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与内地学人交往至1978年以后尤为频繁，翰墨结缘，鱼雁传情，因他渊博的学识、创造性的思维，以及宽容平和的性格，众多学人视与郑氏交往为乐事。但是，郑子瑜与内地学人交往并非始于此，早在“文革”之前便开始了。
1958年1月，因研究周氏兄弟的需要，他曾去信周作人，询问可否将生平旧诗寄来，并设法代为出版。周作人将其诗稿《老虎桥杂诗》寄给他。这些诗是他1946年、1947年间在南京狱中所作，涉及面颇广，对了解周氏兄弟的家世和童年生活极有帮助。后来，周作人又陆续寄来《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苦茶庵打油诗》、《苦茶庵打油诗补遗》、《老虎桥杂诗补遗》等，并嘱郑子瑜将前寄的诗合编为一集，改名为《知堂杂诗抄》。1961年，周作人又写了《知堂杂诗抄序》寄来。这是自1935年郑、周同发表文章于《逸经》而神交以来，以书信形式的进一步交往。我们可以从《郑子瑜墨缘录》中所见三封周氏致郑氏函中看出其交往中的文人风貌。周作人因得知郑氏致力于黄遵宪研究，曾向他介绍自己所见，“近见友人持有誊写本《人境庐诗》，乃系新加坡赖伯陶所为，又有附录王仲厚著《黄公度诗草外遗著佚闻》，在南天似不少关心人境庐者，不知先生知其人否？”(1958年1月23日)“承见惠赖伯陶先生之誊写本，先此致谢”，“照片三枚(日本杂事诗初稿冢，人境庐及其门楣等)收到”，“关于《人境庐诗》旧有抄本，此书未知其尚存北京图书馆否？”(1958年7月24日)“见嘱之事，调查何如璋等事迹，当可嘱托熟识之人办理，容徐图之”(1962年1月16日)。
从中看出郑、周交往中以探讨黄遵宪为重心。“彼此都嗜好黄遵宪的《人境庐诗》，也就相识了。”郑氏认为，“不幸得很，周氏在抗战时期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这是他生平最大的失策”。［64］后来，《知堂杂诗抄》终于由岳麓书社出版，郑子瑜觉得如释重负，他也为朋友做了一件为中国文学史保存史料的好事。
但是，1978年以前，郑子瑜与内地交往较少，如《论“照应”》一文原是写给陈望道的一封信，因条件所限，只得发表公之于世。有一件事郑氏记忆犹新，1978年郑著《诗论与诗记》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他曾高兴地委托出版者将书分寄大陆和台湾的亲友，结果两边均将书退回了。而1983年，该书已由内地友谊出版公司再版，台湾也出版了《中国修辞学史》。可见变化之大，新时期的来临，为郑子瑜与内地学人交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郑子瑜扩大了与大陆学人切磋学术的范围，他曾与郭绍虞、许杰、俞平伯、王力、谢希德、朱杰勤、汪向荣、周汝昌、钟叔河、王瑶、王利器、季羡林、张寿康、林非、严家炎、张岱年、蒋祖怡、吴小如、李侃、钱理群等内地学人交往，或促膝谈心，或鸿雁传书，或同声相应，或质疑诘难，不旁门户，不拘辈分。为探索中国文化作出努力。在郭绍虞、王瑶等人去世后，郑子瑜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撰写了回忆文章。这里，我们仅举几例。
周作人、俞平伯、王瑶、钱理群、陈平原是具有师承关系的五代学人。俞氏曾听过周氏的讲课，又是王氏的师辈，而钱师从王氏，又提携过陈氏。郑子瑜与五代学人都建立了极为良好的友谊。他曾在《王瑶先生在我的回忆里》一文中，回忆与王瑶的会见，王瑶不但佩服郑氏的学术水准，对其《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一文大加赞赏，甚至由郑文的启发而得出“‘五四’早期的白话诗也正如宋诗一样以‘作诗如作文’为主要理论旗帜”。王氏力荐郑氏的《〈阿Q正传〉郑笺》，使郑氏感动万分。(从1989年1月21日王瑶致郑子瑜信中，可见王氏为郑氏之出版事宜想方设法，费神颇多。)而俞平伯与郑子瑜交往可追溯至五十年代，经周作人介绍，曾为郑子瑜选集题签，又赠书予郑。1987年，俞氏赴港讲学，郑子瑜于俞行前曾撰诗一绝以颂： 合浦还珠已可期，
先生来此正当时。
十年枉被狂徒议，
无损真金忽与厘。香港《明报》上撰《俞平伯先生到香港来了》一文，表示欢迎。而俞平伯对郑氏心仪神交，曾有多封信函致郑子瑜，其古道热肠，令郑子瑜感动。钱理群与陈平原是新时期在现代文学方面作出贡献的中青年研究者，郑子瑜不但十分了解他们的研究进程，尚有书信往来。
郑氏不仅与这五代师承学者有关系，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与同门三代、父子两代有过十分感人的交往，足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令人回味的逸事。
蒋伯潜、蒋祖怡、蒋绍愚是同门三代学人。郑子瑜在《中国修辞学史稿》中曾特别提到蒋伯潜、蒋祖怡父子的《章与句》、《文章学纂要》，后来，蒋祖怡著《郁达夫旧诗笺注》，以十分谦逊的态度请郑子瑜作序，郑氏欣然应允。而蒋祖怡之子蒋绍愚也子承父业，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郑子瑜进行学术上切磋，1991年12月4日致郑子瑜函中曾讨论过《漫叟诗话》。
郁达夫曾与郑子瑜有过交往，不但面谋且有书信往返。在郁达夫遇难多年后，郑子瑜又与其子郁飞取得联系。郁飞1985年10月10日致郑子瑜函中，向郑氏简略汇报了工作情况和自己为研究先父所作的努力。这真是意味深长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