精神”，我是学到了的；但学养贫乏，却不是三五年内所能补足，所以余生非加倍努力苦读不可。
先已说过，我和陈望道氏曾通过信，讨论“照应”的修辞法，我的看法有时虽和他不尽相同，但我始终认为陈望道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他的《修辞学发凡》确是千古不朽的巨著，是经得起考验的。只有他能不顾复古派和礼拜文言文者的对抗，采用由西方和日本传入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彻底将中国的修辞学加以革新，写成了一部网罗万有、条理分明、有系统而又能兼顾古话文和今话文的修辞学的专书，为中国的修辞学创立了完整的体系。虽然我不曾听过陈望道先生的一节课，但假如不学习陈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我便不会对修辞学发生兴趣，也不会到早稻田大学去讲修辞和在语学教育研究所研究修辞学，更不会写成《中国修辞学史稿》了。所以我和张志公一样，都是陈先生的私淑弟子。如果要说我学有师承，也未尝不可。
我在讲学期间，得到启示，适逢由全日本中国语学科教授组成的中国语学研究会请我讲演，我便讲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我说：“谈到中国文学的变迁，有中国文学史；谈到中国哲学的变迁，有中国哲学史；谈到中国史学的变迁，有中国史学史；谈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变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只有中国修辞学却还不曾有史，所以我要作大胆的尝试，来和诸位日本汉学家谈谈中国修辞学的变迁。”研究所所长宫田齐认为是“创始性的演讲”，将我的讲辞印成单行本，列为研究所丛书第一种。我同时得到语学教育研究所的证书。(此后我继续搜集中国修辞学史的资料，历10余年之久而不辍。)我也实践前约，与实藤惠秀教授共同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这本书出版后，日本、内地、台湾地区、香港、欧、美等地报刊都为文评介。
《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出版后，台湾地区和内地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据孙传钊《我国台湾修辞学概述》一文所说： 1965年郑子瑜先生写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后，在台湾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后台湾学者在撰写修辞学专著时也都在书中用专门章节来回顾和描述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史，让读者对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和概貌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1985年第3期《修辞学习》)至于内地对此书的反响，是在1979年以后才见到的，留待以后再说。
1973年，我应邀发表论文于英国牛津大学举办的世界汉学家会议。［2］1978年，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为了创办外语学研究院，聘请我为“中国修辞学研究”教授，我乘此机会整理前此搜集的资料，并夜以继日，动笔著述《中国修辞学史稿》。我身居海外，要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确困难重重，正在心灰意懒之际(1979年间)忽然接到德国学者Mr Harald Richter的来信，告诉我1979年第1期的《复旦大学学报》刊有《陈望道同志的治学特点》一文，引用了我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对《修辞学发凡》的评语。我之所以能在治学条件远不如人的情况下，终于在1981年完成《中国修辞学史稿》，实在得力于这篇文章的及时鼓励。《中国修辞学史稿》出版前，郭绍虞先生为此书撰写序文，誉我是第一个研究中国修辞学历史的学者，此书是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他写的《语法修辞之学与语义学之关系》(载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中华学术论文集》)指出“在修辞学一类的著作中，我见到引文(天祥)氏之说(指文辞与言辞之分)者只有海外学者郑子瑜的著作”。后来复旦大学出版《中国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一书(1983年)，所收吴文祺、张弓、胡裕树……名家的论文也相继引述《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对《修辞学发凡》的评语。
