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23日，为纪念黄遵宪逝世六十周年，郑子瑜在南洋学会发表演讲词，《关于黄遵宪诗的笺注及其佚诗》一文是针对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中某些对黄诗的误读而作的。后来发表于早稻田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第十三号上。
钱仲联是现代学坛上的硕学之士，他治“黄学”曾得到黄遵宪从弟由甫的帮助，加上钱氏用功之勤，对所笺诗抉隐发微，学术界一向给予极高的评价。但是，正如陈衍所言：“公度诗多记时事，惜自注不详，阅者未能尽悉”。［62］所以给注释黄诗带来极大的难度。而黄遵宪是一位迈向世界的诗人，诗作中歌新咏旧，足迹遍于四大洲。在时人眼光中，所谓“世界”一天天变大，中国古代所未闻未见之事，层出不穷，欧风东渐，也使国人原有的狭小眼界拓宽了，因而认识的框架也跃出原有的思维定式。这种变革转型年代的古今、内外上的巨大反差，如果观念囿于旧说，必将对黄诗中一些名词和反映异域风俗的描写，作出不得要领的笺注。而传统的以古笺今，以寻觅语词最早的语源的方法来笺注黄诗，一遇上异域新生事物时，不免与事实相距甚远。所以，以古笺今、笺洋而不注重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上的巨大变革，便会产生舛误。如“玻璃”一词，黄诗中所言与《山海经》中所言虽字词相同，而物象意义却相距十万八千里。
郑子瑜是在“黄学”研究中首先注意到这种方法的弊病的。他对钱氏“详征博引、观点极为正确，对于诗人的家世，所注尤详”而表示“极佩钱氏用力之勤”外，对其中不足之处归纳为四点，并一一加以举例辩证，以还黄诗真貌。
其一为引征失宜。
郑子瑜引钱氏《发凡》说：“征典必引其最先者。然词章之学，异于考据，作者每多称心运用，而不必溯其源者。兹所征引，务酌其宜。”郑氏说： “这意见原是十分公允的。但笺注中多有未照《发凡》所称者，如卷一《感怀》诗‘古人岂欺我，今昔奈势异’句下注引贾谊《过秦论》‘而攻守之势异也’。诗意原是今昔之势异，从而劝导世人不必则古称先，以往古为他山之石，观下文‘识时贵如今’可知，与攻守之势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若见诗句中有‘势异’二字，则凡古文中之有‘势异’二字者，不问其是否与诗意相侔，妄加征引，又何得为‘务酌其宜’乎？又同诗‘儒生不出门’句下注引老子‘不出户，知天下’，亦与诗人原意相悖，观下文‘勿论当世事’可知。”在黄诗《香港感怀》“酋长虬髯客”句下，钱氏注引《汉书·张敞传》：“求问长安父老偷盗数人”，后又引《宋史·艺文志》：“杜光庭《虬髯客传》一卷。”郑子瑜评点：“独没有说出虬髯客系指英吉利斯人。”
所谓引征失宜，其病出自笺注者未能将黄遵宪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人物置于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下来考虑，以传统的笺注技巧和传统的观点来处理，这种失误便难免了。
其二为笺注欠实。
郑子瑜引征《发凡》说：“兹编力求翔实，其不知者，则付阙如”，又说，“诗中多外国故实，中多有失实之处”。黄遵宪任驻新加坡总领事时，作诗甚丰，但有些诗意境新颖又兼及新名词和新科学技术上的新概念，对笺注者来说难度甚大。郑氏举例说，《新加坡杂诗》“横行看马头”句，钱氏引征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新加坡本柔佛国地，嘉应二十三年，英以兵船夺据之，其王退居近岛，英不废之，认为自主之国，然与他国交涉，仍须听英之命”。又引《史记·伯夷传》“横行天下”，引《左传》“惟余马首是瞻”。钱氏因此笺“马头”为“马首”。郑氏指出舛误之处： 原诗的意思是说，英人出入新加坡，可以横行无阻，不必如他族人之须受海关人员的检查，只要到马头(即码头)一看，便能知道。“马头”是水岸停船的地方。《通鉴·唐纪》穆宗长庆二年：“史宪诚据魏博，于黎阳筑马头。”注谓“附河岸筑土，植木夹之，至水次，以便兵马入船，谓之马头”。现在多指海岸或河岸泊舟的所在为马头，但却写作“码头”。钱氏或不知“马头”即为今之“码头”，所以有这样的误解。又说： 同诗“诸蛮尽向西”句下注引《晋书·肃慎氏传》：“至成帝时，通贡于石季龙，问之，答曰： 每候牛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国所在，故云。”而不知原诗的意思，乃是指群岛诸夷已尽归于西人的统治之下。其三为不解诗意。
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期间，曾小驻华人山庄养疴。《己亥杂诗》自注说：“潮州富豪佘家，在新加坡之潴水池也，筑一楼，三面皆水。余借居养疴。杂花满树，无冬无夏，余手摘莲菊桃李同供瓶中，亦奇观也。”遂作《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曾品评说：“半取物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物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郑子瑜评曰： 而对于此诗之诗意，竟没有一字道及，可见梁氏并没有了解此诗。钱氏笺注此诗，也没有一个地方说到此诗的寄意所在。查此诗实借莲菊桃杂供一瓶，以喻新加坡各族杂处，应该谊若一家，不应互相猜忌，而想锄去他族。黄氏更提倡异族通婚，所以有“移枝接叶争天功，安知莲不变桃桃不变为菊”的句子。凡是这些寓意，都是笺注家所不可不了解的。郑子瑜长期居住南洋，对黄诗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对黄诗中词语出典、背景所作的补充和纠正是十分精到的。
其四为伦次颠倒。
郑氏引《发凡》云：“凡一典屡用者，复见处但注‘见某诗注’。”接着指出，钱氏在某些地方却有违 这“笺注家体例”——“同出一典，必须先见者先注，后见者但注‘见某诗注’”。他举一例，“如卷一第一篇《感怀》诗‘且濡语溪笔’句下注云：‘语溪洋后卷十《和平里行和邱仲阁》注。’这样一来，读者必须先翻查卷十的诗注，然后才能了解卷一第一篇的诗句”。
郑子瑜对钱氏笺注中舛误所提异议，对黄遵宪研究无疑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不仅仅如此，这从中还反映出郑子瑜治学中不囿于传统观念的一种全新的更广阔的眼光。如果说《笔谈遗稿》偏重于以校雠为主的文献发掘，而该文则是以诠释为主的“义理”发挥，并以现代人文科学诸学理来开掘黄遵宪诗作使黄诗脱去朦胧面沙，一显其真貌。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在高层面所建树并自创一家者，大多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来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即使是有留学经历并深知西学之道者也概莫能外，在深研西学之后，回归中学，方能从传介、诠释的层次一跃而入拓展、创新的境界。郑子瑜的黄学研究个案，再次为这个道理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他的立足点已经从传统的藩篱中从容步出，具备一种开放的世界性眼光，也即是中国文化旧传统和欧风带来的科学方法，当两者天衣无缝融合在一起时，无疑会结出硕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