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由于《中国修辞学的变迁》的突出学术成就，使《中国修辞学的变迁》被早稻田大学列为语学教育研究所丛书第一种，这是该大学创校以来出版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因而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台湾学术界对该书表示关注。有论者说：
“1965年新加坡华裔学者郑子瑜先生写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后，在台湾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后台湾学者在撰写修辞学专著时也都在书中用专门章节来回顾和描述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史，让读者对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和概象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60］而大陆著名学者纷纷在著作中对郑氏巨作或加品评，或加引征。如郭绍虞《语法修辞之学与语义学之关系》一文提及这本书，说他所见修辞学一类著作中，只有郑子瑜的著作引述文天祥所说的文辞和语辞之区别，吴文祺、胡裕树诸语言学者也纷纷对郑子瑜著作加以评论。远在西德的汉学家也在所著《陈望道与中国现代修辞学》中引述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对陈氏巨著的评语。
郑子瑜从此跻身于国际学术界。
但是，仿佛命运有意要考验这位苦学成材的学者。载誉回到了新加坡，除同人们对他的巨大成功表示由衷地称赞外，郑子瑜还是无法进学术机构从事专业研究，“直到1978年，这十余年间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痛苦和最悲惨的岁月，真是一言难尽……但我还是利用业余时间，自所能看到的报刊以及所能买到和借到的书本(我经常到外地去求借)去探索，如果发现只言片语是有关修辞学史的资料，我便及时抄了下来，或者复印下来，一张都不让它遗失，静候时机，希望将来能有编写成书的一日”。［61］作为一位学术道路上的勇敢探索者，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社会的习惯势力，以身份为重，对苦学成材者无视其艰辛，更对其成绩视而不见，甚至人为地制造障碍，企图阻碍其茁壮成材。而商业社会中又视学术(尤其是传统文化)为“小道”，仅仅注重财富和金钱的增值，忽视对传统文化的深层研究来促进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压力，由于人生追求悬殊过大，一位有丰富精神生活和执著追求的学者往往很难为家人世俗的眼光所理解。但是，郑子瑜是事业强者，他硬是抱定为学术而献身的信念不变，在极其困难的环境和众多不理解的目光下，从事学术研究，为探索华夏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财富而努力。正因为这样的坚毅努力，他对学术作出了贡献，其中颇有分量的《关于黄遵宪的笺注及其佚诗》和《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便诞生在艰难的岁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