《中国修辞学史稿》出版后，香港的《大公报》、《新晚报》、《华侨日报》、《星岛日报》、《文汇报》、《明报》、《明报月刊》以及英国剑桥和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的《世界著作家列传》、《世界学人辞典》等都曾为文报道或评介，或收入我的小传，共计不下数十篇。复旦大学语法修辞研究室的研究员李金苓、易蒲二氏合著《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在1985年第1期的《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指出： 《史稿》每一章的“楔子”及“小结”部分，都简单介绍了本朝代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的概况，把这方面的背景与修辞学发展的特点联系起来。例如《先秦时代》一章，一开头就交代了“春秋战国时代从早期的封建社会过渡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背景，“由于政治、经济急剧的变动，反映在哲学思想上是诸子著述勃兴，百家争鸣”，在这样的情况下，修辞思想也开始萌芽，并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争论。又如《魏晋南北朝》一章，作者分析了为什么这一时期“文学披上华丽的外衣，与形式主义结下了不解的缘分”，同时指出由于“作家们竞相在辞巧上用功夫”，甚至“不惜以文害辞，以辞害意”，一些文学批评家也注重剖析其形式，这些都与修辞学有关。所以“这个时期谈论修辞的风气也跟着创作一样的繁荣起来”。与此同时，《史稿》的“绪论”部分还分析了修辞与逻辑、语法及文学批评的关系，分别引述了金兆梓、陈望道的有关论述。当然，从更高的要求看，作者在这方面的论析如果更详细、更深入一些，它的价值当更大。《史稿》美中不足之处正在于对修辞学与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论述得稍嫌简略。
《史稿》以简练的笔墨列专节概述了中国历代修辞学发展的大势。作者根据中国各个时代修辞思想发展的特点，把修辞学史分为八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先秦，是修辞思想的萌芽期；第二个时期——两汉，是修辞思想的成熟期；第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是修辞学的发展期；第四个时期——隋、唐、五代，是修辞学发展的延续期；第五个时期——宋、金、元，是修辞学发展的再延续期；第六个时期——明代，是修辞学的崇古期(上)；第七个时期——清代，是修辞学的崇古期(下)；第八个时期——现代，是修辞学的革新期。采用这样的标准来分期，是一种创见，不但比建国前有些修辞学者著述按朝代报账式论述远为具体，即使与本书的前身——《中国修辞学的变迁》的分期相比，也大大前进了一步。一般的著述，都未从概括特点的角度，对修辞学史进行分期。《史稿》分段历述了中国修辞学走过的路程，重点突出了这个历程的变化和发展，指出了每个时期修辞学的特征。如魏晋南北朝为什么是“修辞与文体结合论的崛起期”，隋唐为什么是“积极修辞(辞格)论的形成期”，宋、金、元为什么是“消极修辞论(辞达一合于语法、逻辑)与积极修辞论(辞格)的完成期”，明清为什么是“修辞学的崇古期”等等。在勾勒中国修辞学发展大势时，突出了每个阶段发展的特点，脉络清晰，为以后的修辞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惜的是，在论述中国修辞学的革新期——现代时，可能由于作者久居海外，资料搜集比较困难，所以写得过于简略，篇幅只占全书二十分之一左右。对现代修辞学的重要著作，如张瓌一的《修辞概要》、张弓的《现代汉修辞学》等，也没有给予充分的评述。《中国修辞学史稿》的特点和缺点，他们都扼要地指出来了，缺点当于再版时改正。
1984年，我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直到现在。1985年及1986年我应邀前往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作短期讲学，讲题是《我研究和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的经过》。同年，我被聘为厦门大学客座教授，又被聘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到校参加应聘仪式并讲演《我从甲骨金文中发现了谈修辞的记载——中国修辞思想已不能再说是萌芽于先秦诸子，而应该推溯到商周的甲骨金文了》，不知我的说法能否成立，因为这只是另一次尝试性的演讲。我希望前辈和比我年轻的学者，能继续发掘，使甲骨金文中的修辞思想显得更加丰富！
