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郑子瑜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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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神交陈望道

在《变迁》中,郑子瑜对陈望道作了崇高的评价: “真正不顾复古派的对抗,采用由东方传入的科学方法,彻底将中国的修辞学加以革新,把中国各种修辞现象做过归纳的工夫,写成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书的,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陈望道。”

“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出版,对中国的修辞学来说,不但空前,(据刘大白的序言说:‘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几百万年的辞,并且在作文的时候,也已经修了几千年的辞,可是竟并不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修辞学。直到1932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而且是绝后了——因为到现在还不曾有像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那样有价值有分量的中国修辞学新著出来。所以严格地说来,中国修辞学,只有一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57]郑子瑜对陈望道著作作出空前的评价,并非出于一种盲目崇拜心理,实际上他与陈氏神交已久。

早在30年代,郑子瑜的杂感《说与旁人浑不解》便是响应陈望道所倡导的“大众语”运动而撰写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郑子瑜在新加坡华侨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工作时,除从事文学写作和黄遵宪研究外,“得有机会细心学习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58]出于实际教学需要,也出于对古典文学的更深层次理解,郑子瑜那一段时间,对《修辞学发凡》作了很深的研究。

这种研究的结果,使郑子瑜在1960年4月6日给陈望道写一封《论照应》的信,对陈著若干值得商榷之处,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这是郑子瑜在中国修辞学研究上的第一次试笔。

《论照应》对陈文论消极修辞须“伦次通顺”一节所涉及“照应”提出了异议,对所述“要使话语文章的伦次通顺,应该顾及语言的习惯,又应顾及上下文,便是相衔接和有照应”的意见除赞同外,对所举四则“欠照应”的例证认为不妥。

这四个例证是:

一、 沽酒市脯不食(《论语·乡党》)。

二、 大夫不得造车马(《礼记·玉藻》)。

三、 润之以风雨(《易·系辞》)。

四、 猩猩能言,不离禽兽(《礼记·曲礼》)。

对这四个例证,郑子瑜指出,如“车马”等词,“大都是可以以‘偏义复辞’来解释的,而且也合于语言的习惯。所谓‘偏义复辞’,用的是复辞(如“禽兽”),却偏取一义(如“兽”)。”并说“这正是有系统的修辞法之一,近于先生所说的‘破格’,属于积极的手法”。郑氏又阐明“偏义复辞”的功用和偏义复辞在诗词里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偏义复辞这一技巧,则古来诗词将要大大地减色”。不但如此,郑氏进一步对所举四例所谓“欠照应”句引用陈骙、俞樾的话为佐证,对陈骙称它为“疏略”表示不同意见。

可以看出,郑子瑜出于一种求真求实的学术勇气,对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评论是在继承基础上有所发展。

在《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文传到国内后,引起了陈望道的极大兴趣,他曾对他的研究生说:“新加坡的郑子瑜,在早稻田大学讲学,写了一本《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寄给我,还给我很高的评价。我在《发凡》第十二篇结语里简略地提到了修辞学的萌芽和新旧修辞学说的论争,他这本书勾画了中国修辞学发展的简史,写得很好,可以作为你们的参考书。”在许多人眼中,陈望道是严肃认真不轻易赞扬人的。而陈望道对郑子瑜所作的发自内心的赞语,说明他们心灵的相通,互相尊重,是修辞学上的知音。郑子瑜曾经充满感情地谈到,他研究修辞学,是从读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开始的: 虽然我不曾听过陈望道先生的一节课,但假如不学习陈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我便不会对修辞学产生兴趣,更不会写成《修辞学史稿》了。所以我和张志公一样,都是陈先生的“私淑弟子”。什么叫“私淑弟子”?张志公先生在《〈修辞学发凡〉给我的教益》一文中称自己是陈望道的“私淑弟子”,并作过解释:“私淑弟子”就是没有从某某先生直接受业,而从他的著作里向他学习,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学习他的治学、为人,总之,把他作为自己的先师来对待。”

郑子瑜先生也正是这个意思。难怪他有一次风趣地说: “有一次我正巧遇到张志公先生。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同学,别来可好吗?’张先生愣住了,肯定在想: 怎么冒出个‘老同学’来了?我哈哈大笑说: 我们都是望道先生的‘私淑弟子’,不是老同学是什么?”就以子瑜先生来说吧,他从对修辞学产生兴趣,到决心研究修辞学史,均与《发凡》有关。他称自己在研究时,是用《发凡》的理论“作为找修辞学史资料的依据的”: 我要从古籍中那些文论、随笔、杂记、诗话、经解之类的著述去找修辞学史的资料,必须先要弄清楚修辞学的范围,这可以不必费力,因为我们有现成的修辞学经典做依据。陈望道先生的《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这不是经典是什么?1987年10月29日,复旦大学隆重举行陈望道逝世十周年暨语法修辞方法论学术讨论会。郑子瑜从香港赶抵上海,出席这次隆重的会议。他向大会做了《从陈望道先生指示我们研究修辞学的新途径说到修辞学者的响应》为题的报告,从中流露出对陈望道的无比崇敬之情。但是,直到陈望道去世之时,神交心仪陈望道的郑子瑜也未和他谋面,只是一种学者心灵间的沟通。此事令郑子瑜终身遗憾。