我最近撰写《语法修辞结合论行得通吗——给汉语语法修辞学者的公开信》，得到吕叔湘、张志公、胡裕树、陈亚川、宗廷虎、吴士文、濮侃、林文金等十余位著名学者回信表示意见，陆续在《修辞学习》上发表。我的小传被编入日本出版的《日本大学名人录》(日本教育通讯社编)，香港出版的《中外文学家辞典》(黄锦池编)、《星马人物志》(宋哲美主编)、《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李立明著)，四川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阎纯德主编)以及《中国现代语言学家》(陈亚川编辑并执笔)。
我一开始写学术论文，就立志要做到每一篇论文都要有我自己的心得，自己的意见，确是别人不曾提过的，或是对某一事物、某一问题有新的发现，而这发现是由我自己得来的。60年代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讲学，看到早稻田的“教旨”和我不谋而合，于是我更加服膺着。我研究黄遵宪，有我的创见，创见虽不多，但还是创见。我研究中国修辞学史，创见就较多了，似乎我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和《中国修辞学史稿》这两部书可以说全是创见，因为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写过类似的书；但这样说太夸张了，也未免太笼统了，下面具体地举出几个实例来。如与陈望道先生论“照应”的修辞法可以说是创见，论《史记》修辞之偶疏可以说是创见(金代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虽然也曾指出《史记》修辞之失，但欠精细，而且他所举《史记》修辞失当之例，也有原来并无不当的)前者陈望道先生没有说我所论欠妥，后者据李金苓、易蒲二位的书评所说，所论已能为多数人所接受。又如在《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中指出宋代陈骙的《文则》是第一部论文的修辞法的专著，在《中国修辞学史稿》中指出明代谢榛的《四溟诗话》是第一部论诗的修辞法的专著；指出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篇》第一次将“修辞”二字连用，而这修辞又确是指Rhetoric而说的；又指出《文心雕龙》的《才略》篇以为说张华的《鹪鹩赋》本于韩非之《说难》，其实两者并没有寓意相同的地方——并进而指出《鹪鹩赋》完全是取义自《庄子》的《山木》篇和《逍遥游》且为详举了例证；指出李白《丁都护》诗用典错误，苏轼《咏梅》诗用词失当；指出鲁迅在《匾》一文中所说的乡间笑谈，原来出自清崔述的《考信录》；指出《漫叟诗话》误指“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为富贵诗，鲁迅的《革命文学》从之，而不知此二句出自白居易的《宴散》，其实只是看人富贵而已；又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说修辞有狭义和广义的分别，但却只举了狭义的例子，而将广义的例子忽略了，《中国修辞学史稿》的绪论举了几个广义的例子。这些都可以说是发现(或补充)。(我这里所说的虽然都是事实，但语气似乎沉重些，其实完全是出于悲愤，无法抑住那不平之气而发的，绝不是有意夸耀；因为我长年在缺乏学习条件的处境中却还要不断地学习，虽是小小的心得，得来也是非易，所以难虽要强调其辞，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我对黄遵宪的研究和撰著《中国修辞学史稿》，观点力求跟得上时代，如《史稿》汉代篇提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论《春秋》的用词，赞其能深入地阐明《春秋》遣词设句的道理，确是一种创举；但也指出董氏在这部书里，流露出来的思想倾向，却是要不得的，他尊崇权贵、贱视人民的思想意识是很分明的。
正如赵光德、吴福林二氏在《开为现代社会科学家作传的先河》(《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所说：“此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不是先有某一固定的观点，再选择史实为我所用，而是尊重史实，再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或让准确可靠的史实本身说话，虽不加评论，褒贬自在其中。”二氏的本意，原是对人物的评价问题而发的，但我的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稿》，确也是根据这个原则而为的。因为古代并没有完整的修辞理论，每个时代所能找到的修辞理论，其中各家的意见，大都只是寥寥数语，而修辞学中的各个项目，各个时代所能找得到的资料，或有此而无彼，或有彼而无此，如果先立下几个项目，再根据史实去找资料，有些资料往往找不到，便缺下来了，无从动笔；由于历史事实所限，由于资料所限，所以我只好尊重史实，根据所能找得到的各时代资料，再就资料加以整理，分成若干类，各立小题目，然后据以编写而成书。但观点应该是固定不移的。
我不用卡片。自从1964年写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以后，十五年间，我阅读时一遇到有关修辞学的史料，便立即复印下来(或抄下来)，一张都不遗失，妥为保存。这样，到了1978年东京的大东文化大学为了创办外国语学研究院，聘请我为《中国修辞学研究》这一门的教授的时候，我便开始将如山的一大堆资料加以整理。先将同时代的集中在一起，分成一大包一大包，再就同门类的修辞理论选出，重新整理，然后动笔编写。先前，将采得资料，加以复印或抄写之后，立即注明出处，并将自己的意见写在复印纸上(或旁边)，现在编写时要引述和评论，也就不觉费力了。不过编写时发现某时代某种资料应该要有，而所搜集的资料中却付阙如，于是再特地去找资料，加以补足，也不是没有的事。
有一件事须在此一提的，是我搜集修辞学史的资料，并不都是取自原书，有不少的资料却是转引自别的著作；这些转引的资料，如果容易找到原书，我都不懈地去找，对照改正。不容易找到只好听之。书稿送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后，谢谢出版社的几位文科编辑先生，他们对照了原书，结果发现有些转引的文字，与原书大有出入，有的竟为原书所无，这可能是引述者误写书名。转引的文字与原书有出入，改正便得了。至于原书所无的，那就较麻烦了，到底出自何书呢？如遇所引的资料，很是重要，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放弃觉得未免可惜，我便从错写之书的作者同时代的近似的著作中去找，这工作真辛苦，费时也多，有的竟被找到了，便报告出版社；那些怎么找也找不到的，便只好割爱了。
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专著少之又少，有关修辞的论述往往夹杂在经解、文论、笔记小说、诗词曲话或其他的杂著之中，我须从古籍中去沙里淘金，往往读遍了古代每一文家的文集，才发现有三言两语或一小段的修辞理论。至于诗话中评述诗句成为修辞理论或属于论辞格的，我想在《史稿》中加以引述或再批评，也先要找到诗话中所引诗句之原诗，细读全首，才能评论其得失。如诗话所引诗句，原已详示作者和诗题，便容易找出全首来；有时只举作者，未提到诗题，也不难找；最难找的是但举诗句(或诗句中的短语)，作者的名字和诗题却一字不提，这真有如海底摸针。遇着这情形，我多数是割爱，但也有不忍割爱的，我便从上下文意，臆测其可能的时代；再就所引诗的风格，臆测其可能的作者，然后再去那作者的诗集中去翻查，有时竟然也会找到。但多数是找不到的。
我在特地去找补充资料的那一段时间，在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稿》的那两三年，还有较早时在早稻田大学与实藤惠秀教授共同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的那一年，不论星期六下午、星期日或是公共假日，不论天气多冷或多热，我都是夜以继日，几乎全无休息地工作，结果两书得以编成和写成。
古人“凿壁偷光”与“引锥自刺其股”，如此这般的苦学，我以为都是不足为训的，因为前者可能导致邻居报警，定罪入狱；后者可能诱发“破伤风”，而有致死的危险。照理，我既然长期间无法在学术机构工作，故工作不能与研究相配合，早就应放弃学术研究了，然而我却于心不甘，仍旧死抱住学术不放，可以说是自讨苦吃，愚不可及，结果事不只倍而功尚不及半。我希望世间像我这样不幸的遭遇的人不会再有，从此再没有人迫得非像我这样的悲惨苦斗便无法学成，所以我的舍生苦学也和“凿壁偷光”、“引锥自刺其股”一样是不足为训的。假如以后还有众多的人须像我这样无休息地苦学才能有小小的成果，则这个世界将是一个可悲的世界。希望再没有人会有像我这样的遭遇。
我从1936年在上海《逸经》文史半月刊发表文章直到现在已超过半个世纪了，只有对黄遵宪的研究和对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稍有心得。我以为治学成败的关键全在“决心”的有无，青年朋友大可不必像我这样舍身苦学。治学的方法只有“有恒”二字，有恒的研究才会深入了解，深入了解自会发生兴趣，所以说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常听一些青年朋友说：“我对某门学科没有兴趣。”那是因为他对某门学科还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兴趣既发生，欲罢不能，日子久了，自然会有多少的心得，这是我小小的经验，希望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能和我共同奋斗！
1986年5月19日写于香港
注释：
［1］ 1992年4月我被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承蒙校领导和同事的顾爱，鼓励我到北大来从事研究工作。假如能够实现，当必较有读书的机会。
［2］ 因行前患病，只得将论文复印寄交主办当局，请其代为分发给与会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